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四）
什么叫 “革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 “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高尔基如果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十月革命的话，肯定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搞的换汤不换药的闹剧。1917年11月20日，十月革命仅仅过去13天，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严正指出: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道已经中了权力的腐毒，他们耻辱地对待言论自由、人格和那种种权利一一民主派就是为这些权利的胜利而斗争的一一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盲目的狂热分子和没有良心的冒险家在拼命奔跑，好像是踏着通向 ‘社会革命’ 的道路，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条通向无政府主义状态、通向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死亡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可以犯一切类似彼得堡城郊的屠杀、毁坏莫斯科、消灭言论自由、毫无意义地逮捕人的罪行……
“……但是我相信，工人阶级的理智、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任务的意识将很快打开无产阶级的眼界，使他们看到列宁许诺的全部不可实现性，看到他的不理智的全部严重性和他的涅恰也夫一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
“工人阶级不会不明白，列宁只是在用他们的皮、用他们的血做一场试验，他力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发展到最极端的程度，以便看一看结果到底会怎样？
“当然他们并不相信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能胜利，不过，也许他们在希望发生奇迹。
“俄国工人阶级应该知道，现实中是没有奇迹的，等待他们的是饥饿、工业的全面瓦解、交通运输的毁灭、长时间的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而在这之后则是血腥气毫不消减的黑暗的反动。
“这就是无产阶级今日的领袖引导他们所奔的方向，所以应该明白，列宁并不是万能的术士，而是既不怜惜无产阶级的名誉，也不怜惜他们的生命的冷静的魔术家。
“工人们不应该允许冒险家和疯子们把可耻的、毫无意义的和血腥的罪行推到无产阶级头上，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的将不是列宁，而是无产阶级自己。
“我要问: 俄国的民主派是否还记得，他们过去是为什么样的思想的胜利而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
“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现在还有能力继续进行这一斗争？
“他们是否还记得，当罗曼诺夫家族的宪兵们把他们的思想领袖投入监狱和苦役场时，他们称这种斗争手法是卑鄙的手法？
“列宁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同斯托雷平、普列维（注：二人均为沙俄内务大臣）和别的野人们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
“列宁的政权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们并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不也是和罗曼诺夫王朝政权做这些事时一样吗？”
看了以上文字，我认为就 “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 而言，苏维埃政权显然是不合此标谁的。所以，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文章中反复论述的观点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俄国带来的是流血、饥饿、死亡、破坏、道德沦丧、社会倒退，俄国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且无尽头。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其所写的《列宁的一生》中，用了不长的篇幅叙述了列宁和高尔基之间的一些交往、纷争。他写道：
……高尔基与列宁不同，列宁是由贵族出身而参加革命的，他则是来自人民，并且是按照自己的心愿为人民服务的。列宁对高尔基特别尊重，所以通常他总是在家里接见高尔基。如果高尔基应当在人民委员会里拜访列宁的话，……不用排队列宁就接见他。……高尔基常常带来一些关于被逮捕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请求书。阶级歧视使高尔基感到痛心，因为官方的太阳只照耀工人和农民，而知识分子则处于背阴的地方。……
1919年7月10日，列宁打电报给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今天见到高尔基，我劝他坐你们的船（她当时在伏尔加河巡回宣传轮“红星”号上）……但是高尔基断然拒绝了。” “断然”一词表明，高尔基没有用工作忙或身体不好来推托。他实在是不想加入巡回宣传轮的活动使自己同苏维埃政权搞在一起。他虽然没有反苏维埃的思想情绪，但是苏维埃政权对自由的限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
高尔基回到了彼得格勒，但是列宁并没有罢休。他于1919年7月18日再次写信给高尔基，设法说服高尔基到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政府休养所来。……
但是高尔基还是拒绝了，他让郁积在自己内心的那种痛苦心情任其发泄出去（给列宁写了一封信）。列宁在7月31日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一一这大概是列宁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写得最长的一封信。信中使人感到有一种被克制着的愤怒：……“我愈是细读您的信，愈是考虑来信中的结论和信中所说的情况（以及我们会面时您所谈的情况）的联系，我便愈加确信，不论是这封信，还是您的结论和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
“您从痢疾和霍乱谈起，而且一下子就发出一种不健康的怨恨： ‘博爱、平等’。这么说来，好像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遭受贫穷、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
“接着，您说了一些我简直无法理解的狠狠攻击 ‘低级’ 文学的刻薄话，而结论是：‘残存的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 说，他们被人 ‘出卖’ ‘给农夫当俘虏了’。”
……列宁暗示地说：高尔基由于自己的职业而不得不接见 “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尔基写信给列宁说：“（资产阶级） ‘残余分子’ ‘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在 ‘大多数工人’ 中却出盗贼，出混进来的 ‘共产党员’ 等等！” 列宁指出：“于是您竟然得出 ‘结论’ 说：干革命不能靠盗贼，不能不要知识分子。”
列宁肯定地说：“这完全是病态心理……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卫分子）去同盗贼作斗争。这在彼得格勒是不可能 ‘看到’ 的，因为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里失去地位（和理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多。……在彼得格勒或从彼得格勒的角度观察事物的人，只有非常通晓政治，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才会确信这一点。而您不具备这一切。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这是一些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到的人……
“要观察，就应当到下面去观察一一那里可以观察到建设新生活的情况；应当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一一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只要观察就行了。……
“您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就不能直接观察到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 “……您来信说，您感到生活非但很痛苦，而且 ‘非常厌恶’！！！那是必然的！” 用列宁的话说，高尓基是把自己困在了彼得格勒那些 “不健康” 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内。他说：“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者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者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全国都在投入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生活使您厌恶，和共产主义的 ‘分歧在加深’。 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您丝毫没有指出政治上或思想上的分歧。”
列宁在结束这封信时，再一次劝告高尔基：“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恶。”
上面的这些 “教导” 使我们想起了毛的 “教导”：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向工农兵学习，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什么 “知识越多越反动”，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完全是古代法家愚民驭民政策的现代版！作为从俄国底层社会成长起来的平民作家，高尔基对工人农民的了解难道比出身官吏家庭的列宁还不如吗？列宁之所以赏识工人农民，压制知识分子，正是看中了工农大众容易受布尔什维克蛊惑，跟着他们破坏旧世界，建设所谓的新世界而已。而这些 “新生事物” 在高尔基眼里却是瞎胡闹，是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专制。1917年11月23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以《请工人们注意》为题发表一篇短文，谴责列宁 “用涅恰也夫（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极端分子，主张采取愚弄和挑拨的斗争方法）的 ‘开足马力冲过沼泽地’ 的方法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他在文章中指出：
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所有其他陪同他们在现实的泥沼中走向死亡的人们，他们显然和涅恰也夫一起坚信：“用败坏名誉的权利能够最为轻易地吸引俄国人跟在自己后面。” 所以他们现在就冷静地玷污革命，玷污工人阶级，迫使他们制造血腥的屠杀，唆使他们去掠夺，去逮捕……无辜的人。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利变成合法的了。在对所有不同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专制主义的人用饥饿和抄家相威胁的同时，这些 “领袖们” 竭力为专制主义辩护，而国家的最优秀的力量长期进行艰苦的斗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专制主义。
一起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后面的 “小学生和傻瓜们的听话程度” “达到了极点”。这些小学生和傻瓜们背地里骂着自己的领袖，时而离开他们，时而又靠向他们，最后还是驯顺地在为教条主义者们的意志服务，因此就越来越强烈地在最愚昧的士兵和工人群众中激起不可能实现的过无忧无虑的日子的希望。
列宁主义者把自己想象成社会主义的拿破仑，他们撕打掷抛，在把俄国最后彻底摧毁，而俄国人民将为此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
列宁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在与高尔基的交往中，这种双重性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
有一次高尔基问列宁： “您是真正地怜惜人们，还是这仅仅是我的感觉呢？”
列宁回答： “聪明人一一我是爱惜的。聪明人在我们这里是很少的。我们俄国人多半是有才能的，然而懒得动脑筋。” （费希尔认为）思想上的懒惰是政治上残暴的部分后果。对表达思想进行种种禁止，那是很少能促进思维的发展的。
高尔基写道： “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什科娃的住宅里，列宁在听伊萨亚.杜勃洛文演奏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时说：
“ ‘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了，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
“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
“ ‘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一一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不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唔，一一任务艰巨得厉害！’ ”
列宁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兴趣的人，他的很多观点是不能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由于他所担负的工作极其困难，所以他必须把自己本身所具有的人道压下去，而使自己养成一种 “敲脑袋” 的本领。他戴着一副带刺的手套，为的是掩盖住自己那双温和的手，并且他消除了自己性格中的最后一点温和，以便不使它妨碍自己履行职责。为了限制别人，他首先限制了自己。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自己的圣像一一革命，并使自己完全服从于革命的残酷主宰。任何极乐世界的奏鸣曲都不应当使他想起生活的美。音乐会刺激他的神经，因此为了不使自己听到音乐对自己讲了些什么，他不得不进行自我斗争。他是处身在战争的环境下，他是在为战争的胜利陛下供职，因此他只注意去听那作战的号角声。他不喝酒，也不抽烟。斗争是他的滋养品，劳动是他的麻醉剂。但是他睡眠不好。高尔基称列宁是 “巨大而沉重的海船（这里所谓的海船就是灾难深重的农民的俄罗斯）的舵手”。这艘海船正在把他拖向海底。
列宁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者，他虽然也欣赏优美的音乐，但在内心里却时刻保持革命者的警觉，不为 “靡靡之音” 所动，不能用手去 “抚摸任何人的脑袋”，“而是要敲脑袋，毫不留情地敲”。列宁就是这样挥动着布尔什维克红色恐怖之手，敲掉了千万个地主资产阶级敌人的脑袋。所以，比起 “热情的奏鸣曲”， 列宁更欣赏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礼炮声。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评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径思想渊源时指出：
总之，任何暴力革命都是责任心和知识缺乏的直接结果。暴力革命是病态意识的结果，是利用社会纷争来投机，是社会为必然的革命后倒退所付出的最昂贵代价，在那些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还缺乏正常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理智、文化和福利的地方更是如此。这些地方要么是财富尚未创造出来，要么是不断遭到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缺乏远见、过分自信的治理的破坏。
所谓都是一些纯洁而崇高的人、高风亮节之士、只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在搞革命的神话，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再没有能像暴力革命、内战和民族之间的冲突那样使社会底层、社会的死水潭泛起如此之多的种种污秽、最下流的人类渣滓。
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革命、内战和冲突彻底地、特别无情地破坏了稳定的生活结构，而且是因为在习惯的准则总转折的情况下，当事件超越了人们弄清事件并采取理智决定的能力时，在这种情况下刑事犯罪分子空前容易、方便和顺利地乔装打扮成英雄。昔日的恐怖分子、武装强盗、匪徒和骗子、替政治蛊惑家卖命的廉价炮灰，在大火火光中矫健地驰骋一阵，抚摸一阵自己的野兽本能，便跻身于 “争取人类幸福的斗士” 的行列之中……”
暴力革命就是甜蜜幻想玫瑰上的血。
看了以上文字，大家应该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了吧？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
1917年初在莫斯科红场，沙俄宪兵彼得罗夫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分子伊万诺夫。同年二月革命后，伊万诺夫出狱，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肃反人员，逮捕了彼得罗夫。1937年，斯大林搞大清洗，伊万诺夫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成了彼得罗夫的同监难友。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伊万诺夫出狱，当了克格勃的中层领导。1991年 “八一九” 事件后，苏共垮台，彼得罗夫出狱，和子女开公司当老板; 伊万诺夫被解除职务，生活拮据，摆摊卖馅饼。一天，两人又在红场相遇。彼得罗夫跳下宝马车，拿了两张馅饼，扔给伊万诺夫一百美元，说: “兄弟啊，为了赢得卖馅饼的权利去推翻沙皇老爷子，犯得着吗……”
荀路 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4月2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