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了世界性重大的庆祝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由国家军事委员会授命,担任本次最重大活动的总指挥是时任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王缵绪上将。这天全城呈现节日的气氛。在各个交通要道,市民扎了各式各样的松柏牌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市内交通中断了6个小时。各机关、团体、部队、工厂、学校、商店等悬挂国旗,同时也悬挂同盟国国旗。

上午9时,各界在重庆市中心(主区)较场口举行庆祝抗战大会正式开始,在总指挥王缵绪上将的一声令下,101响礼炮声响彻云霄。11时20分,前有3辆摩托车开道,蒋总统坐的敞篷车紧跟其后,陈诚坐在蒋的旁边,后面吉普车上掌旗官手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大旗”一面。国民政府的要员王缵绪、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吴铁城、冯玉祥、白崇禧、吴鼎昌、吕超、陈立夫、张治中、吴国桢、谷正纲、莫德惠、贺国光、方冶、贺耀祖等人出席了庆祝大会。

12时,蒋总统乘车抵达中心路口时,由王缵绪总指挥令军乐齐奏,仪仗队持枪致敬。蒋总统通过胜利道较场口、民权路,折向过街楼、林森路,凡经过的地方交通堵塞,车队都是缓缓通行。

12时30分,6万余人参加的大游行开始,在游行车队中,有荣誉军人代表乘坐的4辆大车,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光荣负伤的将士,其后的两辆大卡车,坐的全是老妇、老翁、儿童,他们都是出征军人的家属。6辆大卡车每到一地,市民高呼口号向他们致敬。由数十辆吉普车组成的盟军游行车队,坐着美军官兵及其家属,英、法与其他盟国的代表。参加游行的还有国民政府五院各部代表队,军人代表队,工人代表队、农民代表队、商民代表队、学生代表队以及彩灯队、龙灯队、醒狮队等。直至下午3时30分才结束。

为了这一天,在整整八年里全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更有无数的抗日将士为国家与民族奉献鲜血与生命,胜利纪念日亦抗日将士祭奠日,同时被定为“军人节”!

当日,各地报刊全都刊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特刊。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凭借其武器的精良,长驱直入,占领我国大半个中国。当时全中国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承担起了抗击日本侵略及保卫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各地的某些军阀不听号令(如:四川的刘湘,总想称臣割据-方),明里暗里与蒋相斗。西安事变后,蒋中正为找不到富足安定的抗战后方及立足点,一时间还很难下定践诺决心。而在这样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多亏有了四川的王缵绪将军深明民族大义,以其大智大勇和众望所归的志向,支持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则基于他为百姓安定着想,曾在“二刘大战”后亲自挥军而战,将刘文辉部驱逐到西康边境,扫除了宇内,就此结束内战,在统一四川后他因而极具威望。此时,为促蒋抗日,王缵绪将军迅速恊调川中各大派系的支持,顺利迎取了中央政府入川,从而极大地扭转了不利的局面。使中央政府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抗战后方战略基础,才维持了抗战八年的最终胜利。

也正是如此,当时把四川重庆定为了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自然成了日本的眼中钉。于是日军遂日几乎动用其全部空军力量对陪都大肆狂轰滥炸。日机曾在重庆市中心投下-烈性大炸弹,炸出了-个大坑。事后,全国军民为表达愤怒与不屈精神,便在此处建立起一座丰碑。由国府命名“精神堡垒”,以显示中华民族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精神与决心。“精神堡垒”便由此得名,最早兴建于1940年3月12日,原木质结构,四方形,通高27.5米,有旋梯可达顶端。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王缵绪上将曾向国府提议将「精神堡垒」复建成「抗战胜利纪功碑」,记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之功与见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陪都行使了最高的军政权力。竟管当时国民政府即着手还都南京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对此提议是非常赞同。为此,1945年10月召开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决定: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将「精神堡垒」复建为“抗战胜利纪功碑”。会议结束后,即积极着手此项工作,预计工程经费为5亿元,设备费为5千万法币。并于1946年10月31日竣工,为钢筋水泥结构。重庆“抗战胜利记功碑”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碑,它是中国民众和重庆民众的骄傲。但何曾想到,这个矗立在重庆抗战陪都的高大标志性建筑,是如何在六十多年前惨遭“改名换姓”,遂至“面目全非”?

1949年国民政府迁入台湾,蒋总统又再次把驻守云贵川阵地的重大任务交付在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兼西南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上将的肩上,在李宗仁撤离后,王缵绪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任司令。王缵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为此,他见危受命,能在非常时期具有担当和气魄,却能做到誓死镇守大陆最后阵地,在未执行上峰命令:“炸毁两座城市”计画前,他分庭抗礼与中共形成对峙胶着状态。直至49年10月1日,久等不到攻破四川之日,毛就迫不及待的登上了天安门,并宣称:“全国解放!”。然而,王缵绪依然是据此抗争近三月之久。仅凭这点而论,在国民党的史册上,王缵绪是当之无愧坚守在大陆阵地上的最后一位国军上将,则是最高权力之人。

在1949年1月21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签订和平起义后,平津战役彻底结束,但王缵绪上将却始终拒绝接受中共无数策反使者们的谈判条件,甚至还把使者扣压,交换他的儿子。在一经压倒性胜利及多次外围攻战之后,中共欲达到全国胜利一直没有形成,但王缵绪拒不投降,誓死坚守在最后阵地进而已延至三月之久,直到1949年12月30日,他陷于两难决择,如决战到底,城毁人亡。就在这十分无奈的关键时刻,他表现出了对民众的深切痛惜,对国家竭力维护的心愿,他最终出于保全两大城市及七千万百姓生命财产免遭内战战火的涂炭与毁灭,为此“达成合约”,并由王缵绪亲自出面在成都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自12月31日,接受贺龙等率部进入四川。1950年王缵绪主动解除所有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1950年底,国共内战最终宣告结束。然而,就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对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上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抗战胜利记功碑”痛下“杀手”。

1950年10月1日,重庆是当时中共西南局军政委员会所在地。为庆祝中共夺权建政一周年,时任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作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惊人之举。对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造并下令把该记功碑的骨架拆换,然后改名并由刘伯承“涂鸦”题改为《解放碑》。堪称滑尽天下之大稽,使全国民众都背上了“数典忘祖”之人,岂不可悲?根据我国的民间习俗与文化传统,纪念碑或陵墓都是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建。不能随意改动。更有圣者说:如果把南京的“中山陵”改为“泽东陵”岂不成天大的笑话?然而笑话由你笑话,政治“任性”为我之。官方根本充耳不闻,确体现出专制党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由来已久,堪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恶劣行径,也是他党一项之举,一切功劳均应属“我”,不是“我”的功劳,也要记成“我”的功劳。转述民间之说:大饥荒不是它们的错,人民吃顿饱饭是它们的功;发动文革不是它们的错,结束文革是它们的功;制造冤案不是它们的错,纠正冤案是它们的功;闭关锁国不是它们的错,改革开放是它们的功;贪官遍地不是它们的错,选择性反腐是它们的功……故以此度之,把抗战之功,也记入它“解放”的账上又有何不可呢?

但所有民众毕竟不是三岁的小孩,历史也不是你手中随意捏搓的面团。但众所周知的是,当年中共在延安不也是头戴青天白日帽徽,充当中华民国国军中的一支队伍么?抗战胜利之功大小多少,你中共不是变着方说是大功一件吗?为何心虚到要将该功碑,生生篡改为主动挑起同室操戈内战-党之“功”的“解放碑”呢?这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的是国军八年抗战,已元气大伤。而你中共完全是趁火打劫所得之功。所谓“解放”之说,除了中共一党欺人,能获几人认同?尤其是强拆除掉这个全民族的“抗战胜利记功碑”之恶举,更显出窃国大盗,喧宾夺主,享受胜利果实!
以至,今日所成现在人们欺世盗名的“解放碑”不如尽快拆除,让“抗战胜利记功碑”重见天日,尽快恢复其原来的真面目。不然,所谓的“解放碑”最终必将成为篡改历史造假者的耻辱柱!令人发指!

再看王缵绪上将的命运,也如同这座[抗战胜利纪功碑]一样的结局,在抗战时期曾被全国上下称之为抗日名将的《大洪山老王推磨》重大战绩,真是遐迩咸知,妇孺皆晓。他从事军政四十多年,曾担起国难危亡、川事之糟的抗战初期四川省政府主席;由于他迎中央政府入川,后遭到日军轮番轰炸不说并集中兵力的主攻四川。当四川处于危险关头他主动辞主席之职请缨出战,誓死保卫及守护在四川大屏障,确保四川安然无恙,直到抗战胜利。可想而知,他多年过著戎马倥偬的生活,在八年抗战中他担任第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职位,曾亲自指挥各大战役及率领川军经历了十大战役,转战于五大省份,他于国家、于四川、都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而在所为的解放之后,王缵绪上将一直是保持独立人格和军人的尊严。他对中共所赐的职衔束之高阁,凡要求他参加的各种会议概不出席,这让中共高官们十分头痛。而他的长子王泽浚中将,第44军军长,在1948年淮海战役(因头部炸成重伤)被捕,以“战犯”罪名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了长达26年的苦刑折磨,未予特赦。1974年文革时期被打死在狱中,是中共(关押26年后)唯一未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官员。

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王缵绪上将的好友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谢雪红,龙云,鲜英等,一大批相继打成“右派”,这让他无法理解,在愤怒之下,为了广大受害者,在乌云笼罩,人人自危,处处已是草木皆兵地恐怖时刻,却铤而走险。他以笔杆子代替枪杆子,疾书52万字痛斥毛泽东的文章(也就是称作“反动宣言”),预急速带到境外发表,让联合国及全世界知道毛整人行为。他在赴港之前,告香港就医为由,准允出境。不幸真相被他的秘书陈子庄告密,官方预先布控深圳,将他逮捕押至成都省公安厅看守所内,就此长达三年之久,既不提审也不定罪,担已内定为关押致死,不得与外界联系包括家属。于此窜改他的相关史册,否认他父子的抗战经历和历史贡献,所有官媒采取人身攻击并诋毁形像,迄今网上仍是歪曲事实,负面黑化,不堪入目,直至今日官媒都不准报导有关王缵绪的相关文章。

1960年11月,王缵绪终以绝食抗争,死于看守所内。可王家父子已相继害死都未通知家属,如今尸骨不知去向,所为“反动宣言”(52万字的文章),至今官方仍是不敢与公众见面,便已成为“盖棺”六十多年却至今尚未“论定”的一位抗日名将。当年凡是王缵绪家属全部受到株连,都被打成“右派及反革命”受于苦刑折磨都在22至32年以上,其有未婚入狱,出狱已是60多岁的童男经历,这60多年历史以及家庭被害及死亡人数,经香港《五七出版社》统计,即称作是中国大陆“右派及反革命”大家!

与百战余身的将士相比,抗日阵亡将士的命运也许不算悲惨。因为那些幸存者,不是死于国共三年内战,就是进入1949年后的“新中国”,被贴上“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个政治符号,一生极为悲惨。他们在无数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苦海中挣扎,成为被侮辱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反革命”、“右派”。轻则被斗争羞辱,重则被肉体消灭。

(作者柳孚三,本文根据史料和采访整理而成,如有版权问题和虚假信息,请及时指出,一经证实就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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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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