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证实的遗言（五）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之六）
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 “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沒有向我学到的学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迴避这个话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话，那就是背叛了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 “工人”，和农民在一起时是 “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 “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 “发展”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程度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追求它。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 “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高尔基这样说。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文明交往。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护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种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大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沒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剧。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其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 他作为 “肩负” 历史 “使命的” 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的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识修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绝对相信他是 “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一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然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上还继续被迫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一个有学识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还是因为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有吸引力的口号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永远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话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去。列宁是一个不懂得 “中庸之道” 的人。“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 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謄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列宁来说，这无非是 “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 “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 “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认为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魔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庇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庇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了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 “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但是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的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 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庇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慄的时候吧！
就能力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用而言，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列宁曾称他为 “最卑鄙的追名逐利之徒和派别分子”、 “骗子，坏透了的派别分子”，列宁说得很对。列宁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话虽然燦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对的。托洛茨基的作风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的作风一一非常肤浅和草率，难以深刻。托洛茨基异常自负，爱面子，没有原则，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曾是 “孟什维克”、 “非派别分子”，而现在他是 “布尔什维克”。其实他过去和将来一贯都是 “骨子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一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同取得胜利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不去尝试成为第一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但他的手法单调，千篇一律，因此听他讲话感到有意思只会有一次。他是个爆性子，成功时在短时间里可以做好许多事，但一旦失利他很容易变得消沉，甚至张皇失措。要是列宁的革命注定失败成为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他会第一个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要是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将竭尽所能去排挤列宁。列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呆在一个营垒里，因为列宁需要托洛茨基的蛊惑宣传和他不断革命的思想，此外，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把一切心甘情愿者收罗到自己大旗下的能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任何时候决不会同意担任其他派别的领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最主要的是成为领袖，至于是哪一个党的领袖并不重要。因此，在未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与托洛茨基并列的是加米涅夫，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米涅夫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理论家。加米涅夫按其信念是孟什维克一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他没有必要的意志力，起不了有威望的政治家的作用。正因此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季诺维也夫是齐美尔瓦尔德一昆塔尔派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彻底的信念。他尽管时常疑虑重重，仍将留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直到有可能转入别的营垒去为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坚强的性格，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能执行列宁的任何命令。布哈林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信念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丧失逻辑性，有个人见解和理论家的天赋。他不止一次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持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布哈林在列宁一旦去世后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主要人物，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预言大部分都为以后发生的事情所证实。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并不一无是处，他不否认列宁“是典型的领袖”，“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但对列宁性格中阴暗的一面也进行了无情的剖析。特别指出列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凶狠程度：“列宁为了把一半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偏激但并不是空口无凭的信口开河。据西方学者估计，列宁当政六年多，俄国有一千四百万人死于非命，这其中有一半多是被活活饿死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暴虐行径，在以后的有关内容中将会有所说道。这里，就列宁的成功之道，让我们看一下美国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中的论述：
历史的评价总是偏向于胜利者而不偏向于失败者，它对列宁的评价是：他在1917年表现出了娴熟的领导能力。对他成功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吗？这种学说在预言资本主义垮台和无产阶级胜利时，只是提供一点使人们恢复信心的东西，对列宁来说也只能算是一般的指南。但是，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在具体困难面前却表现出敢于藐视这种学说的惊人能力。在一个时候他看来几乎要拥抱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时候他又支持恐怖主义，这二者都确确实实是（他）极其讨厌的东西。在关于革命的两个阶段这一旧的传统问题上，他看来是不断地改变态度。他口头上说的是为革命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联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而在行动上却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见解。
政治因素可能比意识形态或心理因素更重要。其中的一项政治因素是：列宁理解俄国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真正需要。有一个时期，当自由改革者正在为人民争取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时，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却认识到，大多数农民和工人要求的是这样一种经济改善和社会变革。这在共产党人看来，才是真正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1917年春夏季节，当 “资产阶级” 政府认为俄国农民、工人和士兵的传统爱国主义本能（至少是自卫的本能）是支持战争的，列宁却看到那些日益增长的抗议不是反对战争进行得有缺点，像许多自由派分子所感觉的那样，而是反对战争本身。布尔什维克通过数以千计的讲坛、小册子和横幅标语向人们许诺面包、土地和和平，这些许诺是抓住俄国“人”的需要的核心。
在列宁领导战略中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帮助他能以适应革命形势的方式划分政治斗争阵线。自由派改良者总是想要扩大他们的集团或政党的联盟，以便在选举和议会中使温和派分子、自由派分子和左派分子能在人数上压倒反对派，而列宁则总是唾弃这种交易和掮客行为。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气质性的；甚至更多的是由于列宁有意识地决定要建立一个小而精的党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在纪律性和活力方面将大大弥补掮客般的议员的软弱无力的多数。他深信，革命战略要求重新建立斗争阵线，因此，必须增加忠实支持的强度，尽管（和因为）支持的广度受到削弱。……
列宁对需要的看法和他使矛盾激化的做法都是与他所支持的价值观念分不开的。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门徒，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使列宁最终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他的一整套的最终价值一一这些价值为许多其他领导人所公认一一而是他对革命领导职业的献身精神。他拒绝使完成革命的手段从属于那种自由，即被认为革命需要达到的自由。他不仅对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作出让步，这种让步是与对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集体主义原则所矛盾的，而且他获得政权（以及以后掌握政权）的方法也违反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被人们认为是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列宁的终极目标和近期目标之间产生了一个扭曲，这种扭曲对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将起着重大的影响。
这一代价在以后是要偿付的。在1917年，列宁是所有专门职业（革命）家中最配得上这一称呼的人。他把党铸造为先锋队是深思熟虑的和有高度原则性的。就在起义的前夕，他还在分析和讲解革命的方法： “决不要玩弄起义，但一旦发生了起义，必须坚定地认识到：你必须将起义进行到底……一旦起义发生，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并且要转到进攻方面……必须每天都努力争取至少有小的胜利，……以便不惜代价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根据艾赛亚.伯林的说法，列宁既是一只 “知道许多事情” 的狐狸，又是一只 “深谙一件大事” 的刺猬。在他类似狐狸的多变的策略中，也往往不比当代其他的领导人更为出色；他也同样会犯错误和作出错误估计。只有在他所深谙的大事中，他才显示出刺猬的聪明智慧。这就是：在俄国，群众需要一种如他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而专制政治的改良者和自由派立宪主义者都不能提供这种自由。但是，他对革命的献身远远超过他对自由的献身。他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个计算术和方法手段的理论家，而不是关于真正价值和目的的理论家。因此，作为工具手段的斗争和掌握这一斗争便成为支配其他一切的最终目的。这种手段有可能通过把自己变成目的本身而背离自由的目标，这却是列宁所没有认识到的一件大事。
美国历史哲学家悉尼.胡克在其《历史中的英雄》中写了这么一个段子：
卡尔.考茨基有一次把列宁比作俄国的俾斯麦。这个比较在引起人们注意列宁所表现的高明的革命现实政治手腕方面，是合适的。……他创造了一个帝国，就好像那个帝国是写在订货单上似的。他老老实实装作他只不过按照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定下的方案行事罢了。列宁死后，布尔什维克中间流传过一个故事。故事说，列宁到了圣彼得把守的天堂门口，敲门求进。 “你是什么人？”圣彼得问道。列宁回答的时候，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却恭恭敬敬地说： “我是马克思的 ‘资本’ 的利息。”
马克思‘资本’的这笔‘利息’布尔什维克曾经在70年里不可一世，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归使之粉身碎骨，化为尘埃。
（未完待续）
荀路 2018年9月初稿，2020年3月24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