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罗莎”批判列宁（一）
罗莎.卢森堡（1871一1919）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右翼分子称她为 “嗜血的 ‘红色罗莎’ ”。
但就是这么一位红色的左派人物竟然三次撰文对列宁的言论进行批判。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位曾经被列宁誉为 “永远是一只鹰” 的革命女杰是怎样批评列宁的。
1904年2月5日，列宁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阐述了他的建党思想，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等等。卢森堡在看到列宁的这本著作后于7月份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对列宁的这本书进行批评。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问题上，两人之间没有分歧，但卢森堡对 “关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 问题显然与列宁的观点有分歧。列宁认为机会主义潮流的特殊标志就是知识分子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涣散状态，害怕党的活动中的严格 “纪律” 和任何 “官僚主义”。 卢森堡认为: “极力强调无产阶级具有接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天赋能力而 ‘知识’ 分子却是怀疑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毫无 ‘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的气味，倒不如说恰恰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它同机会主义观点是相近的。” “恰恰从列宁害怕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危险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列宁的组织观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 她与列宁在建党思想上最大的分歧是集中制问题。卢森堡并不反对党实行集中制，她与列宁的分歧是在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是 “无情的集中主义”，是 “极端的集中主义”，其结果是 “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她说: “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卢森堡还指出: “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部分人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我们觉得这已经是一种一再跟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了。” 她最后还嘲讽地说，“而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的身份出现。” 但是，她认为， “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 ‘中央委员会’ 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的多。”
从后来的历史现实来看，卢森堡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全体党员的意志通过什么形式和渠道集中到中央去，中央又以什么方式保证不歪曲地执行这种意志？这个问题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解决，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解决，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块软肋。刨根问底，这个软肋的始作俑者是列宁。列宁企图以 “历史的万能的舵手” 自居，将党组织作为自己窃取最高权力的工具，导致布尔什维克党思想僵化、压制民主、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趋势，最终土崩瓦解，遭人唾弃。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11年9月(10月)，卢森堡在一篇私人信件中称为《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的手稿中，对列宁再次提出批评。卢森堡对列宁在党内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提出异议: “……作为对孟什维克极端机会主义的回应，布尔什维克派内也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现象。这个派别在列宁领导下不是全力挽救党的团结一致，而是热衷恢复自己的派别机构。布尔什维克建立或者说重新恢复了他们的派别组织，它拥有独立的派别中心，拥有自己的报刊，包括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纸，甚至还拥有招募人们加入他们派别的独立的 ‘党校’。 无论如何，列宁和他的朋友日益公开参与制定的这种组织政策已成为对党的未来最大的威胁。” “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显而易见地准备召开他们那一派的派别代表会议，从而将会公开表明和证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卢森堡这篇手稿生前未曾发表，它是写给她的亲密战友(男友)里奥.约吉希斯的。1991年才首次发表。文章的背景是1911年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由布尔什维克倡议，并受到卢森堡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赞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召开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代表会议。在波兰党和主张 “调和的” 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影响下，他们一致同意，反对列宁及其集团的意图，解散党的派别和停止出版派别报刊。党的基金以前一直由布尔什维克掌管，此时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三名代表负责保管，他们行使委托人的职责。但是，不久，卢森堡在这封信里写道: “不幸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希望和前景都已化为泡影。人们很快就看到，种种旧的派别邪恶勾当已经战胜了一切有关党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的考虑。” 在对孟什维克的派别活动提出批评后，卢森堡特别指出: “然而，我们党也严肃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路线。早在1903年，在俄国党内形成了两个派别之后不久，我们就感到不得不起来坚决反对列宁和他的朋友的组织上的集中制，因为他们想要通过纯机械的方式使党受制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个思想上的独裁者来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方向。……在1907年于伦敦举行的上届全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代表既坚决抵制孟什维克右派的机会主义堕落行为，也坚决抵制列宁的左派粗鲁的革命行动。从那以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民主派激进主义的理解向着更为欧洲化的方向演进，这一演进使我们党和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在反对取消主义灾难的共同的基本的斗争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然而，最近，如上面所说的在党遭到全面破坏的时候，列宁及其朋友的特殊策略迫使我们党不得不重新釆取坚决的反对立场。这时，列宁以机械的粗暴方式解决俄国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对党是危险的。”
卢森堡对列宁在党派斗争中釆取的 “铁拳政策” 十分担忧，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 “机械主义的” 激进主义。她主张，“为了挽救党的统一，我们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坚决的要求团结的纲领来反对这种自杀政策。” 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来，列宁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强人，他的专横跋扈不仅在他未执政前造成了许多负面作用，而在他执政后更是君临天下，以不可一世的霸气给俄国、也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悲惨效应。仔细想想，列宁真是堪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劫数。有此劫数，共产主义定然难逃大厦将倾之结局！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他所著《列宁的一生》中，在谈到列宁在建党问题上的立场方法时写道：
他一向十分重视组织问题。他坚决认为，集中领导和 “由下面作出的” 民主决定之间的选择，或者说职业革命家组织和同情者的自由联合体之间的选择，不是一个纯粹技术程序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思想方面的分歧。1902年时，他写了《怎么办》一书来阐述这个问题。1904年时，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中所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不可遏止的好战姿态，十分认真地、极其详细地分析了党内过去的各种争论。列宁坚决认为，组织问题上的小错误正在导致政治上的大矛盾。他称之为组织上的 “尾巴主义” 的东西，或者他称之为无所事事的那种情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已经上升为生活中的一种哲学）心理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1902年3月，列宁的著作《怎么办》出版，他在书中这样宣告：“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列宁第一个看出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必须要有一个新型政党。这个党是无产阶级中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有觉悟的那一部分。
列宁指出，崇拜自发性就会把工人阶级政党变成消极力量。这样的党是工人运动的尾巴，而根本不像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他还指出，要建立这样一个新型的党，首先需要有一批能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不断地顽强地培养自己在这方面所必须具备的品质的职业革命家。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由受过考验的、经过长期政治锻炼的领袖组成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没有这样的领袖，“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在一点上眼光独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从此开始苦心经营十多年，组成了自己走向最高权力巅峰的班底，实现了 “把俄国翻转过来” 的野心。
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中就列宁的这篇文章评论道：
当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他的革命行动的理论时，他当时还不满32岁。……在这部厚厚的小册子里，他不但攻击了渐进主义者，而且也攻击了恐怖主义者；他论证说，群众就他们自身的努力和自发冲动而言，至多能达到一种 “工会意识” ；革命只能通过一个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先锋队的领导来实现。因此，革命不能坐等工厂中的缓慢活动，无论这种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的。
该书的论述是冗长而浮夸的，其间闪耀着洞察力之光，充塞着对对手们的学究式诘难。从此以后，列宁突出了一个中心概念，这一概念将从此指导列宁的战略，并且有助于形成俄国和世界的历史。这个概念就是他的领导概念一一党对群众的领导，党的领导由一个人来组织一一这里的个人，除了列宁还能是谁呢？……
对于列宁和他的党来说，革命职业已经成为领袖的战略。列宁的统治只有几年的时间，但他使用一种具有粗俗运用权力色彩的手段，还是有时间的。……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中所假设的那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融合，现在被颠倒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统治了。列宁对服从的要求和对个人控制的要求已经带来了一个逻辑结果，即封建制度并未被全部改变，只是更换了封建领导人。……
卢森堡与列宁之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内部激进与渐进、极端与温和派之争。列宁作为激进的革命者，对知识分子始终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偏见。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对此有这样的叙述：
列宁说：“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 工厂是无产阶级的 “学校”。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依靠 “工厂这所学校” 进行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而对于 “工厂这所学校”，知识分子却 “怕得要死”。列宁指出，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是由 “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 产生的。“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 ‘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 ‘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 ‘小轮子和小螺丝钉’……”
列宁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贵族。但是，他决定不去做一个思想清高而无所事事的人。他鄙视那些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嘲笑那些沙龙式的革命家，而这样的人在19世纪的俄国就有好几千个。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加以改变后引证如下：“谁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就让他别去从事政治活动。” 列宁不仅想的是革命，讲的是革命，而且他准备弄脏自己的双手，依靠工人的帮助来组织革命。民粹派盲目地崇拜农民，列宁则崇拜工人。列宁由于在俄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脑门上看到有奥勃洛莫夫（注：果戈理小说中因循守旧的典型人物）习气的烙印，所以他愿意推崇群众，推崇来自土地和来自车床的人。俄国的上层人士在生活中既游手好闲，在精神上又极为讲究。所以列宁认为质朴比讲究好，体力比脑力好，组织比个人好。在这方面，列宁表现出了某种忘我精神。列宁时常自己抑制自己（革命胜利后，他公开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硬说，列宁企图夺取 “指挥棒” 来指挥党。不管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列宁挥舞 “指挥棒” 无疑也在指挥自己。他自觉地自己指挥自己，自己组织自己。
费希尔在书中指出：“革命是列宁自始至终所热爱的事业。……他经常在考虑革命，他不像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考虑革命，而是像一个恋人那样考虑革命。他把各种根本的变化和最大的震荡都十分迷恋地考虑到了，……除了革命，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列宁受到鼓舞。” 唯其 “革命” 入迷，列宁常常干出一些令同道者侧目而视的 “出格” 之举。 “红色罗莎” 对列宁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左路线的批判。这种具有先见之明的批判早在列宁尚未得势时就开始了，而且出自像卢森堡这样的有名望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足以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政出多门，纷争不断，各持己见，结果迥异的。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8）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有一天打电话给宇航飞行员，对苏联阿波罗一联盟号飞船对接成功表示祝贺，但他注意到美国仍然在宇宙空间方面占有领先地位。他说，苏联的声望要求我们作一次类似月球着陆的壮举。
于是他对宇航员命令道: “因此，党中央决定，你们必须在太阳上着陆。”
电话里传出哽咽的声音: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样我们会被烧死的。”
勃列日涅夫马上说：“你们以为政治局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吗？我们决定让你们在夜间着陆。”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13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