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从方方日记到普希金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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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打破了实体空间的高度疏隔。人们借助互联网链接融入陌生社会,架设起临时的传播链共同体。尽管这共同体稍纵即逝,但它终究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化叙事,融入宏大历史的总体性记忆。方方日记是这方面的另一范例,它实现了一名女作家跟整个良知社会的辐射式链接。

方方的现场叙事,引发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那就是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训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方方无疑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人们已经发现,在中国大陆,第三类作家还没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

更为吊诡的文化原理在于,任何一种文本、思想、事件或现象,你总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找到它的相似物。历史学家最喜欢谈论的是,一个新文本和另一个旧文本之间的“复调”关系。

仅就“瘟疫”这个母题而言,我们就能找到一大堆类似的文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提供的卓越手稿。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坚称,普希金既是信笺私语的高手,也是广场狂欢的歌者。正是基于他提供的启示,我仔细阅读了那位诗人的遗作。

一八三〇年秋天,普希金回到波尔金诺村的家族庄园,去继承已故叔父的遗产,恰逢俄罗斯爆发霍乱,交通被关卡切断,以至于他被迫滞留小村达三个多月。因闲得无聊,他创作了五部小戏剧、五个短篇、三十首诗歌,以及著名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个私人事件以后被不断放大,被俄国文学史家称为“波尔金诺之秋”,成了作家创作高潮期的同义词。

我还特别注意到,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略、隐藏或丢弃的第五部戏剧手稿《乡村女医生》,惊人地预言了我们的当下语境。在那个充满死亡激情的音乐悲剧脚本中,被追光灯照亮的女主角——一位乡村女医生率先登台,她不仅容颜美丽,而且具有诚实的美德,并在疫情流行时就以咏叹的方式发出了警告。

但在村长和特派员的命令下,县警察还把她囚禁起来,直到疫情结束。许多村民在信息被蒙蔽的状态下感染病毒而死,到处是凄厉的哭号。女医生出狱以后,冤情才被乡邻们揭发出来。她形单影只地站在舞台上,用先前的咏叹旋律,唱出了内心的无限哀伤(普希金在手稿里标注:音乐不变,但词已改换)。

直到此刻,戏剧依旧笼罩在暴力,痛苦和死亡的悲剧调性之中。但随着几个女医生的支持者遭到殴打,扮演农民的演员身穿小丑装扮出现了,他们从舞台两侧涌出,围着女主角、恶吏、骗子和傻瓜跳踢踏舞,跟手持长刀的士兵周旋,用口哨模仿女主角的歌声,开始了一场富有节律的肢体反抗。
剧情这时开始向观众席扩展,在那里发生了骚乱,许多观众用口哨模仿女主角的旋律。一个坐在前排的女教师尖声喊道:村长应该被审判,最好自己上吊。观众全体起立,用更热烈的口哨和欢呼声表达赞同。剧场的秩序在粗鄙的激情中分崩离析。

观众纷纷起立离席向台上涌去,用手里的彩色气球击打那些恶人,气球爆炸的噼啪声制造了暴力的快感。还有人用一个纸做的桂冠为女演员加冕。大家簇拥她走出剧场,来到辽阔的彼得广场。在那里,更多市民卷入了这场陌生人的狂欢。

他们的“乐器”越出口哨的范围,代之以歌喉、小提琴、手风琴、双簧管和小号,而且使用了奇特的复调结构。一些互相平行的多声部合唱,以女教师的咏叹为核心,在广场上自由展开,有的庄严,有的戏谑,有的则荒腔走板。这正是巴赫金所期待的美学景象。扮演女医生的演员淹没在骚乱的人群里,似乎已经遭到狂欢者的遗忘。
整个圣彼得堡和俄罗斯都听见了这场合唱,就连躲在冬宫里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都为之胆寒。他满脸怒气,坐卧不宁,不知是否应该调动禁卫军,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大炮,去轰击农民和市民的声音联盟。

天色已经逐渐变黑,侍从们点燃了吊灯,闪烁不定的烛光,照亮了堆积他脸上的阴霾。皇帝说出其在全剧中仅有的那句独白:“朕是该假装不知他们在反对我呢,还是该用绞索去勒住他们的咽喉?”

这时手稿出现了断崖式的空白——普希金还没来得及为这出巴洛克风格的戏剧写好结尾。当时的情况是,疫情已经结束,他急于回去拥抱心爱的女友冈察洛娃,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藏起这份有冒犯嫌疑的手稿。
普希金的寓言体戏剧告诉我们,他并非方方这样的第二类作家,而更像是第三类作家的古典代表,但在瘟疫的母题上,却跟方方日记构成跨时空的“复调”关系,其间有大量对应性细节值得玩味。基于本文的性质,我只想说明一下它在寓言构造上的复古意义。

历史上至少存在过三种寓言样式:莎士比亚所代表的历史寓言、班扬所代表的道德(宗教)寓言,和卡夫卡、加缪、贝克特、尤涅斯库所代表的虚无性寓言,后者是与总体性历史完全脱节的荒诞时空,旨在构筑“人类失败的象征”。毫无疑问,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应当是病毒流行时期的主要书写样式。

但文学以外的情形则截然不同。转发方方日记、在某医师的微博下留言、还有发生于三月中的大规模文本复制事件,向我们展示出中国民众寻求代言人的热切渴望。他们正在努力逃离谣言和信息垃圾的围城。到处是语词的鞭炮和烟花,以及残留于互联网大地上的思想碎屑。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数码狂欢,不仅要疗愈新冠肺炎带来的巨大创伤,也要修改卡夫卡式的阴郁语法。

但从社交媒体上的大声叫喊或窃窃私语中,你仍然可以闻出道德感和历史感的浓郁气息。基于某种罕见的正义诉求,人们试图让互联网回到真相传播的初始设置上去,他们要借助复制、粘贴、转发和评论,把真相这种奢侈品变成日常晚餐。无论如何,这都是饱受惊吓的小产阶级或微产阶级的最后呐喊。
我们同时也看到,幸福欧洲在这次疫情中露出了罕见的痛苦面容。狂欢的意大利民族惊慌失措起来,中世纪的黑死病疮疤被触痛了,仿佛鼠群在经历电击之后突然记起了上一次电击。但时隔短短一周,被戒严和隔离令逼回家室的人们,竟把阳台变成新的社交空间。地中海式的华丽阳台,曾是浪漫幽会的包厢,现在却成了囚徒表演的舞台。

这是一种类似彼得广场的剧本化景观。从亚洲到欧洲,人本主义地图正在重构它的战地。正是方方所记录的“武汉故事”告诉我们,基于某种久远的信念,人不会在病毒、苦难、暴力和死亡面前退缩,而是要在黑暗的事物面前赞美生命本身,赞美对戕害者的无畏反抗,赞美追寻真相的勇气,赞美互助、救援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古老的历史机器就此重启了它的程序。它要划定一条新的时间分界线,并向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飞跃。如同中世纪病毒酝酿了“文艺复兴”那样,四处杀人的新冠病毒,正在为二十一世纪孕育新的创造者,没有任何其他疾病能扮演这种重塑民族国家的角色。

(搬运工:已将技术敏感词汇替换为简体中文)

原载:微信“浩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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