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被鲁迅骗了一百年的所谓“小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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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曾写过这样一番话:“有谁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后来他又在“自叙”中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鲁迅这两句话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他出身“小康”之家。而且,稍微扩展一下阅读视野就会知道,很多鲁迅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不遗余力地为鲁迅的话做注脚,几乎已经形成定论。再加之鲁迅避难到亲戚家被说成是“乞食者”,为了父亲的病天天跑当铺,遭白眼,以及照片中他无论冬夏始终是一套粗布衣服,这种印象更加令人难忘。

林贤治在《人间鲁迅》中写到,周家是世代的仕宦人家,早在嘉庆、道光年间,曾经有过一个购地健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的煊赫时期。由于房族发达,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老台门不够用,又添置了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的新台门。

不过,鲁迅真的出身于小康之家吗?不得不说,林贤治对鲁迅的故家新台门的描述,实在太保守、太小看周大先生了。因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顾红亚女士根据实地考察后说:鲁迅在绍兴新台门的故居,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是一所五进院的大宅门。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文章中说:“我们新台门有大门(内有门房间)和仪门(挂匾额),这是第一进;大厅是喜庆、祝福用的,这是第二进;大堂(也称神堂)是挂新台门共同的祖像、祭祖和停放死人用的,平时只当作通路走,这是第三进。另外,在大厅西南还有大书房,供子弟读书用。这些都是公共的。住房是按房族分配的。我们兴房住的是第三进四楼四底,其中一间小堂前是悬挂兴房祖像的,小堂前东一是祖母和二哥住,楼上姑母回娘家住;东二前半间曾祖母住,后半间吃饭;小堂前西一楼下是父母住,楼上是长妈妈带大哥或我住。小堂前和曾祖母楼上堆放杂物……住房前面有廊厦,廊厦外面是桂花明堂,廊厦东头偏南有一扇黄漆的门,黄门一闩上,就是一个小天地。另外,大厅旁的七间厅房,也是我们的。”从这描述中,大概可以感觉到鲁迅家是多么阔了吧?

此外,新台门还有一个花园兼菜园,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百草园。这园子有多大呢?鲁迅很抽象地说“很大”,周作人在1949年后的特定政治背景下谦虚地说是两亩以上。到底多大呢?顾红亚女士告诉我说:将近五千平方米。

关于五进院的概念,大概是习惯住公寓楼房的人不太好理解的。不过可以这样想象一下,80多间青瓦粉墙、砖木结构的房间,依次展开,那气势是不是够壮观?只可惜,现在绍兴的鲁迅故居,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不然,就可以一起穿越过去,亲眼领略周家的大富大贵,看看土豪之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或者不妨对比一下其他文化名人的故居。印象中可以与鲁迅故居相媲美的,是出身商贾之家的诗人徐志摩,其海宁旧居是四进院,但在诗礼文化方面远逊于鲁迅家,也就是说徐志摩家是属于富而不贵,即便是富也未见得比得过鲁迅家;大诗人冯至的河北涿州故家,应该可以跟鲁迅故居一拼高下,但是当冯至出生时冯家已经衰落。至于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茅盾、木心、沈从文等人的故居,那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尽管新台门不仅仅属于鲁迅家这一支,但住惯了大宅门的人,不适应小单元的公寓,这是人之常情,鲁迅也一样,所以在他随教育部北迁京城后,一出手就以4000大洋的价码,置办下被朋友形容为可以开运动会的大宅院——八道湾十一号。一共三进院,每进院有9间房子,而且还雇用了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以及打杂采购、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男女仆人等八九人,就连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后来也不得不感叹:“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多的男女佣工……”

这样的一掷千金与铺排生活,不是穷小子忽然变成暴发户后的显摆、嘚瑟,在鲁迅那里,不过是恢复或重振故家的传统而已。就是最落魄时,也就是被赶出八道湾,鲁迅借钱800大洋买下的西三条二十一号,现今的北京鲁迅故居,也仍然是分前院和后院,虽然那里只住着鲁迅、鲁迅母亲和朱安三个人。

再来看一下鲁迅家的日常消费情况。《人间鲁迅》中写到,鲁迅的妈妈鲁瑞特别喜欢看戏,曾经不止一次凑集了瓜果,请族人围坐到新台门家门口看平调艺人的演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鲁迅家的业余文化生活消费不是很低,而且很讲排场。事实确如此,就以鲁迅家的代步工具——乌篷船来说,那船三道明瓦窗,船头写着“德寿堂”的堂名;船身宽敞,船篷高大;中舱放有四仙桌,可以四人对坐,喝茶聊天搓麻将,亦可以看书写字作画;后舱设有睡铺,可供休息;船后艄还有炉灶、茶灶,可随时烧茶热菜。

如果按照现在情形,鲁迅家拥有的最低也是高配的奥迪A8或宝马7系。可惜那时还不普及家用车,不然一定可让我们见见世面。正是因为这样,在鲁迅家道中落后远亲妯娌谦少奶奶请鲁迅的妈妈看戏,虽然租用的也是三道明瓦窗、中舱两侧有“十景窗”可以放四仙桌的大船,但她还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我就来码头打招呼,要雇那艘摆有两头铜狮子的大船,可今天只有这样的破船了,只得委屈嫂子了。”

即便是那时作为小屁孩的鲁迅,出行也是极讲排场。例如鲁迅在名篇《社戏》中写道:“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其余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五猖会》中写道:“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

这两段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鲁迅出行需要大船,而且出行隆重。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鲁迅出门有几个贴身随从,所乘的交通工具一定要够档次。换作中国现在一般的小康或中产之家,能有这样的排场吗?

最能证明鲁迅家是土豪的例子,莫过于鲁迅的爷爷介孚公因为科考舞弊案被判斩监侯的牢狱生活。

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坐牢是一个悲惨事情,这一点无论是到监狱实地考察,还是通过电影电视里的画面,都可以有所了解。不过,介浮公的牢狱生活,不但有滋有味而且颇有情调,简直堪称奢华。不信你看:介浮公入狱服刑并不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而是有单间,能看书、喝茶,能随便走动,跟狱卒聊天,讲骂人的笑话。他的姨太太和小儿子凤升租住在府狱旁花牌楼的一栋房子里陪护,并且雇用了一个厨师和一个保姆!他们都可以隔三岔五地出入府狱,陪侍介浮公。周作人在《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中写道:“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楼的寓里,这是墙门内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下都用板壁隔开,作为两间,后面有一间披屋,用作厨房,一个小天井中间隔着竹笆,与东邻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楼上前间,靠窗东首有一张铺床,便是我的安歇处,后间楼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妈子。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里只管煮饭)。”

老天,这叫蹲监狱、坐大牢吗?简直不就是度假、享清福嘛!更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是,这种生活维持了七八年之久。

斩监侯这种刑罚,按照大清帝国当年的情形,特点就是死刑的不确定性,可能今年秋后就问斩,也可能活到明年、后年、大后年,以至于若干年。这其中的学问,应该不算高深。电视剧《大宅门》曾上演过相同的一幕,白家老爷子入狱几年都没有被问斩,原因是二奶奶持续不断地向宫中使银子。介浮公七八年未被行刑,而且在杭州府狱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这其中的潜规则也不难懂。

只是,如此奢华的牢狱生活,就凭着鲁迅所谓的小康之家,能维持吗?要知道,那时候绍兴不过是个小县城,又没有赶上土地大开发,仅有的四五十亩地,就是都卖了,能变现多少钱?够介浮公挥霍吗?就是后来鲁迅不断跑当铺,用他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跑当铺当然可以看出经济窘迫,但四年下来,得当出去多少价值不菲的东西呀!

可见,鲁迅自己所说的小康之家,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当不得真,这也是传统中国有教养的人家不露富的文化心理,与后来的家有三千就号称万元户、暴发户的情形不一样。

当然了,鲁迅所说也可能是实情,因为他对小康这个词的定义或标准不一样。或者说,在鲁迅的眼中,只有像他小时候那样,才算是小康生活的标准与质量,达不到这水平,而说自己就是小康生活或中产阶级,那不过是没见过世面的自抬身价和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那么鲁迅家经济状况到底如何?这个因为没有实际财富数据,加之不能穿越到当年,我们只好根据一些史料来做推断。鲁迅的祖父介浮公在《恒训》中曾说过周家的发达史,他说:周家在明代万历年间,家里已经置下公祭田,“累世耕读”,到了乾隆年间,周家已经分为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所,称大家族焉”。鲁迅的族叔在《周氏家族的经济情况》中说:周家当年“以房产而论,除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三所巨宅外,从福彭桥至都昌坊口南北两边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数为周氏所有。和房并在福彭桥南堍和过桥台门栉比之处造有别墅之曰:小过桥台门。大云桥和大街、大路一带也有周氏的房产。至于田地,则南门外、偏门外几乎都为周氏所有”。虽然后来经过太平天国劫掠,周家元气大损,不再那么显赫,甚至有些房族一蹶不振,但是鲁迅的祖父介浮公能够花得起钱捐京官,能够先后纳妾二房,也可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即便是1893年介浮公出了“科考案”被抓进监狱,于周家——仅仅是鲁迅家兴房这一支来说,也还能宽裕、从容地供养着祖父的豪华监狱生活;即便是鲁迅的父亲病重不起,鲁迅家也能请得起出诊费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诊的天价医疗费,这样的高消费也维持了两年多。

就是在鲁迅的父亲1896年去世后三年,也就是1899年,《周作人日记》仍然记载着:他家这一年收上来的租谷45袋(以每袋100斤计算,也就是4500斤),完全够一家几口人的吃食。不过这一年,确实经周作人手以每亩45个大洋的价格卖了五亩田。多少地可以收这些租谷呢?从保存的鲁迅和周建人签字画押的分单看,在1911年周家决定分祭田时,鲁迅家分到的土地是72亩+9亩+4亩=85亩,“由致派兴房豫才收执”。也就是说,这时候鲁迅名下的土地并非鲁迅自己所说的只剩“四五十亩”,鲁迅自己在文章中说 “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也并非实情。或者可以说,家里剩下七八十亩地、1919年搬家北上时墙上还挂着赵孟頫的名画,都可以说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那么,那些所谓中产阶级们其实不过是刚刚脱贫完全谈不上致富而已。

好奇怪,这么明显的事实,那些所谓作家、学者和教授们,撰写了汗牛充栋般的学术文章,怎么就是视而不见呢?干嘛非要按照鲁迅的说法说他是小康之家呢?甚至刻意强调他12岁以后做乞食者、跑当铺遭白眼的“无产阶级”经历呢?

如果真是出身小康之家,如果总是喜欢强调落魄,就无法体会到鲁迅无论是面对胡适、徐志摩、陈西滢、郑振铎、邵洵美,还是面对郭沫若、成仿吾、高长虹、顾颉刚,抑或是东京街头留着长辫子跳舞的清国留学生,他所表现出的那种虽不明显但隐约可见的优越感,那种大富大贵过的冷眼旁观与不屑为伍。

来看看鲁迅曾经给萧军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以前读这段文字,着眼点都在“穷”字上了,如今重读才体会到,“穷”是让鲁迅增长了见识,但是没有此前的“富”为参照,这“穷”还能有那么多意义吗?

来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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