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上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和我后来在云南服务的新十四师不同)。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丰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就面临袁世凯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我在东京时,一位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深国民党员戴愧生先生,从马尼拉侨界到东京进行短暂拜访。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在日本党员的老同事。他告诉我,我父亲在旧国民党内的资历有多深。这组织显然未能摆脱地下社会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间,党员仍然很在意阶层。

当时会产生称帝的企图,代表民国体制造成尴尬处境。在这方面法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博士说对了。他评估中国此时还没准备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准备就绪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为解决之道呢?革命党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数十年后,难道要向这个愤世嫉俗的人磕头吗?对这个刚宣誓当民国第一任总统并立誓保卫民国的人,难道要对他奉承说:“皇上圣明,臣等愚见不及一二”?孙先生的党人,也就是自称“中华革命党”的这群人,被迫有所因应。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我的一位堂兄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拥护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铁床上,下置炭炉,要他招出秘密情报,要他叛党,他就在被火烧的情况下被折磨至死。但云南起义和舆论获得最后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计划,羞愤而死,时为1916年。许崇智将军重回岗位,先在福建,后来到广东。父亲也重当参谋长。

但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咧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毛泽东的第二任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的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在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罢课和示威最大声的四十五名同学,全都被退学。由于拿不到转学许可,他们无法进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变成共产党员或是立场左倾,我也不觉得讶异,因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就这点来说,共产党结合了敌对或不满国民党政权的人,一开始不见得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聪明地想到,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课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国的政治之间存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变,因此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因此,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说也奇怪,他要我们谨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泽东激进行动的根本思想几乎没有差别:革命是丑陋的字眼。革命是对自己的同胞宣战,因此不值得欢欣鼓舞,也不值得夸耀称赞。但父亲的讯息不同于别人的煽动造反。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会导致以下的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心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时,他会看着报纸的人名,指出他还在国民党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记得戴愧生这个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情怀。)因此,约十五年后,戴先生进来办公室,需要在东京的交通工具时,我在安排妥当后胆怯地问他,是否还记得黄震白。“黄震白,当然!”他大叫。后来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吃晚餐。能够从他那里听到先父青年时期的事迹,实在很欣慰。但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丹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声明,纳米尔或毕尔德(Beard)应该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失,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或沮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包括红旗下的中国,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政党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经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本文选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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