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邢小群:悼念吴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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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小群 2020-04-06

前天清明,作家吴若增竟在这个中华民族悼亡的日子与世长辞,享年76岁。哲人其萎,让我神伤!

吴若增先生1943年出生于黑龙江,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生前是天津市作协专业作家,有《翡翠烟嘴》等作品名世。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因为参与《炎黄春秋》编辑工作,和他有过一次难忘的笔墨交往。

那是2015年3月, 杨继绳向吴先生约了一篇稿子,交我编发。我感到稿子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马上编辑。然后交老杨终审。老杨又发给吴先生,吴先生很快给老杨发来一信。

继绳兄:

看到了丁东先生的编辑稿,我的感觉是:他是出于篇幅紧缩的考虑,才进行这样的缩编的。这一点,我很理解。我也当过编辑。但我读了这个编辑稿,感觉是他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保持了原稿的主要内容,但我读起来感到艰于呼吸,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把原文的那种论说的自信的侃侃而谈的气氛完全消除了!!!变成了干干巴巴的几块骨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此文的发表,有可能给中国当代思想界一个震动——对不起,我有些不够谦虚了。对于社会主义最大的干扰和破坏,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民粹主义!为了这样的一个命题,“牺牲”两千字的版面,我以为并不算“奢侈”!我不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变成一篇教科书似的干巴巴的东西!我以为我和《炎黄春秋》杂志都应该作好下一步可能发生的论战的准备!老实说,对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的反复修改与推敲,我是下了大功夫的。我的修改与推敲不下几十次!我把每一个细节,包括每一个用语都斟酌过了。原稿中,有几处颇富感情色彩的地方,我特意要感染读者的地方,也成了骨头棒子!这一点,更令我遗憾!至于后面删除的地方,有我在政治方面的考虑,似更不要删除才好。

我懂得编辑有权这样做,但我读了,感到已经不再是我的作品了。我的风格完全没有了。就好象人吃饭要喝水一样,你不能认为水不是食物,因此就可有可无。不是的,水是吃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有一处,丁东的修改可能是对的,那就是波尔布特政权亡于三年零几个月,而不是我写的两年半。

吴若增

老杨让我看了此信。我完全理解吴先生的心情。于是,我给老杨写了一信,说明我的想法。

老杨:您好!

我为什么要删吴若增的文章?

吴先生以小说名世,我素来尊敬。本刊今年发表的反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也很有深度,我不知道是否经过编辑处理。本文的删节,我不是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不差两千字的篇幅,而是力求文章的思想更加严谨。我的删节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希望文风更加理性。激情的语言未必就好,杂文笔法不是炎黄的特色,平实说理才是更高的境界。我删去了不少说理以外的感慨。

二是避免“最最”、“之极”一类绝对性的说法,让表述更精准适度。

三是一般不用“我们”,我就是我,我们包括谁,不包括谁,不清楚。

您可看看吴先生的原稿,我的部分删节修改涂成红色,批注用绿色。

我印象吴先生是在天津工作生活。天津虽然离北京很近,但天津思想界与北京交流并不密切。吴先生在天津能够独立思考这些重大的公共性问题很不容易,文学界的人能够这样思考尤其不易。我们愿意给这样的思考者提供平台。但如果认为这些问题国人没想过,没谈过,天下皆醉我独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以上看法供您参考。

丁东

老杨马上把我的信转给了吴先生。吴先生没有再提异议。文章以《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为题,刊发于《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现在想起来,我对吴先生怀有歉意。吴先生这篇文章原来富于感情色彩,被我改成了一篇文风内敛的文章。《炎黄春秋》乃是众矢之的,我当时想,这样处理,或许有利于提升杂志的安全系数。现在想起来,不如让吴先生把话说得更痛快些。如果此文能够收入吴先生的文集,何妨恢复原貌?

早在1982年,我就是吴若增小说的读者,从讽刺中感受到深刻。当小说与时代脉搏渐行渐远,他放弃了小说创作。他虽供职于作协系统,其思想格局却不囿于文坛议题,而是执着于深思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听说他晚年相当孤独。这也是思想者的宿命。思想的触角伸得越远,越是卓尔不群,便难免在荒原上独行。老杨原来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认识吴若增很早,知道他水平不凡,所以频频向他约稿。他的文章也的确一次又一次为《炎黄春秋》增光添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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