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健谈民主与文化运动经历
历经十年“政治”官司
《新报》走过了16个年头，但是其中伴随着一场劳命伤财的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诉方是一家亲共报纸，官司的起源是关于“六四”。
陈维健解释：每年的“六四”，《新报》总是以几个版面介绍“六四”真相。而另外一份香港报纸，是站在中共立场上刊文。比如该报观点：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是镇压“六四”，因为“六四”镇压，才有今天大好形势，经济发展，社会富裕，人民幸福等。当时《新报》已积累了一批非常不错的作者，我们布置这些作者写稿揭露与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两家报纸开始展开笔仗，这一期我们批过去，下一期他们批回来，这样文仗几度来回。突然有一天，我们收到法院的传票，内容是《新报》不能再涉及对方报纸的任何内容，对方把我们告了。他们列举了《新报》的4篇文章，指含有诽谤的内容，所谓的诽谤内容，是文中所指“你们背后有中共支持的”，及“这些立场与观点都是中共的”等。
为此，《新报》将面临一场“诽谤”官司。维健解释道：虽然说西方有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诽谤”官司很难界限与裁定，比如说：《新报》作者批评对方“背后有中共支持”，依据是文章的理论与观点，与中共政府一脉相承。而法庭要求我们“拿出中共支持的证据”，要求非常具体。
整个官司表面上寻求真理，寻求公正，本质却是一场经济实力的绞杀，是双方律师之间的博弈。对方请的是新西兰最优秀、最著名的律师，《新报》自然请不起这样的名律师。
为什么说是最终陷入经济战呢？
对方的诉求是：每篇文章索赔5万新币元，四篇即20万新币元；我们每次提供文字资料证据（英语），需要翻译费用；每次出庭费用2千新币元等，累计十年的消耗战，我们赔进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最终《新报》输了这场官司，以赔偿对方5万新币元告终。可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拖垮了风云一度的《新报》。
中共“大外宣”严控华文话语权
拖垮《新报》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中共的“大外宣”。
什么是“大外宣”？自2001年开始，中国新闻社（中共国家通讯社）每两年主办一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先后在南京、成都、上海、重庆等地举办了十届，历届论坛均有中共国家领导人出席。记者无国界曾揭露“中共控制世界华文传媒新秩序”，自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投注人力与资金扩张国营媒体，以及用签约、持股、并购、广告业务等，甚至直接以命令威胁等手段，控制媒体的广告业务等，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将海外私营媒体纳入中共旗下，控制了华文传媒的话语权。
据陈维健介绍：中共使馆要求新西兰商家：“不能在《新报》刊登广告，若你们继续在《新报》刊登广告，就是支持反共，就是支持反中国。”这样一来，《新报》的广告业务便中断了，这是最后的致命一击。海外华文报纸，通常是免费的，是依靠广告业务收入来维持的，一旦丧失广告来源，《新报》的生命线便被掐断了。当然，还有整个世界媒体大气候的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纸媒不可避免的走下坡路。
《新报》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自由民主世界是办得到的，但在西方世界里要坚持新闻与言论自由，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陈维健感叹道：中国的新闻出版，在中共极权管控下没有空间，可我们到了西方社会，身处自由空间，仍然面临着中共的打压，中共势力渗透，使我们这些在海外坚持民主自由理念的自由媒体，依然步履维艰。
陈维健担任《北京之春》主编
在陈维健接手《北京之春》主编之前，《新报》与《北京之春》就曾有过密切来往。当时《北京之春》首先面临困境，断绝了经费资助，其时《新报》还比较有实力，《北京之春》就把稿件传真给《新报》，文稿的电脑输入都由《新报》承担。自那时起，陈维健已成为《北京之春》的编委，这是《新报》与《北京之春》的一段合作因缘。
陈维健说：五年前，《北京之春》交到了我手里。现在的《北京之春》属于电子媒体，或者说是网络刊物，但每一季度会出版一本《北京之春》文选季刊。《北京之春》是中国海外民运的刊物，目前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新闻栏目中，每天有更新内容，与整个国际社会、国内新闻、及与港澳台的脉搏紧密相连。
新西兰朋友思考民运新模式
新西兰民运加入海外民运圈比较迟，是从办《新报》开始。第一个赴新西兰联络的是王炳章。据陈维健回忆，1998年王炳章来新西兰，帮助成立了新西兰民运组织。
《新报》有了社会影响力。一批作者是《新报》的基本队伍，同时还拥有一大批读者，所以《新报》时常组办各色各样的讨论会，如此基本打下了民运基础。那时《新报》也会邀请各地民运人士来新西兰访问，举办各色各样的演讲会，每一次的演讲活动，至少都有400-500人参加，规模非常之大。新西兰民运的低潮，也是在《新报》停办后，顿失基地。
维健介绍道：四五年前，国内出来一批年轻人，民运群体重新组合起来，新西兰的民运活动逐步增加，队伍渐渐壮大，也参与了一些主流社会的活动。经过一个低潮，又重新开始复苏，在这过程中，有位叫小余的年轻人，非常出色。现在的年轻人，对现行的制度，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而且有切身体会，他们的年龄在40岁左右，可说是年轻有为，为新西兰民运队伍输入了新鲜血液。
小余自我介绍道：抵达新西兰不久，我参加了不少活动，但对于海外民运运作不够熟悉。新到新西兰的朋友，主要是因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所谓“新黑五类”的镇压。“文革”时期的“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所谓的“新黑五类”指：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这些人纷纷跑到了海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慢慢地加入到民运队伍中。海外民运再次兴起，与习近平政权对“新黑五类”的镇压是分不开的。另外这批年轻人的特点是，对手机、互联网等更为熟悉，在没有组织情况下，进行联络，展开活动，也比较顺畅。但是也有相应的困难，在海外的民运工作中，没有核心协调机构，在运作中，或者行动上难以取得一致性，效果不那么理想。
廖天琪说道：香港的这次“反送中运动”，恰恰是凸显了去“中心化”，同样能够调动全社会的人参加，同样能够吸引全球瞩目。所以新西兰民运的缺点，其实不该是缺点，或者是新起点、新模式的开始。
小余介绍道：现在新西兰的民运工作，一是特定纪念日的活动，比如：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西藏的纪念日，法轮功的纪念日等，我们都会参加。另外是在国内突发的人权事件时，在海外组织一些响应与声援活动。其实，海外运动对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弱，但我有一个想法与建议：海外民运的着眼点应该落在所在的居住国，协助政府、智库、媒体等，认清中共的本质，及协助反渗透工作等，这对于海外民运组织来说，会更有效果，且能够立竿见影。
小余的担忧是：今天世界面临一个强大的中国，比如像新西兰这样的小国，还有比新西兰大的国家，同样的面临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专制极权政府打交道。当然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选票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考虑等，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可能跟着民运反共反中，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现实可行折中的方法与中国打交道，同时紮起篱笆反渗透、反统战。海外民运有先天的语言优势，同时又比较熟悉中共的运作模式，可以为西方政府、智库、媒体提供资料与信息。
新西兰的民运工作，是在陈维健的主持与领导下，在他身边总是聚集了一大圈朋友，有事找他商量解决。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一项长期的运动，要有持久坚韧的斗争精神。陈维健是当地朋友于公于私的领头人，新西兰的民主与文化运动工作就是在这样和谐与互助的氛围中展开的。（完）
民报20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