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4月23日

瘟疫过后,我们将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后全球化世界。(汤森路透)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一群亲中的美国学者、卸任官员及社会名流,联名发出公开信,呼吁“美中合作,拯救全球生命”,并批评川普政府目前对中国利用病毒发动“超限战”的诸多反制政策。作为美国极少数对外传播美国价值的官方媒体,《美国之音》偏偏重点报道这封观点已然背离现实的信件。

美中合作是“请鬼开药单”

《美国之音》显然认同这封信的观点,而《美国之音》的观点俨然是美国政府立场的对立面。难怪四月九日白宫罕见地在每日简报中,以“《美国之音》花你的钱为独裁政权代言”为题,指《美国之音》是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全球新闻网络,它每年花费约两亿美元向全球人民“讲述美国的故事”和“清晰有效介绍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之音》经常为美国的对手中共政权说话,而不是为美国公民说话。

这封在瘟疫夺命的阴影下跟美国和西方主流民意对立的、“政治正确”的信件是中国大外宣拼图中的一块:这封题为题为《拯救美国、中国与世界各地的生命》的公开信,由九十多名美国学者和前政府高级官员联署,它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中国政府前期对疫情的隐瞒,又高度赞扬和期许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公开信写道:“没有美国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任何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都不会取得成功。”

公开信的签名人中包括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前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等,未来学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前哈佛大学校长及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

公开信的四位发起人之一、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新闻稿中如此解释写这份公开信的目的:“我们希望鼓励全球共同努力。”公开信的另一位发起人、在欧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即便中美两国间存在不信任,两国政府也应该求同存异。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也是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他说:“无论中美双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全球挑战迫使我们竭尽所能,通过合作来共同寻求挽救生命的方法。”另一位发起人、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 )则指出:“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这必须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协调。”

读到这些弥漫着阴沟中气味的文字和观点,不仅让人想起“请鬼开药单”这个典故。这是美国菁英阶层智识陈旧、德性败坏的标志,他们自以为聪明,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发出的是疯人院中疯人的呓语。这是亲中派、全球化论者(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季辛吉主义者的大集合——正是这群人在过去三十年里将中国这个魔鬼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他们对自己的罪过毫无反思,反倒希望美国继续沿着这条亡国灭种的道路走下去。他们不是美国的卖国贼,谁才是美国的卖国贼呢?

战后的第二波全球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延续至今,对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国运带来决定性影响。(汤森路透)

中国绝对不是美国可以合作的对象,中国是比昔日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共产主义苏俄还要可怕的对手。这场已然重创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病毒之所以肆虐全球,即便不是中国政府蓄意为之,至少中国政府是罪魁祸首。中国没有认错、道歉、赔款,反倒发起新一波的大外宣,污蔑、诽谤、嘲笑美国和西方。更危险的是,中国军方趁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上的官兵染上病毒之际,派遣军机骚扰台湾和日本,派遣航母舰队出海秀肌肉,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跟这样的流氓国家如何合作?

跟中国合作,不是缘木求鱼,而是与虎谋皮,乃至自己找死。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美国菁英,不愿倾听川普总统讲述的“农夫和蛇”这个小学生都懂的故事,他们自以为是地要继续充当农夫的角色,以为蛇是其好朋友。

全球化造就中国崛起,却让美国沦为输家

战后的第二波全球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延续至今,对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国运带来决定性影响。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台湾背景的政治学者沈荣钦在评论文章《全球化造就中国崛起,却让美国沦为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造成的结果是,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增加,但同时产生欧美国家的去工业化与中国等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使得已开发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差距缩小。

对美国而言,从这场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是:第一,美国消费者可以从沃尔玛等超市购买到中国制造的价格低廉的日用品。但另一方面,价格低廉往往意味着质量低劣,关于中国制造的毒饺子、毒宠物食品、有毒的婴儿用品等报道不绝于缕,而若干中国制造的产品是由劳改营中的囚犯生产的——谁能跟这种无偿劳动力竞争呢?第二,美国本土从此不用设立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这些产业被移到中国等亚非拉国家,中国则不惜付出毁灭环境的代价——西方左派对此亦视而不见。第三,这种“中美合作”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买办集团(中美皆有),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都是属于此买办集团的获益者,没有中国提供的机会,他们不可能春风得意或一夜暴富。

那么,美国失去了什么呢?仔细数算,美国得不偿失:首先,看得见的是制造业的消失,以及上千万工作机会的丧失。沈荣钦指出,研究发现,受到中国贸易直接影响的美国城市,不仅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失业率增加,而且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减少五百四十九美元,而收到联邦相关补助仅五十八美元。国内贫富差距因而扩大,也影响了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这是克林顿和欧巴马们故意回避的事实,也是让川普当选的民意基础。

其次,看不见的损害更为致命:美国赖以立国和强大的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受到严重腐蚀,东西两岸菁英群体产生不劳而获的幻想。此次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举国上下才猛然发现,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居然连生产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的能力都丧失了,美国第一千金伊万卡在社交媒体上教国民如何手工制作布口罩,看到这样的画面,既感到荒谬又感到辛酸。而以这封公开信签名者为代表的官僚、学阀、名校、华尔街金融巨头、主流媒体、好莱坞等构成的川普所说的“深层政府”,正是让美国陷入危机的始作俑者。他们枉顾国家利益,只顾自己及家族利益,成为被中国收买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病毒是对美国的迎头痛击,更是警世钟声。Pimco全球经济顾问Joachim Fels接受 MarketWatch采访时表示,这场危机将留下长期伤疤,全球化可能会逆转,企业可能会试图降低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和风险,政府会出于安全考虑而抑制国际贸易、旅行和移民,对高度依赖贸易和旅行的公司、产业和国家的商业模式造成持久影响。沈荣钦分析说,美国政府会设法说服厂商将更多的价值活动带回美国,以降低失业大军与经济冲击的影响,这不仅是美国的功课,也会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作业,“第二波全球化的面貌终将改变,瘟疫过后,我们将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后全球化世界”。这些都还只是就经济层面而言,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将更大,美中新冷战乃至热战的危机将迫在眉睫。对民主世界而言,这反倒是好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再拖下去,时间只会对中共更有利——中国就像毒藤一样,缠在大树上,直至将大树绞杀才肯罢休。在此一历史转折点,唯有与中国脱钩、并在战略上将中国准确定位为“敌国”,美国及西方世界才有可能打赢这场艰巨的“自卫反击战”。

“别了,中国”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时,外交上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毛泽东一篇檄文《别了,司徒雷登》,何等煽情、何等高亢。然而,到了文革后期,中共众叛亲离,经济千疮百孔,且面对反目成仇的苏联的核武器攻击之威胁,不得不向美国抛出橄榄枝,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后来,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主动依附于美国开创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搭顺风车,闷声发财。在尚未富足时,韬光养晦;在自以为足够富足时,则要出头称霸了。

这场已然重创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病毒之所以肆虐全球,即便不是中国政府蓄意为之,至少中国政府是罪魁祸首。(汤森路透)

既然中国要出头称霸,今天是美国和西方斩钉截铁地说“别了,中国”的时候了。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中,美国如同科幻片中的科学怪人,一手打造了中国这头吞噬一切良善之物的怪兽,最后怪兽扑向主人。对于中国的危害,没有人比曾操盘川普竞选的美国右派策士班农看得更一清二楚:“中共一面隐藏疫情真相,一面囤积卖光医疗物资,这是对世界有预谋的谋杀计划。中共手上沾满了人类的鲜血,他们是黑帮,是杀人集团,美国和世界人民必审判中共的罪行!在美国政坛里,其它都是噪音,只有灭中共是主题!”那封与呼吁与中国合作的公开信,就是噪音,就是麻醉剂,必须加以清除。

在西方外交界、政界,像班农这样看清中国真面目的人愈来愈多。英国外交政策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在四月五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处理疫情问题上涉嫌违反《国际卫生条例》,七国集团可提起诉讼。这份报告指出,仅七国集团遭受的损失高达四万亿美元。美国可向中国索赔一点一万亿美元,英国可索赔四千三百亿,加拿大可索赔五百八十七亿,澳大利亚可索赔三百六十七亿——连数字都算得如此精确。

英国前首相梅伊(Theresa May)的左右手葛林(Damian Green)更公开指责问题的根本出在中国,主张以当年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手段处置中国。英国《独立报》报导,葛林指出,这场祸延全球的疫情“无可抵赖”是中国引发的,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让问题治丝益棼。曾大声疾呼反对华为进入英国通讯市场的葛林呼吁,在疫情结束后全面检讨对中国的关系,必须正视美国及西方的危机。前党魁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指责中国“掩盖”疫情,并认为西方领导人必须果断面对中国。内阁大臣戈夫(Michael Gove)也提出,追究中国未能遏制武汉肺炎病毒传播的责任。现任首席大臣拉布(Dominic Raab)表示,在疫情过后需要吸取教训、进行调查。从鬼门关上晃了一圈之后回到人间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大概不会再相信中国和华为了吧?

美国民众和政界也开始考虑如何问责世界卫生组织和其背后的中国。美国八成以上的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病毒流行全球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参议员Blackburn算了一笔账:“中国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国国债。美国被迫花费两万亿去战胜中国病毒。中国用所有的美国国债来赔偿也不够。”余下部分,可通过立法没收中共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在美国的资产来补上。如果还不够,可以将香港作为抵押品的方式来平衡——从法理上而论,可以让港人通过公投来决定其前途,被中共虐杀上千名反抗人士的香港,当然愿意成为美国的托管地乃至第五十一个州,香港人多次在抗议活动中举起美国国旗就是明证。

唯有彻底击败中国,美国才能避免罗马帝国覆亡的厄运

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比珍珠港事件和九一一事件要严峻若干倍。日本帝国海军的攻击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攻击,都只是伤筋动骨,而中国的挑战和渗透,才是深入肺腑——自美国建国近两个半世纪以来,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使美国政府设立的《美国之音》沦为《中国之音》?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其使领馆控制数百万美国华人社群的几乎每一个同学会、同乡会、商会、教会和中文学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让那么多美国的前总统和前副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前国务卿、前国防部长及前议员和现任议员成为中国的宣传员?美国已病入膏肓,再不壮士断腕、刮骨去毒,必将万劫不复,像电视剧《高堡奇人》中的剧情——不过,不是二战战败、被德国和日本瓜分,而是沦为中国的殖民地。

台湾社交媒体上活跃的评论人“王立第二战研所”在《帝国的兴亡》一文中指出,此刻正是一个历史的分歧点:如果工业国的菁英成功,把那些亲中派与世界大同咖啡厅左派踢出政治核心,舆论全面洗回,那么这个历史时间点将会落在君士坦丁大帝盛世,华盛顿将成为新的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取得百年来真正意义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位。若欧洲失败,武汉肺炎病毒蔓延到医疗体系崩坏,却还对中国抱有期待,幻想大爱无疆,坚持容纳百川;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是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西罗马将被蛮族统治,徒具国家之名,而对罗马还有希望的人民,只能被动等待君士坦丁堡愿不愿意派兵收复失土。

罗马帝国覆亡的历史乃是美国的前车之鉴。英国历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帝国后期,丧失了最宝贵的公民美德,“公民所应具备的大勇,是靠着拥护独立自由、重视民族荣誉、不畏强权威胁和习于领导统御等要件,长期培养而成”,而当时的罗马帝国,“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地位崇高的隆柴努斯(Longinus)看到国人情操卑劣、武德败坏、才气涣散,心中极为悲痛,很感慨地说:“有些孩童的手脚受到不当的禁锢,长大就变成侏儒。同样的,我们脆弱的心灵被偏见和习惯所奴化,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无法获得古圣前贤那样伟大的声誉,不像古人生活在为民所有的政府治理之下,呼吸自由的空气,能随心所欲地写出他们的作品。”他所讽刺和谴责的,不正是今天美国的这些拥抱熊猫派吗?他们是精神和道德的侏儒,却丝毫不自知。

作者认为,美中建交以来,美国“重建”了中国,此一外交政策一错再错,到了今天几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汤森路透)

美国需要复兴作为建国磐石的观念秩序,那就是圣经、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美国也需要率领西方盟国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重构被中国腐蚀变质的若干国际组织。正如“王立第二战研所”所论:“后现代远远没有来到,反倒是接纳无神论共匪的世界组织,在体系内被破坏的千疮百孔。在一神教信仰上建立的价值观,居然能容忍无神论者大谈多元信仰价值?”危机时刻,难道还要继续引狼入室?不将谭德赛抓到国际法庭审判,正义何在?

美中建交以来,美国“重建”了中国,此一外交政策一错再错,到了今天几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不能说此次危害空前的瘟疫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四月初以来,美国每天染病人数持续为两万至三万左右,死亡人数每天为两千上下,如同每天都发生一次珍珠港袭击和九一一袭击),但瘟疫暴露出的若干问题已显示出美国已然站在悬崖边上——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即为养虎为患的美国菁英之一部分,躲藏在他们背后的更大的大佬还有:季辛吉、尼克森、卡特、克林顿夫妇、欧巴马等人。这些与敌共眠者企图通过这封公开信推卸责任、转移视线,殊不知却让他们更多的恶行曝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当然相信不会有很多美国人追随一派胡言的亲中派、左胶、坚持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们早已是众人唾弃的沉舟和病树。我更相信美国能够回归正道,美国具有修补和复原的能力,美国能够击败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共产苏俄,也一定能击败集以上三者之大成的中共政权。

来源:上报

作者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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