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光:从方方《武汉日记》再谈苦难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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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沙光 2020-03-26

大 调 悼 亡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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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方《武汉日记》再谈苦难美学

题记一:救赎是上帝的工作,而揭示苦难并唤醒苦难中痛彻的灵魂是作家的责任。当人们顺延作家作品导引,认识到在苦难之上有一位上帝,接下来就是上帝工作的起点。人的尽头,是上帝工作之始,是苦难美学的终端。
题记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圣经·提摩太前书》6章12节

作家方方(图源于网络)

方方先生《武汉日记》昨天完成六十篇并宣告终篇,从1月25日起笔,至3月24日结束。六十篇日记,六十个日子,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同时以文本阅读为了解武汉疫区真实状况的媒介。在诸多跃进式的宣传文字版块中,我选择了信任方方,这是我读《武汉日记》的初衷。道理很简单,作家之间的阅读须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是良知,二是常识。

良知,就是运营我们灵魂的标尺,我们看不见自己灵魂的模样,但我们无论作什么事情都会有一把尺子,警示着我们何为当行或何为禁行。如果说良知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尺,那么,常识就是良知标尺上的刻度,是把持我们遇事可行与否的度。在一个时代中,作家的责任是以良知和常识为基准,记录其置身的时代正在发生或曾经发生的事件暨事件中的人。

武汉封城当然是这个时代中极为重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件。作为身在武汉城中的作家,方方用日记文体来记录封城后武汉这座城市暨武汉人真实的生存现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正是基于对方方先生的信任,使得《武汉日记》每日达千万阅读者,这不是数据,乃是民心。说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人们渴望阅读真诚的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

看一个社会正常与否,方法之一就是看这个社会对作家的态度。文学创作必须在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范畴内完成,否则,浮夸造假类的所谓文学创作,只能是挂在时代耻辱柱边缘的小丑,无论当时多么光鲜,甚至挤进中心话语,最后都无法给下一个时代乃至后代人以真诚之美的阅读经验。历史一再证明,夸大的舌头必被时间的锋刀剪除,制成可哀的标本。

在阅读方方先生的《武汉日记》的同时,我仿佛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中:一位身在灾难中心的作家,默默地用自己的良知之笔,记录着身陷灾难中平凡的人们的真实处境;数以千万的关切着疫区的善良的人们每日以心以泪阅读作家的记录,留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挚情感;另有数不尽的人构成一个幽黑的阵势,揪着《武汉日记》,在局域网平台上游街,批垮斗臭。

这是无比荒唐的场景,我认真地投身在其中,作为阅读者、观察者暨见证人,我深感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为那些谩骂、咒诅并威胁方方先生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尤其对我的母校北大个别人在这荒谬至极的场景中扮演其幽暗不明的角色感到不齿,尽管极个别人不足代表北大整体水准,但确实造成极坏的影响,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校友愤慨不已,无语言表。

昨日,与一位八三级学长交流无端指责《武汉日记》这件事,学长说:在任何社会都有渣滓,但任由渣滓泛滥成灾的社会,是病态社会。我说:是的,该正常的,都病了,且病得实在不轻。我出生于文革当年,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斗争策略算是见过一点点,尽管当时年幼,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算是童年时代的创疤之一。但我已经年逾半百了,重回是一种犯罪。

作家方方(图源于网络)

记得一次在广场批斗一个人,现场黑压压的人头,十分壮观。事后听大人说,那个挨斗的人只是说了人人都知道但谁都不肯说的真话。近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经济进步了,科技发展了,但是人文到底进步或发展了多少,我只能说,谁把社会往那人害人暨人防人的年代带,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罪人。谁对这种恶行报以沉默,这个人就是在助桀为虐,别无二致。

从文学的现实意义而言,方方先生的《武汉日记》的确让某些人坐立不安,但这绝非《武汉日记》本身有问题,而是《武汉日记》昭示出了现实中问题的存在,把掩藏的问题揭示开来而已。鄙人认为,倘若一个作家用文学作品给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编织花环,那么这个作家将是罪人中的罪魁。方方先生的《武汉日记》的宝贵之处,恰在于其直抵问题本质。

一个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的贡献就在于引导人们敬畏良知和尊重常识。《武汉日记》用纯朴的语序透彻地揭示出苦难深层的病毒级的问题,这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动了吃相很难看的某些人嘴角上的奶酪。设若这些比病毒更烈的问题能得到根源上的病理反思而非掩埋,就是《武汉日记》的意义了:苦难中人们想要一点微光,方方却给出了火炬。

有知名学者认为:方方作为当今中国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是令人敬佩的勇士,但是遗憾的是,在用文学作品表现苦难的同时,没有给出去往光明的出路,这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启蒙运动的悲哀之所在。对于这类观点,索尔仁尼琴在他的文本中早已多番描述,索氏甚至把自己描绘成那个庞大无边的苦难里的一个懦弱角色,以表现被苦难挟持的人性之哀苦。

文学与救赎是同一个主体的主题,伟大的作品但凡都有矫正人灵魂的效能,而根据当下的普遍现状,文学唤醒灵魂的作用较比其救赎效能更贴近现实。救赎是上帝的工作,而揭示苦难并唤醒苦难中痛彻的灵魂是作家的责任。当人们顺延作家作品导引,认识到在苦难之上有一位上帝,接下来就是上帝工作的起点。人的尽头,是上帝工作之始,是苦难美学的终端。

正如方方先生在《武汉日记》终篇所选用的结语式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章7节)。要知道,许多人都和她一样心存如是永恒之盼望:“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8节。

在寻求真相而不得的人中间,作家的笔只能直抵真相,因惟有接近真相,才有得见光明的希望。同样在追寻光明的人中间,作家的心只能是灯盏,因惟有接近灯盏,才能发见出离黑暗的路径。作家是上帝赐予时代的恩典,他们更是此恩典的见证人和传递者。正鉴于此,任何无端指责的人或事,就都轻得不足尘埃了。惟有爱、怜悯和正义是作家传递恩典的动力。

后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圣经·弥迦书》6章8节

2020年03月25日原创 北 京

【作家沙光私人微信号:zuojiashagua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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