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高尔基（七）
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执政后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甚为不满，多次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1918年5月10日一13日，苏维埃政府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关闭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几家报纸一一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世纪报》、《当代言论报》，社会革命党的《土地与自由报》，孟什维克的《新光报》，好几家报纸被罚款。除了《真理报》和《红报》之外，彼得格勒的所有晚报都被查封。出版事务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声称：“苏维埃政府将同报刊作斗争，直到它把报刊改造过来并迫使它们提供善意的消息时为止。” 他还说： “我们现在还容忍资产阶级报刊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当我们将来在《红报》上声明 ‘我们胜利了’ 的时候，那就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准存在了。” 1918年5月14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表达他对苏维埃当局侵犯言论自由的愤怒。全文如下：
苏维埃政权又关闭了几家与它敌对的报纸。
说这种同敌人斗争的方法是不光荣的，那毫无用处。提醒人们说，在君主制时期正派的人们一致认为查封报社是卑鄙的事，那也毫无用处。因为关于光荣不光荣的概念显然在政权的管辖范围和兴趣之外，现政权毫不理智地相信，它能够在旧的基础上，即在专横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但是委员们治国安邦的新行动引起了这样一些想法，而且是并不新鲜的想法。
消灭令人不快的公开性刊物不会产生政权所希望的现实后果，用这种胆怯的行动阻止不住敌视委员们和敌视革命的情绪的发展。
委员先生们在很有气魄地屠杀，并不区分谁只不过是他们的非理性行为的敌人，而谁是整个革命的原则上的敌人。他们在卡住前一类人的喉咙时，削弱了革命的民主派的声音、诚实的和真理的声音；他们在堵住第二类人的嘴时，在敌人的圈子里造就出一些殉难者。
他们用殉难者的光环来装扮正在生长的反动派，他们用一般新的动力来加强这些反动派，同时为未来的卑鄙行径制造辩护。那种卑鄙行径不仅仅反对全体民主派，而且主要地反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将首先为自己的领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而且比任何人付出的都要昂贵。
因此，委员先生们在消灭言论自由的同时并不能以此来为自己获取好处，反倒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害处。
他们害怕什么？畏惧什么？这些现实的政治家看起来似乎有能力正确估量创造生活的力量的意义，难道他们以为言论的力量能够被他们机械地消灭吗？他们这些富有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们不会不知道，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特殊的说服力。
说到底，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经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致公开地、放声讲话的敌人都使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企图堵住他的嘴，那怕稍稍堵住一点也好吗？
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
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
十月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11月8日，彼得格勒军事少革命委员会颁布命令，查封刊载 “诬蔑性报道”、反对十月革命的资产阶级报纸，当天就查封了彼得格勒五家最有影响的报纸。11月9日，列宁签署了他和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一起商讨起草的《出版法令》。该法令指出，在十月变革后的危机时刻，当军事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反对各种色彩的反革命报纸时，“立即从四面八方响起了喊叫声，说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违背了自己纲领的基本原则，竟然胆敢侵犯出版自由。为此，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提醒居民注意，在我们的社会中，在这自由主义的幌子下实际隐藏着有产阶级将最大最好的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限制地毒化社会思想并对群众意识造成混乱的自由。所有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特别是在这危机时刻，新政权，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还刚刚在巩固，完全将这一武器留在敌人手中是不可能的，何况这武器的危险不比炸弹和机枪小。” 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查封资产阶级报纸的理由和颁布出版法令的原因。
该法令规定要查封的报纸有三类：一是号召公开对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的，二是散布明显歪曲事实的诬蔑、制造混乱的，三是呼吁从事犯罪活动的。但是，法令承认，这些限制都是为非常时期制订的，“一旦新秩序巩固，对报纸施加的行政影响将停止”。因此，法令特别强调了这些行政措施的临时性质。
《出版法令》于11月10日在《真理报》上公布后，激怒了高尔基，他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扼杀，随后在《新生活报》上几次撰文进行抨击。
高尔基的抨击使列宁感到很恼火，因为这时高尔基对《出版法令》的抨击是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内的反对派的退出政府的威胁、左派社会革命党及其他党反对列宁的 “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 抗议声混合在一起。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对《出版法令》争议也很大。
这里必须指出，列宁处理出版问题的考虑是和他当时的施政总方针决策相一致的，即要求全部政权归布尔什维克、全面实行国有化政策、采用暴力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在11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提出了《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出版法令》和列宁的提案进行了质疑。从会议上的争论来看，关于出版自由问题实质上是涉及了要不要采取镇压措施，或者说，实施镇压专政的问题。党内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镇压措施，恐怖专政只能招致革命的失败，因此不能实行；而列宁主张为了保住政权必须对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和事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托洛茨基支持列宁，他发言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查禁其他的报纸是合法的……你们说，我们曾经要求过《真理报》的出版自由。但那时我们是处在要求最低纲领的条件下，而我们现在要求最高纲领。” 对于托洛茨基的这番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反唇相讥说： “……别人偷了我的老婆一一这不好；而我偷了别人的老婆一一这是好事。” 卡列林宣称，出版自由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相克的事物。托洛茨基则严厉地责问：“你们这是在替谁说话？”
列宁同意托洛茨基的讲话，将反对出版法令的人视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背叛十月革命的人。
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的《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没有得到通过，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团支持《出版法令》的决议案却得以通过。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诺根等人退出政府的行动。
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向列宁提出 “紧急质询”：“最近几天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但是都没有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和批准，并且以这样的程序采取了实际上取消公民自由原则的政府行为”。 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列宁回答：“这些法令和法律草案不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的理由是什么”？“政府是否打算放弃他们所确定的完全不可容忍的颁布法令的程序”？
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理有据的责问，列宁难以回答，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就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吧，去吧，但是不要说什么政权崩溃了。政权属于我们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
1918年2月2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革命法庭的法令》。法令首先对出版革命法庭作出了解释：“在革命法庭内设立出版革命法庭。以利用出版的途径所进行的反人民的罪行和过失由出版革命法庭审理。” 法令中明确指出：“一切关于社会生活现象的虚假的或歪曲的报道都属于以利用出版物为途径的犯罪和过失，因为它们是对革命人民权利和利益的侵犯，也是对苏维埃政权所公布的出版法令的破坏”。法令还规定设立侦查委员会，侦查委员会拥有作出对被侦查人实施逮捕、搜查、抄家和释放的大权。出版革命法庭是最终的裁决者，“出版革命法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并不得上诉。出版革命法庭的决定和判决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出版革命法庭的判决有从罚款、禁止出版、查封到剥夺出版人的自由、驱逐出所在地，甚至俄罗斯国境以及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八大项。
《关于出版革命法庭的法令》实际上将列宁的《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付诸实施了。从此，《出版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就日益强硬了。1918年7月1日，对报刊进行 “军事检查” 的军事检查局呈交了一份近两个月破坏出版法令的报刊名单，其中有刊载了高尔基一系列批评出版法令文章的《新生活报》（被查封）。被查封的还有《无政府报》、《伟大的俄罗斯报》、《俄罗斯自由报》、《人民言论报》、《我们的声音报》、《复活报》和《火星报》。其他十家报纸受到警告。至此，布尔什维克上台不到一年，被查封的报刊达到了111家。《出版法令》及其随后不断加强的法令已经不是当初所说的临时措施，成为一种强化和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常设措施的方向已经确定不移了。
1918年1月18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以《蛊惑的果实》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击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用 “一群职员” 的名义对他的攻击：
他们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如果您要批评人民委员的政府的话，那我们就封掉《新生活报》。”
我回答：“《新生活报》将要像批评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那样批评人民委员的政府。” 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们，我又补充说：“在《新生活报》工作的人们同卑鄙之徒及骗子手的专制制度作斗争并不是为了用野蛮人的专制代替他们的专制。”
因为用外在的强暴进行威胁是野蛮人的威胁，自由的公民们不应当在思想斗争中采取这种手段。
只是因为 “工人阶级在政府里占优势”，还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懂得政府所做的一切。苏维埃政府告诉工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可能的。
《新生活报》用一系列文章一一这些文章没有遇到政府的那些机关刊物方面的实质性反驳一一声明并还将继续声明：我国没有引进社会主义所应当有的条件，斯莫尔尼宫的政府对待俄国工人就像对待树枝一样一一它点燃这树枝是为了试一试，用俄国的篝火能燃起全欧洲革命的烈火吗？
这就是按 “撞大运” 的方式行动，不怜惜工人阶级，不考虑他们的未来和俄国的命运一一让俄国毫无意义地燃烧吧，让它化成灰烬吧，只要能作试验就行。
狂热分子们和乌托邦主义者们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工人阶级的明智而文明的部分却不能这样干。
所以我断言：有人在拿俄国无产阶级作试验，而无产阶级将为此付出自己的鲜血、生命并长久地对社会主义理想本身感到失望。这是最糟糕的。
应当记住，如果 “沙皇的轻率能够消灭几代人”，那么被权力的毒汁所陶醉的人都不乏这种 “轻率”。
我真想问一问这 “一群人” 和所有其他的寄给我的恶毒的信函的作者：公民们，为什么你们总是发狠？为什么你们的信件充满如此大的火气，如此尖刻的挑剔和讽刺？
要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不是 “被压迫的人民”，而是胜利者，你们应当感到一种自己的神圣希望正在实现的人们的平静的自信。你们曾如此长久而耐心地等待别人能公正地对待你们。现在你们有责任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有责任关心所盼望的公正在全世界的胜利。
可你们却总是发狠，总是又喊又骂。为什么呢？
不改变你们的感情，不改变你们对你们自己和别人的态度，你们就无法改变令人讨厌的生活环境。
高尔基在这里所揭示的一个现象是：革命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此时的表现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熬成了婆婆，转身就对自己的儿媳妇施虐了。高尔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人缔造了什么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缘由也在于此。
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争斗，互相欺瞒。俄国作家瓦季姆.巴拉诺夫在他所著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一书中披露了一些有关内容：
就在那时，高尔基与K.楚科夫斯基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被批评家适时记录在日记里。高尔基说：“我就是那么个角色。要知道，实际上我经常表现出两面性。从前，我从来不作假，而如今，与我们的政权打交道，我不得不弄虚作假、欺骗、装腔作势。我知道，不然就行不通。”
回忆人以 “我目瞪口呆坐在那儿” 一句话结束了记述。时间为1920年10月3日。
高尔基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不知道，在他阔别祖国多年返回之后，不得不采用更加复杂的伪装手段，处理与新政权多方面的关系。他断然把艺术家之笔束之高阁，当起了报人。1917年春开始主编《新生活报》，过了一年多布尔什维克便把它查封了。他接二连三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后来把它们全部编入《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并加上了副标题《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
所有这些文章从头至尾都渗透着焦虑和痛苦。焦虑和痛苦的是革命对生活产生的破坏力会给精神文化、宝贵的社会财富和它的创造者一一知识分子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多年来，在高尔基的研究中一般很少提到《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文章，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为什么呢？难道它与革命的海燕的光辉形象不符，与精心炮制的思想机制内部产生的神话不源于一辙吗？
……许多人早就阅读过《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并为作家的勇气，为所罗列的布尔什维克罪行的尖锐性感到吃惊。当时他们这些人并不知道，高尔基有时在与国家领导者们的通信中进行相当激烈的论战。这种论战或者是达到了危险界线，或者是超越了界线。
比如，1919年10月高尔基就 “逮捕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给列宁写信的事告诉了捷尔任斯基。高尔基说：“我认为这些逮捕是野蛮行径，是对国家最优秀智慧精英的迫害，同时我在信末声明，苏维埃政权引起我对它的敌视情绪。”
同样是1919年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件，就其激烈程度，在任何一个作家书信集中都难以找到相近似的内容。高尔基写道：“依我看来，逮捕科学家不能以任何政治上的考虑作辩护。所谓 ‘政治上的考虑’ 不过是对遭到逮捕的那些人尚存完整的人皮而感到疯狂和兽性的恐惧。” 高尔基把 “近日发生在彼得堡的混乱” 叫做 “只能使政权的威信扫地，激起人们对它的怯懦普遍的憎恨和鄙视” 的野蛮行径。
高尔基在当时给布哈林的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残酷迫害的问题是他最感悲愤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已经非常充分地表明这个问题的 “极端痛苦性”。
1919年11月，乌克兰契卡主席马.拉齐斯在报纸上发表了标题十分醒目的文章《红色恐怖》。文章中写道：“我们进行的战争不是针对个别人物，我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彻底消灭。不必侦察寻找被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行材料和证据。我们要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属于哪个阶级？他是什么出身？受教育状况和职业？这些问题足以能够决定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包恐怖的思想和本质。”
可悲的是，19年之后，说这番话的老布尔什维克拉齐斯本人也成了 “人民的敌人”，丧命于 “红色恐怖”。这就足以证实当时一位契卡领导人所说的：“关于红色恐怖，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现在各省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是红色恐怖，而是不折不扣的刑事犯罪现象。”
难怪高尔基会感到 “悲愤” 和 “极端痛苦”呢。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5）
一个苏联人因谈论苏联领导人是大笨蛋而被法院判处20年徒刑。他申辩说: “诬蔑罪最多判5年，为什么判我20年？” 法官说: “诬蔑罪判你5年，另外15年是严重泄露国家机密罪。”
荀路 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4月7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