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精神人”，能够吸引我的，只有精神问题
编者按：2020年第3期，我刊别册为知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策划了画传《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钱先生为画传撰写了八十自述一文，讲述了自己的几十年来的治学经历、社会实践，难能可贵的是，钱先生还写到了自己的“人生缺憾”。今天，我们先把自述转发到微信公号，以飨读者。
2018年是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四十周年。我的八十人生，也就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半生”（三十九年）和“后半生”（四十一年）。前半生又分为两段：1939—1960年，从出生到二十一岁，主要是一个学习、成长阶段。我五岁上学，先后在中央大学附属小学、上海愚园路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中学，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可以说是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为一生的学习、做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60年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州，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八年，在艰苦的磨炼中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在孤独寂寞中坚持做学术研究的准备，由此决定了此后一生的发展。
197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和严家炎先生后，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人生。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7年，是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以成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为追求的二十年。1997年，在获得了学院体制的承认以后，又为学院对自己的束缚感到不安，在贵州形成的生命中的野性的驱动和鲁迅的启示下，破门而出，开始介入社会，发出独立的批判的声音，由此走上“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道路。以学者的身份，并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思想资源，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推动青年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立足于民间思想启蒙与社会自治运动。2002年退休以后，又逐渐走出现代文学研究专业，开始了现当代思想史和精神史的研究，以及地方文化研究，并更深入、自觉地参与民间思想运动。但经过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认定中国社会和学术将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曲折、严峻的历史时期，在2014年末，宣布退出学术界、教育界。2015年7月搬进养老院，开始做“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批判者”，更自觉地继承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史官”传统，做有距离的更根本性的思考，并以创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追求。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用“以退为进”的方式，走完自己最后一段学术、人生之路。
这样，经过四十年的不间歇的耕耘，在学术上终于有了收获：到2019年共出版著作九十本，除去选本，实际写作70部；如以每本三十万言计，应有两千一百万字，未发表或出版的还有二百万字，总计约两千三百万，平均每年写作五十万言。四十年编辑或主编的书，已出五十六部。保守一点计算，至少也有两千余万字。这样，积四十年之努力，所写所编的著作就有一百四十六部，总字数在四千万言以上，平均每年一百万字。
这样四十年如一日的写作，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现代文学史写作”，我给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文学史家”，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形成独立的文学史观、方法论，独特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因此，尽管我参与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自己更看重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三卷本和准备写的《钱理群新编现代文学史》。此外，“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学人研究”也是我感兴趣的。另一个学术重心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进行“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的四个方面的研究。其一，“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除前期完成的“鲁迅研究”三部曲（《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鲁迅远行以后》）、“周作人研究”三部曲（《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读周作人》），以及曹禺研究（《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外，还写有“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其二，“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也有三部曲：《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其三，“当代（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同样形成三部曲的格局（《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又一个十年观察与思考（2009—2018）》。其四，地方文化研究，主要成果是主编了一百五十万言的《安顺城记》。以上将近二十部著作集中了我主要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大量的关于教育（大学教育和中小学语文教育，以后者为主），关于当代志愿者文化、民间社会运动，关于乡村建设（包括贵州建设）诸多方面的论述，代表作有《语文教育门外谈》《语文教育新论》《二十六篇——与青年朋友谈心》《论志愿者文化》等，最能显示我的积极参与“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的现实关怀和责任，并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
在这些大量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的背后，是有精神支撑的：这集中体现在我的人生座右铭上，这也是在贵州“民间思想村落”里形成的；2002年退休时最后一堂课上曾将它留赠给北大学生。一共有三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永远进击。”（鲁迅）“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毛泽东）这是可以来概括我一生的坚守的：永远在探索，永远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无论遭到怎样的压力也永远不回头。在八十岁的回顾里，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于是，又有了我的三大人生经验。一是“永远和青年人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不仅以青年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对象，而且自觉从年轻一代中不断吸取精神资源和力量，使自己的生命永远保持青春活力。其二是“自觉构建两个精神基地”。我的人生与学术道路之所以有自己的特点，追根溯源，就在于我和处于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和被视为“精神圣地”的北京大学都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我曾经说过：“出入于社会的顶尖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和学院与民间同时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基本经验。”以上两点，我已经多次谈到。现在我还想补充第三点，就是人生很短，个人精力和时间也有限，因此，在学术和人生上要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弃。我的经验，就是对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对于我来说，就是读书、写作）要竭尽全力、心无旁骛地去做；对于不是自己追求的事，就坚决不做或少做。这就需要学会拒绝，特别是拒绝诱惑。我之所以能连续四十年保持每年编写一百万字的数量和速度，就是因为我几乎拒绝、放弃了一切“身外之物”，但我却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甚至有了超水平的发挥，从而获得了生命的意义与乐趣。这样做，当然也有问题，所以我一再强调，这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并不足以效仿。但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我的“拒绝诱惑”的经验，大概还有点意义。
这就谈到了八十人生的缺憾。首先，我的学术研究的一切成果，都有待历史的检验，尤其我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批判性、探索性，这就更需要时间来证明其是否立得住，有没有价值。我的学术研究确实是为了探索真理，但我自己却并非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和宣讲者，我的研究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可以质疑的，我欢迎，甚至是期待不同意见平等、自由的争论。即使我的看法被证明有道理，但我在对研究对象有所发现的同时，也必定有所遮蔽：对真理的探索绝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此有价值的学术也永远是有缺憾的，我称之为“有缺憾的价值”，这是规律，我也这样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学术。
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自身的先天不足，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代先天的不足，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带来的损伤。我在前面谈到，我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这也是和此后的教育比较而言。应该说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受的教育，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的，特别是1956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批判“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文化”，这样的强调“和传统彻底决裂”的教育，就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上的根本缺陷。具体到我，就是我一再说到的两大致命弱点：不懂外文，古代文化修养不足，或者如我在自嘲里所说，我不过是一个“无文化的学者，无情趣的文人”。这样的根本性弱点，就使得我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鲁迅、周作人这样的学贯中西、充满文人气息的大家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进入不了他们更深层次的世界。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因此当人们过分地称赞我的鲁迅、周作人研究，我只有苦笑：我不过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中间物”而已。更重要的是，知识结构缺陷背后的研究视野、思维能力、言说方式诸多方面的不足，这就形成了我的学术抱负（期待能有原创性的大突破，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等）和实际能力与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可以说这是我内心的一个隐痛。现在做一生总结，也只能说自己是一个认真、勤奋、有特点的学者，学术成就是十分有限的。聊可自慰的是，我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尽管一生磨难重重，至今也还难以逃脱，但我始终守住了知识分子的本分和底线。
另一个缺憾，是我生命的过于精神化，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精神人”，能够吸引我，我愿意全身心投入的，只有精神问题。用老伴的话来说，我整天生活在云里雾里，自己日思夜想的，和别人交往中谈的都是思想、文化、政治、历史和学术。这当然有特点，甚至与众不同，但从我自己最关心的人性发展来说，这显然属于鲁迅所说的“人性的偏至”。而对世俗生活的陌生、不懂，甚至无兴趣，也造成了与自己在精神上最为关注的底层人民（包括贵州的父老乡亲）和青年一代之间的隔膜。这大概是一个人性、人生的悖论，有一种内在的悲剧性，甚至荒谬性。我明白于此，却不能也不想纠正，就只能这样有缺憾地活着，一路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