被证实的遗言（四）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之四、五）
四、为什么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在十月事件后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对我很不了解的人推测说，我的决定是十月政变后没过几天布尔什维克粗暴搜查我家的结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次搜查并没有吓倒我，不仅如此，这次搜查也不是有些报道所说的是我健康恶化的原因。另一些对我了解较多的人认为，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我疾病突然加重的结果。但他们说得也不对，尽管我的健康在秋天降临后确实迅速恶化，以至一个月里我的手甚至已经握不住笔。如果我认为斗争有意义的话，我的卧病不会使我止步，因为我写不动的话，可以口授。我放弃斗争出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
一、我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半列宁分子的批评，不愿讨好流氓无产阶级，拒绝推进革命，对临时政府持忠诚的态度一一这一切都起了不利于我的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不愿对列宁让步。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强化的阶级敌意和对立、政治上的闭塞和无知日甚一日，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向右面呼吁，向工商阶级呼吁时，右面鼓掌，左面默不作声；当我向左面呼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呼吁时，左面鼓掌，右面默不作声。其结果是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不理解我。而唯一能拯救俄国的妥协却因政治虚荣心而被牺牲掉了。造成这一切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但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无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同样如此！）大量文盲、战争造成的人民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欧洲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和有始无终，这一切都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阶级对立的种子得以迅速发芽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客观上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二、我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现在，当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时，我不能向我过去和现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矇骗，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首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极为可悲的。但是让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令人十分伤心）走完变幻莫测的历史给他们勾画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吧，让他们成熟起来，登上理解自身使命的高度吧。
三、另一些考虑也使我不再进行斗争。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会受到伤害，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丧失殆尽。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为俄国而悲痛，但我由于仍然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只好）选择后一种可能。
普列汉诺夫1856年生于俄国一个小贵族家庭。早期他是俄国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是当时 “青年思想的权威” 之一。20岁那年他和自己的朋友在彼得堡卡赞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组织了俄国第一次工人示威，发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演说，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880年初他被沙皇政府重金通缉，被迫侨居国外37年。他因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告别了民粹派。后来，他成为民粹派最有力度的批评者。他不是谴责个别人，而是剖析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他在国外期间，同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如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盖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联系，以后又同恩格斯往来并以其为导师。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 “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国际成立后他成为领导者之一，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他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公认的学识渊博又最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用 “俄国的陈独秀” 来类比他的地位和作用毫不逊色。
所以，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又爱又恨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不能对过去的革命战友一刀两断，更不能枪口对内，在既有现实面前，他只能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列宁进行严厉批评。
五、布尔什维克政权能保持多久？
……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未来、至少是不久的未来不可能是不明朗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不至一次说过，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俄国目前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行动，都能使我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四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
第一个正在无情到来的危机是饥荒危机。如果列宁不能摆脱同遏制阶级恐怖并积极反对征粮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那么布尔什维克今年秋天将会失去政权，到那时农民会把粮食埋到地下，全国将遭到一场罕见的饥荒。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要执政。但是布尔什维克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政府机关，从而放开手脚干，就能渡过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列宁明白这一点，将利用最先出现的机会来破坏自解散立宪会议以来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昨天的盟友的威信，把他们一举粉碎。对这样做的必然性无需加以论证。不久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签署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人民委员会，不接受列宁的 “粮食专卖”一一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的危机已到了未来几个月完全破裂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唆使觉悟很低的工人和打着写有 “捞一打” 的旗帜的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的对粮食的剥夺，能再支持上一两年，直到连无产阶级自己也清楚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为止。
经济破坏的危机。即使这个危机他们也能克服，只要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并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话。国内战争使他们可以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并把经济破坏的责任推在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身上。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会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来恢复生产，将会再维持上五年或十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
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
布尔什维克在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时，于1917年给自己脚下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虽然原来他们的纲领计划要使土地国有化。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一最严重的危机一一政治经济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布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一部分农民一一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这一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将会指点布尔什维克，还要看农民到那时的分化程度。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第三个危机后可以再维持上许多年，直到出現第四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为止，在这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一一布尔什维克政权一一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严密的监视和发达的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将会对我的预测作出修正，对这些情况我无法预料，一切全取决于偶然性陛下的意志。例如，什么时候德国将被打败(我毫不怀疑德国将会战败)，战后的欧洲将是什么样子的，一旦列宁去世谁将是他的继任者，等等。我还不排除列宁作为一个策略灵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作出重大修正，放弃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这将引起流氓无产阶级的不满。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
列宁在当年虽然以巨大的代价克服了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前三个危机，维持了政权的稳定，但意识形态危机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梦魇。所以，无论是列宁还是继任的斯大林，只好以谎言加暴力的方式使红色帝国苟延残喘下去。70年后，普列汉诺夫的预言实现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一一改革丶公开性、民主化，初步放开了言论自由。结果，不费一枪一弹，红色帝国果真是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为什么在它1848年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偏偏拖到70年后的1918年：才见到成效了呢？获得这种成效的社会基础条件是什么呢？我以为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里的论述比较有说服力。他在《超凡神话的中心地位》一节中是这样说的：
20世纪的悲剧基本上是非始料所及的。在1900年元旦普遍的预测根本没有料到以后会发生意识形态原因的屠杀和政治性的战争。然而，甚至在19世纪后期，特别在20世纪初，自觉的政治生活，尤其在欧洲，日益开始被宏伟超凡的空想一一我称之为超凡神话（metamyth）一一所吸引和振奋。这类空想能在文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人们中取得广泛支持，因而在政治上可以动员群众。
这一宏伟超凡的空想可以理解为，是寻求拯救的宗教激情和认为比外来者优越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感，以及降低到平民主义口号水平的乌托邦社会学说的不合乎理性却颇有吸引力的大杂烩。通过致力于尚待实现的想象中的实际就可以摆脱令人不满的现实，超凡神话被用来振奋和诱导群众的情绪一一随着识字的普及，增强了超凡神话的政治吸引力，和随着受超凡神话影响的工业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屠杀有实现的可能。
超凡神话作为一个政治因素的出现，必须要在20世纪出现群众性政治觉悟现象的背景下去理解，这现象就是对政治要求有着大规模的敏感性和对政治目标抱有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承诺。这种觉悟是较近时期的历史发展。就大部分历史来说，群众尤其是农民在政治上是消极被动的，基本上不是对政治无动于衷，就是被传统的忠诚所束缚。只有在比较少见的情况下一一诸如受到异教或操外语的入侵者的挑战，或者极少有的农民不满情绪的自发性爆发一一群众才易受激进主义政治动员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近代以前占上风的倾向是，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政治无动于衷。
在打破政治上的消极被动方面，识字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政治上处于启蒙状态的群众识了字，开始通过小册子就能接受简单的政治观念、口号和概念。在此以前主要是白纸一张的群众心灵突然听到了似乎很中听的概念：目前的不平等不是可以逆来顺受的上帝的行为，而是罪恶昭彰的不公正。个人（典型地指农民）过去只不过是永恒不变的等级制度中的末流鼠辈，而现在是拥有集体人格、权利和抱负的人民或民族的成员。更重要的是，被剥削的工人不只是前城市农民，而是历史决定的拯救人类的革命阶级的成员。
识字的普及使传播政治思想成为可能。但是，这也意味着政治思想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和宣传变成简单的观念。在19世纪，尤其在法国革命期间，还有随后的巴黎公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印发小册子的作用会变得如此重要，道理就在于此。所有现代独裁者都依靠简单的口号，这些简单的口号提供了表面上的有说服力而根本上是简单化的公式，它们包含着政治上刚刚觉醒的群众的不满和期望。列宁对简单观念尤其是打动人心口号的重要性特别敏感，利用简单观念和口号的目的在于激起仇恨、不满和被压抑的情绪。依靠和利用政治上的善恶二元论，就成了向突然反应热烈的群众解释那本该是复杂的政治现实意义的权宜之计。
识字作为政治觉醒的关键手段，它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还通过急剧地打乱社会环境来促进这种觉醒。工业化的过程确定了在经济上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识字率。……
工业革命不仅通过识字的普及促进了民众激进主义的崛起，而且民众的政治激进主义还受到日益扩大化的城市化的推波助澜。例如，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世界城市人口从占总人口数的3%上升到约30%，其中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增加起初都发生在西欧。这种大规模转变所带来的唯一结果是，数千万人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把他们既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彻底废除。突然摆脱传统乡村生活的农民集中在城市里，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和桀骜不驯的社会阶级。这个新的城市群体往往在政治上失去方向，因而很容易接受简单的政治号召。他们渴求一一的确，他们需要一一对他们所处的令人困惑和往往是严酷的环境能作出某些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宗教已不再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政治就乘虚而入。
可以这么说，19世纪是民众政治觉醒崛起的第一阶段。起始于西欧然后逐步转向外界，到了20世纪政治觉醒已扩大到东欧和远东的部分地区。识字的普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加在一起促成了新的政治觉悟，它所翘首以待的正是要用可信的和政治上起催化作用的内容来充实。
20世纪的超凡神话最终提供了这类最极端的变异内容。但它们本身是通过法国革命对欧洲的冲击，以最大的激情所引发的种种学说和见解混杂的一一而且的确是反常的一一产物。那场革命对平民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催化作用。这种激进主义的形成是受到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政治上武断但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以及对范围广阔的 “理性” 社会工程的非理性信仰诸方面的影响。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汇集在一起一一同识字的普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作用一一酿成的混合物，一旦转变，后来就成了20世纪怪异的超凡神话。
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作用堪与法国革命等量齐观。……它把民族主义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加剧了已经深化的社会危机。于是，它为设想超凡的乌托邦思想是拯救尘世苦难的种种学说铺平了道路，这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了重大的催化作用，但超凡神话号召力的准备工作却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了。正是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越来越采取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或两者兼有的形式；理想主义被神秘化而成了乌托邦的憧憬；对理性的高度信心变成了教条式的非理性，认为人类有能力设计和建立完美无缺的社会；对宗教的攻击也导致将道德准则视为对政治行动的制约而加以摈弃。结果，在19世纪，旨在蛊惑群众的在政治煽动中占上风的道德相对主义，逐步取代了对政治行为负有个人道德责任的贵族式观念。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被改变了方向，并且被重新注入内容，从而具有侵略性和走向暴政。
马克思主义和沙文主义都为新近占主导地位的煽动性的政治风尚提供了内容。但是，当二者竞相左右20世纪的政治时，在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对理性的信仰和后来的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之间，充当传送带的正是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分子扮演了“超凡神话”的实践者角色，其后果是在上世纪中至少有六千万人成为其“强制性乌托邦”的牺牲品。布热津斯基在解读这种“超凡神话”的社会历史渊源时，并不是从政治取向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社会环境的改变出发，令人耳目一新。但为什么民众识字的普及、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在促进群众政治觉悟的同时，却为布尔什维克的“超凡神话”所惑，导致几乎整个地球被千万无辜者的鲜血浸染，其阴影阴魂至今未消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18年9月初稿，2020年3月23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