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狂人日记与安妮日记
关于方方，上一文是《那些脆弱的人们，从家丑不可外扬和方方日记谈起》（可点击阅读）。
1
有些人以为方方日记在米国等地出版会成为人家攻击中国的子弹，这完全是缺乏现实感缺乏正常世界观的想象。就像在洞穴里，将幻影当真实。
首先，个人记录的日记一般并不具备直接充当证据的条件。所谓日记，就是私人视角和感受，肯定是琐碎，局部的，无法代表全面和整体。
特别是因实际限制，方方日记里有大量直接引用公开媒体（包括官方消息）或他人言语、素材等内容，并非原发的现场证据。如果要充当“子弹”，首先是这些直接的公开信息，而非间接的方方日记里相关内容。
其次，方方日记总体温和，因而整体上能够为国人所见。所有日记目前都在互联网上。也就是说，某些人以为的子弹，早就存在，不需国外出版后才成为所谓子弹。这些人用前互联网时代的封闭思维来思考互联网时代的事情，近乎刻舟求剑。
再次，李医生吹哨受训，中心医院的事情，封城前的延误等等，早已是公开消息，关键是各方的不同解读。如真找子弹，温和的方方日记还不够格。
第四，外国政府和民众并不会对一本已有些过时和过于琐碎的个人日记感兴趣（目前显示为亚马逊畅销榜排名2567名，相当冷。即使中国民众，能从头到尾看完一半日记的，都不多。）。更不会将之视为攻击的子弹。
就像国人几乎没多少人会关注某个在纽约的人的疫情日记，更不会将其中的记录当作攻击米国的子弹——更厉害的子弹，无论在中国媒体，还是米国媒体，都处处可见。
如果某本纽约日记在中国出版，米国人根本不会当一回事，更不会想到或相信这会成为中国攻击米国的子弹。
2
顺便说一下，目前国内很多消息难辨真伪，特别是一些素质参差不齐的自媒体。包括一些明显制造或断章取义的假消息。这些进一步成全了某些民众洞穴里的幻觉。
比如 ABC news报道，通过信息截取和卫星照片等情报手段，米国在2019年11月就判断出武汉发生疫情。但在《环球网》的报道中却故意省略“武汉”，让读者以为说的是疫情发生在米国。
这类新闻当然与因为人们无法直接看到外部世界而被“有心人”故意忽悠相关。
又比如过度宣染（狂转）外国疫情失控的假新闻，比如说西班牙医院拔掉65岁以上患者呼吸机，比如米国已经宣告崩塌。这类新闻就算随即得到纠正，但绝不会得到这些造谣者的再传播。
比如近日在民间热传达千万次播放的关于米国强行将老人集中起来以免被传染而影响经济的视频。里面警察和民众说的明显不是英语，这样的事情也根本没有米国媒体报道，却被不少国人以为事实并嘲讽米国的所谓人权。
米国西班牙等国目前的确是在疫情的“水深火热”之中，某些人幸灾乐祸还不够（单是厉害了我的国还不够），还要制造或相信假新闻以成全自己虚幻的优越感，可想而知内心的自信多么的脆弱。
谎言是一种毒品，制造者和迷信者都会上瘾。这类普遍的幻觉，或许会成为中米脱钩的催化剂，而谁也保证不了这些自信者最后会不会自食苦果。
只有奠基于真实（事实）之上的判断才有意义，才显人之正常。不然，就是活在洞穴之中。真实，这也是对写作者（知识分子、媒体人、作家）的基本要求，因为虚假会“吃人”。
有人说方方道听途说和造谣，但纵观其全部日记，除了两三处不关内核的小问题（后来方方也自行在日记里纠正），所有内容都有事实来印证。
如果真的存在所谓造谣，以方方日记在国内的影响力，她早就得到相关方面或人士的关注或训戒了吧。
3
关于作家与知识分子，很多人连基本的认知都没有。比如之前著名的“高中生”在给方方的信里就说：
“我是学理科的，对作家这个词接触不多，我特地百度一下作家含义，结果很失望。一个说，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另一个说，作家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在他看来，作家应该是后者，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者。事实上，作家不是宣传干部。
文学的政冶化，带来的后果人类历史中有诸多回响，那就是文学的卑微与死亡。
曾经，文学为政冶服务，成为宣传的一种。现在回头再看，在思想解放之前的文学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可怜。远不能称为好的文学和正常的创作，也不能与繁复苦难的现实相匹配。
就像方方在2014年东方讲堂作过的文学演讲所言：“文学对现世社会秉持着不合作不苟同的态度。既是近距离的，又是明显疏离着的。它怀有慈悲，同时具有锋芒。它的价值取向清晰明了，无奈感也异常沉重。”
在方方看来，文学是人学，是照顾人心的艺术。在演讲中，她说：
“很多的事物需要有输赢，而文学却不需要。文学经常是与落伍者、孤单者、寂寞者相濡以沫，它更宽阔地表达着一种人情和关怀。它会护着那些被历史遗弃的人事，被前进的社会冷落的生命。陪伴他们，温暖他们，鼓励他们。”
如果读懂了这样的话，或许就不难理解其武叹日记里反反复复关注着普遍民众的苦难与处境——这正是真实文字的力量所在——，而非像某些媒体或人士那样过多宏观的政冶渲染或宣传。
也正是这些无声者筑就了历史，奠基了国族的尊严与希望。包括对失职官员的批评和追债，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在现代政冶结构框架里，政府、国家、人民，三者的位阶是渐次提升的。也就是说，关心民众（疾苦），才是最大的政冶。而远离民众真实生活的正能量鸡汤，只是虚幻的泡沫。
好的作家（思想者）必然是心怀人类苦难的时代批评者，无论本国的鲁迅、屈原、杜甫、辛弃疾等，还是外国的卡夫卡、索尔仁尼琴、米沃什、阿伦特等。而颂歌式的宣传文字，绝不会有什么好作品。
就像医治灵魂的医生一样，鲁迅的弃医从文不仅是事实，更是何谓好作家的隐喻。
4
文学创作和知识生产一样，都应该是独立的，因而超越政冶和国界。所以关键不是在哪出版，而是写的是否是好作品。
就像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一个过于狭隘的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就像只会迎合政冶的作者——，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和思想者的。
比如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局限于国族，而是面向世界和人类，其思想有着可取之处，比如成为社会批判学说的思想资源。像列宁斯大林等后继者越来越狭隘，所以作品根本不值一读。
《狂人日记》最早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后来很快就在日本出现了日文版。将一个控诉旧社会吃人的恐怖故事翻译介绍到敌国，按现在某些爱锅者的看法，鲁迅就是送子弹。
柏杨作品《丑陋的中国人》，最初就是在米国大学的演讲之记录，后来还出了日、德、英文版。按现在那些攻击方方的人看法，可谓自己亲自到米国送子弹（自暴国族之丑陋），再间接到日本送子弹。
但这并不影响这两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反而印证了作品（超越国界）的影响力。
韩国有一批揭露国家真实历史黑暗面的优秀电影，传遍全世界。米国德国等国也有类似自暴黑暗面的作品，流传各国。并不见韩米德等本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攻击为送子弹，反而受到巨大欢迎。
好作品就像光一样。光，不管置身何方（无论国内国外），敌人只有一个，就是黑暗。
也只有慈悲而博爱的心灵，一个作家或思想者才会持续激发创作动力，才会走得更远。
5
有人问笔者存活于世所赖予支撑的价值基础。我说有两个互为奠基的价值尺度：回到个体，心怀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到个体是价值原点，也是回到事实本身的途径，心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油灯塔，是普世介值照耀的广阔天空。
所谓回到个体（他者-自我），也是回到人（个人—人类）本身。其实，爱人（个体-人类）就可覆盖所谓集体（包括爱锅）煮义（所宣扬的“正能量”面相）。
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一直有着个体主义（经验，具体个体，“这一个”）与本质主义（普遍理念，人类）的争议。
发端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分歧，前者语焉不详的实体学说导致了西方哲学的路线分裂或纷争，经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在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峙中刀光剑影，最后康德试图将两种学说整合，认为人要认识世界，两者缺一不可。
这是事后，笔者寻到的人类思想理论的源泉。而支撑我很多年的两个互为奠基的价值尺度，完全出于意识层面的现实经历与感受（反思）。这并不否认在潜意识里，人类思想源泉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与浸润。
有了这样基于科学认识论的价值尺度，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的正常人，不受任何非人（化）的忽悠。不信，请试试。
阿伦特将关注点落实到具体每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样抽象的集体（包括国家、族群等），她有言：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介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个体是一切集体的基点与最终目的，爱人是爱一切所谓集体的基点和最终目的。也就是说，爱人是比爱抽象的集体更内核也更高级的伦理价值，具有一票否决的功用。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作家，如果缺乏正常的普遍性价值观和世界观，那么，只能生产病毒，污染这个世界。
现实中，常见应然作为独立个体或自我的“人”完全被集体（变异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消解或抽空，沦为空洞躯壳。这是一个灾难重生的魔圈，没有例外。
已有不少成人因为此虚无的伪问题，在洞穴中以幻像为真实，消耗了此生的大好时光。或许，还有即将成人的孩子，正走在路上。最后，借用鲁迅当年的呐喊——
救救孩子。
回到日记话题。日记之所以让人珍惜，不仅是其内容，还有其形态。这代表着个体的独立空间和自我意识，不容侵犯。
笔者推荐一下《安妮日记》，看看灾难之下，人的痛苦与尊严。看看一名未成年的孩子如何通过文字，在“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作者简介：学者，作家，具有较扎实的哲学、政冶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学术基础，曾在海内外重要媒体发文三百多篇，出版过个人作品集。从事过多种工作，流落过多个地方，用了十年时间完成孤身走仲国计划。曾一个人自费赴大凉山和西|藏阿里支教和调研约三年，长期专注于底层调研。被认为是学术、实践与文笔兼备的思想者。（哑河个人微信：yahe1863 , 添加者请先转发本文至朋友圈，并开放朋友圈。）
来源：作者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