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到的管理，特指犯人所切身体验得到的被管理情况。
首先是活动范围。
劳改队时代，尽管基础设施差，犯人的活动范围也特别大。活动范围大，人就生活在比较自在的状况，自由度也就大一些，和自然环境就亲近一些，心理上的变态就要小一些，精神状态也就相应的好一些。
文革以后一步步趋向正规，这本来是好事，但犯人也日益被局限于越来越狭小的地方，心理压力自然越来越大，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坏。
直到90年代初期，汉阳监狱还四方开门，有很多犯人的日常劳动是在监狱之外进行，每天外出的有：九队出南门用小货车运土的，出北门往汉江码头运砖的，有十三队出西门种田种菜的，有机修厂修理汽车随时把车开到社会上调试的——佩特别胸牌可独自出去两小时。至于不定期外出干活的每个队都有，只要狱吏带就可以出去。
当然犯人随意出关押范围对社会并不是好事，而且极容易发生逃跑事件，并因此出现新的恶性犯罪事故。其实这也正是中共创办的劳改队和正规监狱的一个区别，正规监狱管控严格，一般不会发生犯人脱逃事件，劳改队则因为防控措施不到位，经常有犯人逃跑。
但是，确保犯人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则是当代世界监狱管理的一项人道要求，中国劳改队在正规化的过程中却开始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把犯人限制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小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例如襄樊监狱集中到梁坡以后，新的监牢工厂和监舍在同一栋楼中，犯人完全不准出门，衣服洗了只能阴干。
从汉阳监狱来说，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97年，由于四名犯人捆绑狱吏越狱逃跑，监狱领导层被彻底更换，新班子制定了当时湖北省最严厉的管理措施，第一，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中队之间完全隔离，第二，没有狱吏带，任何犯人不准出中队院门，第三，每个队都建立标示牌，对所有犯人去向进行动态管理，第四，实行当班狱吏负责制，犯人中出现问题当班狱吏负相应的责任。后三点加强了狱吏的管理责任，有助于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当然无可非议。就封闭式管理而言，情况就不同了。每个队（监区、分监区）楼前的风场只有十米宽40米长，监舍的占地面积更只有这一半，却有150到200名犯人在里面生活，还不时的不开门，把犯人完全关在楼里，这样狱吏倒是放心了，可犯人在如此狭小的场地里生活，不仅容易发生矛盾纠纷，而且老是爆发流感。显然，犯人群体划分得越小，犯人的活动场地越小，对狱吏来说就越容易控制，但是，对犯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卫生来说威胁就越大！前面已经说过，湖北省监狱局的内务管理规定规定犯人人平居住面积只有1.5平方，这与当今世界的要求差距之大可想而知，同样道理，犯人活动区域人均面积只有两平方，又怎么说得过去？应说明，监舍区之内，各队小院之外，确有运动场，但那只是特权犯陪狱吏打足球篮球的地方，一般犯人是不能去的。
可以这么说，一般犯人的住房和活动场所绝不比现代化饲养场差多少，这条件够可以了吧！
和全国劳改队变成监狱的过程一样，汉阳监狱对犯人活动场所是逐步收紧逐步管严的，每发生一件事，监狱方面就对犯人增加一些限制。例如，1999年五队在工地厂房值班的保管周昌林称有人准备了缆绳逃跑，监狱大为紧张，找回已经满刑的原保管调查，才知道是周昌林为了立功故意制造假象，不久，又一个队的保管企图逃跑，装着睡觉没起床把纱布蚊帐挂着好拖延时间（还是没跑走），为此，汉阳监狱从此再也不要犯人在厂房值班了，全部犯人都收回监舍内。
2004年，外出干活的外劳队（9队）因为经常出事，也干脆把它取消了。
从此再也没有犯人每天出监狱到外面干活。
按理说，由此开始，犯人应该再也不会住到监舍区之外，再也不能随便出汉阳监狱了。
但是，事情绝非如此。
2008年，汉阳监狱成立了出监队，说是要把离出监还有三个月的犯人集中到那里学习，当时我对此还颇为担心，以为我出狱时会因此弄去找麻烦，谁知很快得悉，那哪是一般犯人可以去的地方？不是大官就是大款！
至此，监舍外住犯人的真正原因也就清楚了，并不是生产需要管理需要，而是中国监狱的人治需要，人情需要，直白的说是卖法需要！
至于犯人能否随便出汉阳监狱，我们走着瞧。
作为特权国家，监狱也必然是个特权社会。维持某些人的特权，最好的办法第一是把需要归于特权的人单独放一个地方，第二就是干脆让他们不和一般犯人关在一起。
事实也正是如此，现在，汉阳监狱的低级特权犯在各个监区单独住一个房间，中级特权犯虽住在监舍区内，却不属于任何监区管辖，而是住在教育楼里（名义上是教育科在管），高级特权犯则住在北大门旁的所谓出监队里，直接属于监狱长管。
关于这些方面的内情后面有详细介绍。
所以，要说犯人被越管越严，活动场所越来越小，并且被封闭式管理囚禁在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人均活动场所2平方米的狭小场地里，这当然是事实——对绝大部分犯人来说，活动场说已经小得可怜，和饲养场差不多，而且没有狱吏带哪里也不能去。
但是另一方面，对极少数特权犯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活动场所反而越来越大，大到可以三天两头回家的程度。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监狱的一个管理特点，就是从上到下都因人而异，用犯人里的一句话说：”是什么人吃什么饭。”
不仅刑事犯人如此，政治犯也如此，重要的政治犯住单间，不必干活，可以自己单独开伙，一般的政治犯只能和刑事犯挤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干活，所以我这个小学生在汉阳监狱住单间，王文生、张承全两个大学教师却得和普通刑事犯一样对待。
刘晓波之所以会歌颂中国监狱的进步，就因为这次他已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犯，当局一点也不敢怠慢，根本没让他知道今日中国监狱的内幕。
就是鄙人，虽然生活在刑事犯之中，多年来也被和刑事犯隔绝，故他们面临的绝大多数苦难我也不清楚。
因此，刘晓波对正规监狱的表面改进的歌颂也许发至内心，但由于其不了解内情，那些说法引起争议是很正常的。
这样，如同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这里有多少个犯人就有多少个汉阳监狱。那些特权犯纷纷从各地调来，对汉阳监狱赞不绝口。相反，那些无钱无势饱受迫害甚至死在这里的最下层犯人则视这里为人间地狱，这里也确实是他们下地狱的入门。
其次是分押分管。
1999年，我刚到汉阳监狱时，这里还有那么一点向现代化转型的意识，说是要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使狱政管理科学化、正规化，以防犯人在服刑期间互相感染，旧的恶习没改又染上新的，因此根据案情分押分管还被当做一件事情，不过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我们五队的南面六队是专门关押性犯罪的，但是，因为我要被送到五队来，就把剩下的”6.4″犯陈伟、赵耀进、杜志军等五人调到六队去了，这不是因人改制破坏制度吗？
五队是专门关押暴力犯罪的，对当局来说，我这种依法行使人权的人也是暴力罪犯，送到这种队来了理所当然。我来时五队有130几个人，其中80多人有命案在身，这当然符合”暴力型”的特点。但是，近一两年后因为经济困难，当局就把分级分类完全扔到一边去了，从此再也不提这话，一切为汉阳监狱的生存服务，怎么有利于赚钱就怎么做，犯人只是劳动力而已，至于每个人为什么来坐牢，再也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就这样，分押分管在我来汉阳监狱之后一两年就一整风吹过去了，再也不存在这种分类。
在汉阳监狱，几乎什么有价值的变革都是一阵风，同类事情还有文化学习、”心理咨询”、文体活动，据我所知全国监狱大多数如此。
但是，那些专门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开放的几个样板监狱确实例外，这一情况当然要另说。
第三是分级分类。
分级分类就是根据犯人入狱以来的表现划分管理等级。当时划分的是四级，每一级佩戴不同颜色的胸牌。
一般犯人是普管，也就是普通管理的等级，其基本待遇为每月接见一次，时间为半小时，
日常生活随大流，违反了监管规定的则是严管级，不准接见亲属，此外宽管级每月接见两次，一次一小时，还有一级不知其名，总之是特权犯。
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四级犯人之间还有一些其他差别规定，在指定的人看来，这些规定或许会很有助于加强管理吧。
然而，每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明白，可想而知，在钱能通神的监狱里，这种规定能有什么用？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因人而异的人治作为中国特色，在新千年后再次发扬光大，就是有严格规定也无济于事，何况与分管分押一样，分级分类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但是，无论到什么时候，要说这种做法完全不起作用也是不可能的，哪怕你什么事也没有，只要当局甚至某些狱吏个人有某种需要，这些东西还是会所为说辞搬出来的。
第四，包夹（互监）制度。
从中国有劳改队开始，古代的这种”连坐法”就复兴了。80年代这东西叫三五人行动小组，就是说，每一个犯人都要被编入一个3——5人的小组之中，一个到哪里都得到哪里，一人出了事——尤其是脱逃，其他人都得受处罚。
到新千年后，这种几千年前的制度再次发扬光大，它要求在集合中每个人都由前后左右四个人包围着，每个人都给其他人全方位地管着，自然，谁有任何不符合当局要求的地方都逃不脱其他人的眼睛，这就是包夹制度。
然而，一则犯人也不是傻瓜，不是高压之下，谁会为当局去得罪其他人？二则狱吏也要生活，没有多少人专门在虐待他人中取乐度日（确实有，不多）。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人人有自己的私生活，狱吏也不例外，都变得不愿意无故得罪人，尤其害怕犯人出去后的血腥报复，所以一般情况下形同虚设。
但是，这绝不是说包夹（互监）制度不存在了，恰巧相反，它仍然是当局搞迫害的最主要方式。大家知道，中国社会上大部分情况下当局是很讲道理的。就是说，在民众能臣服于现实统治的情况下，它就以理服人，尽量不露爪牙。只有在民众以公民身份和它讲道理的时候，当公民要依法行使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组党权利的时候，它才会原形毕露剑拔弩张。同样的，包夹制度在汉阳监狱里是专门用来对付例外情况的，首先是用来对付政治犯的。
比如我本人，被教导员严小平用三个刑事犯每天24小时寸步不离的监控着时，他的理由就是：根据互监小组的规定，这表明他们严格的遵守了制度！
彭明等其他政治犯的遭遇也同样如此。
但这种做法并不限于政治犯，例如那些经常向监狱局和其他机关揭发控告汉阳监狱违法迫害的犯人张建平、朱建华，在整不服以后，就派几个犯人包夹着，干脆一发现这些人写东西就没收。当然这也说明，有没有包夹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现存制度不改变，任何人一旦落入魔爪就只能任凭当局宰割。
另外据我所知，其他地方对法轮功人员的”包夹”真是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这不是我的直接见闻，这里就不说了。
第五”积委会”.
“积委会”的全称是积极改造委员会，一般由七八个当局信任的犯人组成，每天有一个人值班，负责维护监内次序。这当然是当局以犯人管犯人的组织，但每个队队情各不相同，应该说多数”积委会”只是摆设，没有什么活动，既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比如我所在的老五队和与基建队合并后的八监区，及后来调去的病犯监区都是如此，但是，在只有靠强迫才能让人干活的三队即后来的二监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积委会”作为打手队成天毫无理由也毫无人性的殴打作为奴隶的干活的犯人。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后文……
第六在押人员动态一览表。
自从1997年发生4名犯人捆绑狱吏集体脱逃事件以后，汉阳监狱就在每个押犯单位的门口设立了”在押人员动态一览表”，这样每时每刻哪些犯人在哪里干什么随时都一清二楚。应当说这是一个好制度，既无损犯人的利益，也有助于加强防逃管理——任何时代任何监狱在不伤害犯人合法利益基础上加强防逃能力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种方法却有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而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为了金钱和人情故意用这个一览表来掩护为非作歹的现象日益严重，因而哪一天这个表在哪个队反而成为犯人逃跑的掩护也不奇怪。
第七警戒线。
三千年前中国就有画地为牢的典故，监管场所有警戒线天经地义，问题是，一旦过多过滥则失去意义。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汉阳监狱监舍区内到处都经常划警戒线。像大门，二门，监舍区门，这样的地方有警戒线当然完全必要，也有充分的权威，没有凡人敢逾越。但是，在监内到处划就使得其反了。比如，每个监区内的办公室门口都划了警戒线，这似乎对保护本队狱吏很有必要，但是，由于本队狱吏和本队犯人天天见面，关系已经极为熟稔，通常并不会得到遵守，再如，每队之间的隔离网边都有一尺多宽的隔离带，然而，这种警戒线从划定的之日始就没人遵守也没人管。监舍区紧靠汉阳监狱的西面围墙，二者之间有一条马路，马路中间画了一条警戒线。应当说，这个做法就欠合理，从防逃角度说，监舍区本身就不应该直接和外墙相连，现在，这条出收工每天要走的路中间划了一条警戒线能有多大作用？每到收工时犯人常一窝蜂的回来，根本管不了那么多，过线也就是常有的事，墙头上的枪兵一般也不管。不过，2009年夏天却为此闹出个不大不小的事来。那天因为电网检修，高墙上的枪兵接到命令，这一天犯人绝对不许过禁戒线，由于平常从来不管，喜欢自找麻烦的花脑壳一见就说：”我今天偏偏要过去一下。”他故意过线去摸墙，同行的犯人胡建元忙拉住他，这一幕恰好被墙上执勤的枪兵看到了，马上命令他们两人到炮楼下站住，一会儿，有八监区狱吏经过，问了问了情况后叫他们回队算了，谁知他们一走枪兵居然对天鸣枪示警，两人当让不敢再动。那枪兵用手机报告连长后，连长也当了回事，居然带来四个枪兵，要冲进监舍区来打人，幸而极为贪婪的特警队长这回做了个好事，问清情况后没让枪兵进监舍区，把故意过线的花脑壳张连忠关了两天重管算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汉阳监狱以犯人管犯人的情况。
应该说，监狱里成立一些犯人组织，让犯人自己处理一些事务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专制时代，成立犯人组织，以犯人管犯人总是会造成无穷无尽的问题。
第一”宣鼓员”，文化教员
宣鼓员简称宣鼓，是当局任命的犯人头目。宣鼓是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称谓，其意为宣传鼓动，在监狱和中队都有其机构，监狱叫宣鼓站，设在教育楼，属于教育科管，有十几个人，负责安排学习，传达指示，送报纸和各类材料，中队叫宣鼓组，或者叫宣鼓室，不仅和宣鼓站对接，而且主管全队犯人的一般事务，只有一名宣鼓，是仅次于狱吏的权威人物。我刚到五队时的宣鼓柴伟，说话甚至比一般的狱吏还算数，从前的指导员毕某甚至公开对犯人宣称一切服从柴伟，不听他的就是不听政府的。宣鼓安排犯人的一般性事务，负责通知犯人集合，清点人数，处理犯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在”积委会”有作用的队里也是其负责人，说白了常常就是正式的牢头狱霸。作为各队犯人中的钦点犯人头目，宣鼓有着最多的特权，宣鼓组就是他的私人领地。由于时代的变迁，”宣传鼓动”对中共自己也成了历史的笑柄，这样，在2006年，来了个换汤不换药，将宣鼓员改称为文化教员。
第二调度。
调度和宣鼓基本平级，由于主管犯人的劳动力调配，每天要和干活的犯人一起出工，宣鼓只管监内，调度只管监外，这样，不出工的病犯监区没有调度，另一方面，工地干活特别劳累的三队即二监区也就是砖窑上，调度则比宣鼓权力大得多！作为奴隶的干活犯人如果不巴结调度，他不仅要累死你，而且还随时会让值星员找茬整你甚至打你。八监区的调度金维都已经够坏了，三队即二监区的调度付耀营则血债累累，具体情况后面有专门介绍。
第三统计。
统计是生产监区负责统计犯人劳动成果的，正派的统计对被统计对象不存在，因为这本来只应是个中性的职务，但是，众所周知，在中国任何本来属于中性的机构都能寻租设租，不正派的也就有很大支配力了。
第四卫生员。
卫生员是唯一需要专业知识的，一般培训三个月，责任是给犯人看点小病，搽点药水，带犯人去医务室看病（同时还是得有狱吏带），通常不出工，但夏季要到工地搞防暑降温，负责发降温药物，准备冰冻酸梅汤，打绿豆稀饭，由于是犯人看病的第一关，对犯人来说也是必须巴结的。
第五防火员。
这个角色前面提得够多的了，李安勇、张飞、陈靖都是穷凶极恶的家伙，由于负责分饭分菜分水，也是饭霸、菜霸、水霸，对地位低的犯人，尤其是贫穷犯人，真正是生杀大权的主宰者，常常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专门害人。
第六质检员
负责犯人生产产品的质量检查，对被检查的犯人也有很大支配力。按规定，被检查的犯人不得与之争执，但为”不合格”产品打起来的是常事。自然，只要发生冲突，首先就追究被检查犯人的责任。
第七寝室长。
从前叫组长，也就是每个号子里由当局任命的头儿，主要负责本号子的起床，卫生，”学习”以及其他在监内的事情。
第八记录员
每个号子里的寝室长的副手，负责学习时作记录。
第九值星员
值星员分监内和监外的。
一般监内有三四个，分早中晚三班（夜班0——6点两个人），管本队院门和监舍大门的开关，不准犯人任意出本队门，把本队犯人去向变化随时写在办公室门口的”在押人员动态一览表”上，还有一个任务是听办公室值班的狱吏们的吩咐，随时传达命令，办理他们交办的事情，包括为狱吏无偿提供香烟、快餐面以及上厕所的卫生纸！值星员这个角色本身就有强制执行的任务，这样，在有理甚至无理的情况下动手打人也就是常事，2010廿月，也即是我出狱前半年，病犯监区守门的张军就差点把精神有点毛病的段迅文差点打死了！
监外的值星员数量各不相同，老五队只有三个，一个守厂子的院门，一个受厂房的楼门，一个守厕所门，三队即窑上由于出窑等活计太累人，监区长们心太黑，不给钱的压着你拼命干活，给钱多的就可以当值星员，管别人打别人强迫别人干活，结果居然有二三十个值星员！
监狱当局任命的大大小小的犯人头目如此之多，必然人浮于事，到底起什么作用？确实，对地位高一点的犯人这些东西都等于不存在。但是，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对低级犯人来说，哪怕最小的寝室长记录员更不要说值星员要找你麻烦的话，你的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这里举一个例子，2004年的一天早上，犯人姜三明蹲在地上与人说话，寝室长龚学智让他去把个人卫生弄一下，他说”等等”，又与人聊起来，龚学智上前一脚把他踢到，他爬起来本能的还了一拳，作为寝室长的龚学智立即把这个肺结核患者往死里打，我见他出手太重就拉开了，他却又冲上去打，我拉开几次他冲上去几次，我恼火了，把他拖到办公室门口说，；”你要再打我们就一起找干部说！”他这才算了。结果，指导员刘勇开会时还是点名批评姜三明，会后我去找刘勇介绍当时的情况，他一句也听不进去，还是坚持说：”本来就是姜三明不对，叫他打扫卫生他不去就是不行！”
这一类事我对刘勇指责多了，因为他还算是个有是非观念的人，就这样，面对大量他任命的大小犯人头头殴打所辖犯人的事件，对我的指责他都以一句话回绝：”站在我的角度我是对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对你来说，矛头向下就是大方向正确！”
汉阳监狱设立这么多犯人头目职务，咋看起来是个笑料，其实不然，确实对维持其次续起了极大作用，对广大最低级犯人来说这已不是”三座大山”，而是乱山重重，或者说真正是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其实，只要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个犯人头目的结构和今日中国社会的结构完全一样，其运行机理也毫无二致——越往金字塔上层权力越大义务越少，处于底层的大众则有义务无权利。
第十耳目。
显然为了更好的与社会同构，近年来汉阳监狱还出现了一个”新事物”，那就是监狱长、科长、监区长们各自广泛在犯人里发展”耳目”.也就是说，皇帝要搞”东厂”，党要搞”调查部”，警察国家要搞”内保”，监狱里也就必须在犯人中发展一批专打小报告的人！而且，他们不是一起来搞一个统一的耳目体系，是各搞各的。可想而知，他们也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犯人。现在，汉阳监狱里除了军火以外什么都买得到，大量狱吏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也都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这种人脉关系早已衍生到犯人里，往往一个狱吏为处理严重违反法纪得罪一个犯人，其实就是得罪另一帮狱吏，包括那些用银行卡转账的，卖酒的，聚赌的，贩毒的，背后都有大小狱吏操作掌控。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猫腻不被人家抓住，为了自己整人时不得罪更有权势的帮伙，没有自己的情报体系岂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狱政科长赵勇就是一个典型，这人没有文化，没有品位，唯一本事就是到处钻谋，手上有一个本子专门记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极力把所有关系摆平，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正因为清楚哪些犯人和哪些狱吏有那些瓜葛，才能避免打狗欺主之嫌，不至于”错”关了一些重新犯罪的犯人。
本来，所有这些由监狱当局任命的犯人头目都叫”事务犯”，2002年，汉阳监狱在普通犯人中搞了一次”事务犯测评”，上报到监狱局以后，监狱局认为事务犯人数所占比例太大，这样，2003年再度”测评”时就只算宣鼓、调度、卫生员、值星员、防火员，为此，湖北省监狱局办的《新生周刊》尚专门发文吹嘘汉阳监狱”精简事务犯60%”，次年再度”测评”，为了有”精简”成绩，把所谓的”事务犯”的统计口径缩小到连防火员、调度也不算了，值星员也只算一半，”精简”成绩就又创造出来了。
由上可知，在汉阳监狱，犯人不仅被制度管着，不仅被一圈圈的围墙管着，不仅被狱吏管着，而且被监狱委任的犯人头目管着。当然，犯人被制度被围墙被狱吏管着都是应该的，里面有不合理处可以另说，倍监狱安排的犯人头目管着则是另一回事了。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犯人头目管其他犯人的权力越大，那里的一般犯人就越生活在深层地狱了！
应当指出，监狱的上层主管机关并非对监狱以犯人管犯人的问题没有知觉，而且一再要求”亲力亲为”，但是，监狱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可言，这样，终生制下的狱吏们怎么可能不养尊处优百事不想管？
反过来说，犯人管犯人也就是必然的了。
20113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