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上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和我后来在云南服务的新十四师不同）。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丰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就面临袁世凯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我在东京时，一位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深国民党员戴愧生先生，从马尼拉侨界到东京进行短暂拜访。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在日本党员的老同事。他告诉我，我父亲在旧国民党内的资历有多深。这组织显然未能摆脱地下社会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间，党员仍然很在意阶层。
当时会产生称帝的企图，代表民国体制造成尴尬处境。在这方面法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博士说对了。他评估中国此时还没准备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准备就绪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为解决之道呢？革命党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数十年后，难道要向这个愤世嫉俗的人磕头吗？对这个刚宣誓当民国第一任总统并立誓保卫民国的人，难道要对他奉承说：“皇上圣明，臣等愚见不及一二”？孙先生的党人，也就是自称“中华革命党”的这群人，被迫有所因应。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我的一位堂兄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拥护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铁床上，下置炭炉，要他招出秘密情报，要他叛党，他就在被火烧的情况下被折磨至死。但云南起义和舆论获得最后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计划，羞愤而死，时为1916年。许崇智将军重回岗位，先在福建，后来到广东。父亲也重当参谋长。
但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咧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毛泽东的第二任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的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在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罢课和示威最大声的四十五名同学，全都被退学。由于拿不到转学许可，他们无法进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变成共产党员或是立场左倾，我也不觉得讶异，因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就这点来说，共产党结合了敌对或不满国民党政权的人，一开始不见得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聪明地想到，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课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国的政治之间存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变，因此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因此，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说也奇怪，他要我们谨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泽东激进行动的根本思想几乎没有差别：革命是丑陋的字眼。革命是对自己的同胞宣战，因此不值得欢欣鼓舞，也不值得夸耀称赞。但父亲的讯息不同于别人的煽动造反。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会导致以下的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心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时，他会看着报纸的人名，指出他还在国民党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记得戴愧生这个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情怀。）因此，约十五年后，戴先生进来办公室，需要在东京的交通工具时，我在安排妥当后胆怯地问他，是否还记得黄震白。“黄震白，当然！”他大叫。后来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吃晚餐。能够从他那里听到先父青年时期的事迹，实在很欣慰。但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丹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声明，纳米尔或毕尔德（Beard）应该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失，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或沮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包括红旗下的中国，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政党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经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本文选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