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论社会民主主义（一）
（考茨基1924年迁居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38年为躲避纳粹法西斯迫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不久又逃到荷兰，同年10月17日卒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茨基去世后，他的两位朋友从其1932一1937年的著作中选编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文。此文集中反映了考茨基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对后人理解社会主义很有指导意义。本人拜读多次，感慨甚多。现摘要抄录评论，与大家共享。）
一、社会主义的起源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立即解决 “社会问题” 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在阶级斗争中去支持工人，帮助他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它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生产过程，并且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努力使参加解放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分子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党。在他们以前，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思想家都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反对一切遵循其他方法的社会主义者。所以，社会主义反而成了分化工人阶级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而并不是要在已有的各个派别中增加一个马克思派。
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看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追随他们的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说: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们只是要求他们的追随者，在工人阶级各党之内，要力求 “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他们的行动和这个观念是一致的。例如在第一国际内，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却有很多的蒲鲁东主义者，后来还有许多布朗基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这些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懂得如何去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牢固地联合起来。我们的时代中一切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 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不只是为了解放工资劳动者，而是为了解放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而进行阶级斗争。
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享受失业保险和举行工厂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之所以被共产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在于人数众多，而在团结联合。抓住团结联合这个纲，其它的目标便会应举而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向无产阶级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时，总是强调无产阶级队伍团结联合的重要性。考茨基敏锐地感受到这点，并特别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而并不是要在已有的各个派别中增加一个马克思派。” 考茨基还强调，社会主义政党不只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而且还为了解放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同时也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目标当然是合情合理的，符合普世价值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与 “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最怕的是把他的学派堕落成为一个顽固的宗派。恩格斯也怀着同样的戒心。……
恩格斯对英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最严厉的谴责，就是他们以宗派主义的精神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活着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一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严厉的处罚; 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式来实行统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一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 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东方迷信的地位: 如果恩格斯活着看到这些，他该会说些什么呢？这种马克思主义就真的可以称为教条狂热主义了。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终极的知识，而只有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因此，他自己的学说不能理解为我们必须信仰的一部教条汇编。马克思主义本身只是建立于马克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方法之上的一个明确的学习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方法称之为唯物史观，它的本身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它像一部机器一样，通过运用中不断积累经验而取得的成果，经常是在改进的。……
认识和理解这条发展的路线，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于每个愿意批判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只要他是真诚地愿意求得知识，而不是怀着像诡诈的律师那样不顾一切地只求把对方当事人判处罪刑那种动机。
任何形式的教条狂热主义，以及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不可改变的教条的任何企图，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
（考茨基在这里仍将抨击的矛头指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政权。指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维护极权专制统治的宗教，而且 “降到了中世纪或东方迷信的地步”，把他们定位为 “教条狂热主义” 者。考茨基写这些文章时，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上台执政已好几年，布尔什维克党内正处于激烈的派别斗争时期，特别是从1935年开始，残酷的政治大清洗已拉开帷幕。考茨基早已知晓，“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一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是独裁者本性使然。布尔什维克 “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 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和恩格斯活着看到这些，他们该会说些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 一词，许多人过去就已广泛地使用，但他们对于这个名词的意义显然是混淆不清的。大多数人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 指的是一个政治目标，它的意义是自明的，毋须解释。不幸得很，它并不是这样。
这个名词来自马克思。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对这个极为重要的名词加以说明。他在一封给爱森纳赫党执行委员会的私信(注:即《哥达纲领批判》里用过这个名词，并且假设这个委员会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名词绝无废弃民主而转到专制权力的含义，这仅仅从下面一点事实就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即马克思在上述同一信里，曾把民主共和国的特征说成是这样一个政府形式，在这个政府形式中，“阶级斗争将要进行到底”。他说: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 ‘国家的自由’ 限制到什么程度。”
……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 “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在恩格斯心目中，这个共和国确实就是民主议会共和国，因为他继续写道，在一切情况下，这个纲领必须包括 “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甚至罗莎.卢森堡，尽管她这样接近布尔什维克，并且一直坚持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可是直到她最后的日子，她始终坚决相信这样一种专政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面。在《俄国革命》一书中，她写道:
“的确，任何民主制度都有它的缺点局限性，这是它和人类一切制度所共同具有的。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发现的补救办法，即废弃民主，却比他们设想要去补救的弊病还要坏，因为这就把生命的源泉阻塞了，而社会制度一切缺点的救治办法都是从这个源泉得来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无论如何不等于是废弃民主观念。相反，它同废除官僚–军事国家机构的要求有关，而不是要求加强它的绝对权力。……
（考茨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对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批评。十多年过去了，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考茨基仍然宝刀不老，向列宁的嫡传弟子斯大林开刀。）
考茨基指出: “卡尔.马克思不是唯一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这个观念比马克思主义早得多。它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这个观念是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的恐怖统治有关系的。
“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巴贝夫企图召集山岳党的余众，来和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政权进行搏斗，并以 ‘粗陋的平等’ （马克思语）来代替它。他组织过 ‘平等派密谋活动’，这个活动的任务是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政权。……
“……他们要通过一次人民革命来建立专政。要取消出版自由，凡 ‘与平等及人民主权的神圣原则相抵触的’ 任何出版物，要一律禁止。指导委员会被赋予当然权力来决定什么是与这些原则相抵触的。要实行普选，但必须等待平等完全建立之后。”
“巴贝夫所谓的专政的原意，并不是指从民主产生出来的一种政体，并不是工人阶级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的产物，而是这样一种政府的形式: 这个政府鉴于无产阶级的落后，将不惜一切牺牲，以一切最极端或无情的方式来保卫工人的利益。……
“ ‘平等派密谋活动’ 被揭发了，巴贝夫被处决了(1797年)。但是他的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专政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工具的概念，并没有随他一起死亡。……
“无论哪里，只要有用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条件存在，并有这样的机会发生，或显得会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这种专政的观念就会显现出来。它的根源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落后和没有办法，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知识、精神力量和独立性达到了高级阶段。”
（考茨基的这段话意在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已有之，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 “某些特殊条件的产物”。巴贝夫搞的人民专政 “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或 ‘慈父’ 的专政”。这种专政只会导致恐怖统治，它的根源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落后。因此，考茨基认为，“一般而论，不能期望少数社会主义的阴谋家，受到一个微弱无知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就能取得没收资本所必需的绝对权力，更不用说去克服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困难了。”
考茨基特别重视无产阶级受到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现实，不是马克思 “发明” 的，马克思也不 “要求”（进行）阶级斗争，因为它 “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无产阶级将会在阶级斗争中成熟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得自己的权益，实现自己的理想。）
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 “无产阶级专政” 持抵触与反对的态度，应该与他知晓在十月革命后俄国一些社会主义政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有关。考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谴责这种对社会主义党派的不宽容行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严重阻碍。但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似乎都患有迫害狂，只要他认为你不和他是一伙的，他根本不以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而取舍，而是大肆镇压、排除异己，非得逼迫自己手下的人充当忠实走狗不可。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提到了列宁镇压异己的一些事例。他写道:
社会上有一些人的脑袋中仍然窝藏着一种神话，似乎大规模的镇压行为只是出于斯大林及其属下之手。至于在列宁生前，有的说没有这种事，有的说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可悲的是这种说法与现实相距甚远。
镇压根本就不可避免。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或斯大林。当然，对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生命他们负有个人责任，这一点是明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
众所周知，国内战争后曾经宣布向公民和睦和协商过渡。但是事实上国家恐怖行为成了国家领导政策中的基本内容。开始有计划地从肉体上消灭贵族、军官、商人、地主、僧侣。
发出公民和睦的号召恰逢血腥镇压喀琅施塔得要塞水兵起义之际(1921年)。水兵们无非是要求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在苏维埃中均应有相应的代表，反对CP垄断政权。起义遭到镇压后留在要塞的一万名水兵中，6500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2000人被枪决。
镇压不仅针对起义的参加者，而且也针对与事件毫不相干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住在喀琅施塔得。甚至儿童也作为人质遭到关押。
1922年春天开始大规模强制迁徙喀琅施塔得居民。首批迁徙的是其亲属被枪决、判刑或失踪的居民，也有的是亲属被开除出党或自动脱党的居民。仅1922年2月至1923年2月，共有1963人作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徙。在以后的几年中，居民仍不断遭到搜捕和流放。
为数众多的农民运动的参加者也遭到了同样残酷的迫害。农民运动遍及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沿岸以及西西伯利亚等地。
1922年夏天，莫斯科组织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的公审。俄共（布）中央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领导了这次审判。
在彼得格勒，“塔甘采夫案件” 纯属胡编乱造。97人因此案被处决。其中有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涉案的还有俄国泌尿科奠基人费多罗夫、原司法部长马努辛、著名农学家维尔沃、建筑师列昂季.伯努瓦等人。一大批教会人士也遭到了迫害。1922年秋天，大批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被驱逐出俄国。他们中有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世界闻名的杰出科学家。
列宁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他对同样有头脑的异己分子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考茨基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所以他对有头脑的列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残酷迫害有头脑的异议人士深感悲愤。因此，他先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为无产阶级专政正名；十多年后，他又写了《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文为社会主义民主呐喊。矛头所向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使我们对现代极权专制的认识有深刻的启迪。感谢你，考茨基先生！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8）
上世纪70年代，苏联向美国购买了一台高级电子计算机。这台机子什么都能演算，功能神奇。有个苏联人要求操作人员用这台机子算一算，苏联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于是，经过操作计算之后，计算机显示屏显示出的结果是 “10公里”。大家看到这个结果时都很吃惊，以为机子出了毛病。操作人员马上请来专家检修，没有查出问题。有人提议，这台机子是美国货，还是请美国专家来检修。但是，美国专家来了也没有查出毛病。
大家围着机子苦苦思索: “为什么得出的不是时间而是10公里的距离呢？” 突然，有人大声喊道: “我明白了！我们的报刊总是宣传说，‘每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都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 嘛，10公里就是根据这个 ‘一步’、‘一步’ 地计算出来的。”
荀路 2018年9月初稿
2020年4月30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