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晶:武汉封城日记(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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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有人问我现在写日记和我以往所做的助人工作之间的差别。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是捂汗风尘的亲历者。以往的工作中,我做的是支持她人的工作,尽管我对她们遭遇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有一定的了解,但我始终不是亲历者。而现在我依然是一个行动者,同时也是一个亲历者。

我在向别人讲述我所了解的捂汗,我也在讲述在捂汗的我。这个讲述必然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暴露,暴露我的无力,我的疲惫,我的愤怒,我的挣扎和抵抗。公开讲述还必然引来审视和评论。

可那些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在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也在面临这些问题,可她们中很多人依然选择了讲述。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尽力保持真诚。

昨天的晚餐是莴笋炒肉加稀饭。晚上和朋友们聊天。有人白天去喂猫,有人买了食物送给在村口关卡值班的人,有人在看司法考试的视频。

我们讲到冲突。大家都很害怕面对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有人无法承受冲突中的失控感,有人会感到暴力的威胁,有人在冲突面前充满了无力感。

好几个人讲到小时候被家暴的经历,有人经历的暴力是失控的暴力,打她的爸爸情绪捉摸不透,这让她感到害怕和无力;有人经历的是“理性的暴力”,家长会因为孩子没有吃完饭、没有按时睡觉就打她,这让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小时候,面对暴力,我们只能蜷缩在角落。可是,现在我们成年了,我们中依然有人说在面对暴力冲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像是被冻住了。很多女性在被性骚扰的那一刻也会冻住,一下子懵了,不知道如何反应。这是弱者无力的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女人不被社会鼓励表达愤怒,不被鼓励发脾气。女人发脾气会被骂泼妇,泼妇是对女人的诋毁,这个诋毁甚至要比说一个男人是家暴男更严重。女人很难向别人、向社会表达愤怒,很多女人只得默默忍受,独自伤心。

有人说她会面对冲突的时候用冷暴力,可是更多觉得是在惩罚自己而不是别人。女人更少直接地表达不满,这需要练习。有时候,我们会在想象中嘴炮连珠得吵架,而现实中总是磕磕巴巴。

有人说用自己的母语或方言吵架会更有气势。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吵架,而是思考和练习如果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学会表达自己。

早上出门的时候,阳光刚刚透过云层照到地上。我出门的时候,保安没有拦下我,也没有问我,能自由地出门让我感到幸运。昨天有朋友问我现在缺什么,我没有任何思考,脱口而出说“缺自由”。

2月13日武汉的一处隔离区(图片由郭晶提供)

封城后,城市的马路上没有了喧嚣,可以听到鸟叫声。有个老人家在一栋楼的侧面打太极,超市开始控制人进入,队伍是从离门口五六米的地方才开始排的,人与人之间隔着一米的距离。

有一个路口摆着桌子,是供社区工作人员用的,桌子上放着体温仪和洗手液,旁边有八九个人,有两个人坐在桌子后面。有个老人家跟两个人说着什么,其中一个戴着社区工作人员专属的红帽子。

过了一会,老人家离开了,我走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着急地说:“老伴要去医院看病、开药,但他不是肺炎,是脑溢血,要一个月去一次医院,哪晓得出了这个事,都熬了好几天啦。他也走不到医院,社区不给安排车。”

她老伴吃的药有处方药,很难买。前面站着五个穿制服的人,老人家又过去跟他们说自己的情况,穿制服的人说:“这个还是找社区。”老人家无奈地走了。

和社区服务中心沟通的人(图片由郭晶提供)

这几个穿制服的人是在这里看着几个卖菜的人收摊。卖菜的人很不满,小声抱怨着。他们可能也面临生计问题,所以要出来赚钱。其实,他们摆摊的位置相对空旷,跟超市密闭的空间相比反而更可以避免病毒的传播。可是他们就是要被驱赶。

小区门口和城中村的路口都多了一些戴红帽子的人和写着“不出门防病瘟,要平安控出门”。这些标语牌看起来像是统一打印。

统一化的标语(图片由郭晶提供)

这类搞宣传的事情很容易统一化地执行。我在一个路口停下来拍照,坐在凳子上的红帽子非常警惕,马上站了起来:“你要做什么?”我有点不耐烦地说:“拍照”

“你是记者吗”

“不是,我住在附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外有两个穿着防护服,带着口罩和护目镜的人和一个老人家讲着什么,我不敢靠太近。

路上遇到两个新的隔离观察点,其中一个隔离点是隔离了两个相邻的酒店,门口有好几个人,他们脱掉自己的防护服,然后用黄色的喷雾箱消毒。

路过一个小超市,门口用空的菜篮子挡住了,买东西的人在外面选东西,收银员在门口结算。有一个小区有人在进入,她手里拿着一张纸,向保安出示,可能是出入证。

2月13禁止客人进入的超市(图片由郭晶提供)

下午,对面供电局的楼用音箱大声地放着音乐,是那种很多门店为了招揽客人的感觉,平时每个店都在放,就会很吵,现在一个地方在放,有点稀罕。

来源: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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