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发自德国疫情重灾区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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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居住的Schwanenberg乡村中心广场,后面是基督教堂建于1547年。图/作者提供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简史三部曲》的核心思想是:“进入21世纪后,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人类未来的议题是: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的升级人类。”而现实生活中,攻克瘟疫这一章,却并没有翻过去。眼下新冠病毒(COVID-19)来势凶猛,猖獗之极,席卷全球。这些天来,人们每一天耳闻目睹的,都是令人揪心的疫情扩散,急速攀升的感染者数字与死亡者数字,迄今意大利仅一天之内的最高死亡病例就达793人,恐怖的疫情,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德国也是瘟疫横行的重灾国,而我恰恰居住在德国疫情重灾州的重灾区域,身陷疫情“三次方”的重灾区,虽然还不到谈疫色变的地步,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所悸交织在一起,不吐不快。

狂欢节的一对夫妇是燃点

2月23日,德国莱茵河地区的科隆、杜塞尔多夫、亚琛和美因茨等城市,是每年狂欢节最热闹的城市。人说武汉的“万家宴”是中国疫情爆发与延烧的巨大燃点,那么此次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的狂欢节,便是武汉的“万家宴”第二,不幸成为德国疫情的重灾区。

狂欢节后,2月25日晚有报道说“埃克伦茨市(Erkelenz)发现了冠状病毒感染者,已送杜塞尔多夫医院治疗”。我家就在埃克伦茨市的卫星村里。第二天才搞清事情的原委:一对居住在冈戈尔特市(Gangelt)的夫妻,该市与我市同属海因斯贝格县(Heinsberg)。狂欢节后,47岁的丈夫首先出现感染新冠肺炎的症状,因有前病史,病势凶猛,被转送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重症病房,入院后状况不佳,当夜用上人工呼吸机。紧接着妻子第二天发病,据说他们曾多次接触过一名不久前去过中国的朋友,但这位朋友并未染病。

问题是这对夫妻在狂欢节游行后,当天又参加一个3百余人的狂欢晚会。至于为什么扯上我们埃克伦茨市,估计是因为从我们市医院转去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上报时自然成了埃克伦茨的病例。

此消息一传开,就有朋友来电提醒与慰问,我们夫妇还得一一说明与解释,冈戈尔特离我家还有20公里路程。谁都想远离疫情,逃逸疫区,我是否下意识里在撇清关系?自己也说不清。

科隆大教堂,13-19世纪,历时600年建成,已不见昔日络绎不绝、纷至遝来的拜访者人流了。图/田牧

重灾州中的重灾区

接着传来的消息,想撇清也撇不清了。政府在追踪那对夫妇2周内的接触轨迹时,发现他们十分活跃,曾与许多人发生过“无数次交集”,去过科隆,去过荷兰,去过周边小镇拜访朋友等,妻子是幼儿园的老师,他们还有两个学龄孩子,再加上参加狂欢晚会,这对夫妻这些天的接触范围远超冈戈尔特市,已无法准确的追踪与排查,我们小镇也包括其中了。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一,与他们接触过的千余人,自律居家隔离14天;二,海因斯贝格区域的所有小学、幼儿园于25日关闭;整个区域的公交系统也停止运行。我们村里的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自然人去楼空,公交巴士也随之停运。

问题是仅过了一周,那批自行隔离者便耐不住清闲与寂寞,约有三分之二的人便自我解放了,取消了居家隔离。德国向来是保护人权和崇尚自由的国家,加上当时社会普遍对疫情危险认识不足,以及法律上的局限,所以政府不会强人所难,只能放任自流,视而不见了。

虽然联邦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曾表示:病毒的扩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级别”,彼时北威州的患者(那对夫妇)密切接触过的人数众多,传染链已无法被准确追踪,德国正面临着区域性疫情的开始。

部长的话音落地不过仅仅两周,德国便紧随意大利之后,陷入了欧洲疫情重灾区,截至3月23日,德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28438人,死亡111人。在德国的重灾区北威州,累计感染者8028人,占全国16州的28.2%。而北威州的重灾区就是海因斯贝格县,我们县共有24.5万余居民,感染者竟达到984人。身在其中的我们,不禁不寒而栗。

开始德国人对疫情不屑一顾

2月初,新冠状病毒在武汉猖獗之际,已有感染者进入德国的南部,德国媒体也是跟风报导,连续数天作为头条新闻。我们家便警觉起来,那天恰好要去杜塞尔多夫医院作检查,一早我们就带着备用口罩上路了,车驶入医院区域,一路上居然未见任何人面带口罩,太太建议道:“我们还是不戴口罩吧,否则不是我们防备他人,而是整个医院防备我们了,弄不好把我们当成‘疫情’。”

中国人在防疫方面总是比西方人敏感,那时药房里的口罩早已销售一空,但街上却不见有人戴口罩,估计是被中国人买下纷纷寄往中国。

二月初的一段日子,德国头条报导疫情,估计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在德国每年的流感季节,都会有1-2万人死亡,因此社会忽略了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作为头条新闻没几天,便被往后挪了位置,这就是德国社会最初对待疫情的态度。

到2月25日之前,德国一直没有新增病例出现,之前出现的病例都可以追踪到传染链或源头。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专家或科研机构,均认为疫情在德国蔓延的可能性不大。

媒体一再刊载的是,以德国的医疗资源,足以应对可能的新增病例,政府有关方面和医疗部门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媒体向民众宣传的只是注意卫生,勤洗手,在外不要触摸五官,人与人之间保持1-2米的安全距离,并不主张健康人戴口罩,但希望身体不适、伤风感冒者能带上口罩。当然市面上口罩早已售罄,一个多月以来,始终一罩难求。

忽视疫情的原因

事实证明,德国和专家低估了冠状病毒的危害性,欧洲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原因在于:

一是,长期的流感历史。在德国每年的10月至下一年的4月是流感季节,年年都有几十万至几百万人得流感,其中死亡人数在1-2万,这对德国人来说,是常态。

二是,欧洲人崇尚自由,维护私人空间,尊重自我意识等,根本不习惯、也不愿接受政府的管控。

三是,欧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原因。欧洲人对死亡没有华人那麽恐惧,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瘟疫大流行:鼠疫、黑死病、霍乱、伤寒等。每一次的疫情流行都对人类造成了重大损失与伤害。欧洲人有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为支撑,减轻了一代代欧洲人对死亡的恐惧。在宗教文化中:死亡,是所有生命的最终结局;是上帝的旨意;进入天国是教徒最完美的境界。

四是,欧洲各国政府本身对防疫治疫少有作为。当中国武汉新冠肺炎猖獗时,官方是否以2003年的“SARS”作为参考依据,认为只是亚洲人的病疫,现在还不好说。

德国政府数次表明,德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凸显德国强大的医疗保障体系与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错失了严格阻断病源体扩散的良机,遭致遏制疫情蔓延的失败。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国王大街,全无昔日的繁华与喧嚣。图/田牧

德国紧随意大利之后疫情严重

欧洲疫情的重灾国意大利,按理说是最早取消了中意直飞航班,在1月31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计划持续六个月。问题是意大利整个社会没有醒悟,普遍轻视“新冠肺炎”危害性,政府在具体防疫治疫的方法与措施、医疗物质的筹措与准备、社会组织的布置与落实方面等,均没有及时地跟上。意大利也有一位王广发似的专家,是米兰萨科医院临床生物学、病毒学和应急生物诊断学实验室主任玛莉亚·瑞塔·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2月中下旬,她还多次在媒体上宣称疫情并不可怕,只是一个“大号流感”,还说:“意大利无需对中国武汉的疫情紧张,或过度警惕,不要危言耸听和制造恐慌,只要保持适当的关注即可。”直到3月8日凌晨,意大利总理孔特才签署紧急法令,封闭伦巴第大区(省)和中部及北部其他14个区,隔离区内所有人都需要有持有特别许可证才能出行。至3月22日,意大利已有累计确诊59138人感染,5476人死亡,死亡率为9.3%。

2月中旬,德国的权威人士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所长解释:大部分被感染者只有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如发冷和咽喉疼或者毫无症状。每100人中有15人重症,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转为肺炎,迄今以来的数据表明,死亡率在1-2%,高于流感的死亡率。联邦医学学会主席克劳斯·赖因哈德(Klaus Reinhardt)在媒体采访时说:德国目前装备良好,已经做好了准备。相对于人口而言,德国是世界上医院和诊所密度最高的国家。这样的告市民语,属于机械式的就事论事说明,没有起到警示与警世的效果。

2月下旬出现了北威州患者(那对夫妇)病例后,卫生部长斯潘警示:“病毒的扩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级别’,”居然还招致讽刺道“大惊小怪”和“作秀部长”等,德国社会仍然对疫情尚未有认知、感悟与警醒。

《德国之声》刊文提到了一位华人医生对疫情的见解:“德国目前采用救治肺炎的方式治病(指新冠肺炎)。……如果得了这个病,那麽你在德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的机会,远比在中国大得多。”这位医生还强调:“如果我们华人因不了解真实情况而惊慌恐惧,把自己的生活搞乱套,躲在家里不出去或者不去上学,该做的事也不再去做,那就是浪费了德国社会为大家提供的保护,辜负了德国社会给大家的福利。这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事情。我们真应该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

据我个人以往住院的经验来说,即便是太平盛世时期,也经常因为床位问题,需等待与拖延时间。而面对疫情急速蔓延时,我不禁疑惑,医院如何能应对大批量感染者的床位问题呢?

眼下德国的确诊感染者病例,每天以数千余人速度递增,使德国的医疗系统面对严峻的考验,医疗资源已近乎饱和,政治家与医学专家天天向民众呼吁:不要出门,自善其身,全民努力,尽量延续疫情蔓延速度,否则意大利的悲剧就可能在德国上演。

面对“新冠肺炎”大爆发,整个欧洲一片混乱与溃败。英国、瑞典一度消极面对疫情,曾传出采取佛系抗疫,顺疫情发展,以“群体免疫”自然法面对,即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当绝大部分人被感染免疫后,疫情自然便会得到控制。

其实这恐怕只是颓败与沮丧之语,世人尽知,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与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关,任何国家对新药的审批非常慎重与严谨,均以法律法规加以监督。新药研制尚且如此严格把关、尊重生命个体,而在来势凶猛的疫情面前,若仅仅采取“群体免疫”,像瑞典这样的国家,至少需要付出几十万人生命的代价,这与战争时期的“投降主义”与“出卖人民生命”有什么区别?加上“新冠病毒”还在继续变异中,未来病毒的发展不可预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侥幸过关。

疫情之下欧亚国家举措对比

无论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还是瑞典首相斯蒂凡·洛夫文,面对举国突如其来的灾难,惊慌失措,无从应对,在笔者看来是正常现象。当年“二战”初期,欧洲国家同样呈现了一片混乱与溃败,不作为的政府,比比皆是,结果只能是认输与投降。彼时英国首相张伯伦也采取了“绥靖政策”。后来丘吉尔接任张伯伦,才出现转机,有了同盟国集团,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逐步建立,最终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眼下面对新冠疫情,欧洲同样是溃不成军,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各国,在遏制疫情上普遍一筹莫展,反应迟缓。

有一种说法,对民主国家来讲,封城封国,限制国人出国旅游,对感染者强制居家禁足等,不符合民主与人权理念,现实中难以落实,所以无法遏制疫情的蔓延。这种说法显然不对,台湾就是民主国家,在遏制疫情蔓延方面,做得非常到位,非常出色。台湾的成功主要胜在两个方面:

一是,领导果断有力。蔡英文总统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临危决断,表现了出类拔萃的领袖风范。

二是,台湾的防疫体制健全。在2003年的“非典(SARS)”时期,台湾建立了完整健全的防疫体制,自此以后,这套体系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巩固,在眼下突发的“新冠疫情”面前,这支专业队伍完全游刃有余。

同样,新加坡、香港、澳门也都临危不惧,成功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与袭扰。

埃克伦茨Erkelenz市中心广场,白房子是老的市政府办公楼,建于14世纪。图/田牧

德国疫情死亡率低下的原因

3月11日,德国梅克尔总理讲话,“控制新冠疫情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全国应团结一致,经受住疫情的考验……”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语调沈重而悲怆,就像是战争前的动员令,在整个德国社会,梅克尔总理享有很高的威望,她的动员令,立即在全德国得以执行与落实,德国正式展开了抗疫大战!

至3月23日止,德国累计确诊感染者28438人,病亡者111人。令整个世界惊异的是,德国的迄今死亡率只有0.4%。意大利是9.3%,中国是4.0%,西班牙是6.7%,伊朗是7.9%,法国是4.3%。

梅克尔讲话后,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德国近日的累计确诊感染者的递增速度,终于有所放慢。相对于庞大的确诊病例,德国病患死亡率低下,主要原因有四点:

一是,德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健全完善,始建于200年前的俾斯麦政府,经过了不断的完善与成熟,基本上解决了德国全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连刚进入德国被接受的难民,也由政府承担其医疗保险。

二是,德国的医疗技术水平在全球排名前列。德国人是西医的鼻祖,向来以严谨治学而著称,德国制造生产的高科技精密仪器更是闻名于全世界。相对于人口而言,德国的医院和诊所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

三是,德国防疫治疫初期,首先在医疗技术力量、各类仪器设备、防疫医院与床位等方面作了规划与准备。

四是,德国在肺炎治疗方面的技术领先,拥有治疗肺炎的国际先进水平。

疫情风险日偏安一隅

笔者家处在疫情重灾州的重灾区域,疫情密度是德国之首。德国共有16个州,截至3月23日,仅我们北威州每十万人中感染者是44.8人,我们所处的海因斯贝格县每十万人中的感染者是386.9人。

好在我家坐落在德国的乡村,每天宅在家里的我们,田野散步成了必修课。虽然疫情席卷全球,但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漫步在乡村的田埂上,万里晴空,天高气爽,碧绿沃野,一望无垠,间或麦田中有鹭鸶与野兔撒欢奔跑,令人一时忘却了疫情带来的烦恼与忧患。有人说:最伟大的药方是大自然,它蕴藏着治疗一切疾病的秘诀。

昨天的散步,总算在田野中远远瞧见了一骑车人,他在向我们频频招手,我揣摸着他的心思,他一定高兴地认为,总算遇到了“活人”。

来源: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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