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论社会民主义（六）
考茨基就苏联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的职责不仅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秩序，而且在于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秩序来代替它。但我们必须反对那些力量，它们的目的是在破坏资本主义之后，仅仅建立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
为此理由，那些具有民主信念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威胁工人自由的一切专政的趋势，不管是从资产阶级方面表现出来的，还是发源于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团体方面的趋势。
因此，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在人民剥夺了现在当权的剥夺者的时候，这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因此，俄国的社会主义群众发现，在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上，他们自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一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着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被分化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选举，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
在俄国，和财产所有权的垄断相类似的是教育的垄断。教育是专政借以支持政权的工具之一。
更坏的是知识自由全部遭到摧毁，这甚至也打击了CP党员这个集体。没有知识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参与我们的时代的知识。
奥托.鲍威尔（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对这种情况的特点曾经作过如下的叙述：
“俄国是一个无限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在沙皇统治之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有无上威权。除了符合政府旨意的集会以外，不准有任何集会；除了执政党的报纸以外，不准有任何其他报纸。一切其他组织的成员，最好的情况是被监禁，最坏的是被枪决。警察对人民的控制达到了自由国家中的人们所几乎不能想像的程度。这是一个绝对专政的政权，一个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的政权，它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控制在手中，而它本身却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这样一种专制制度破坏了一切知识的自由。在俄国，只有一种形式的科学一一就是由政府正式批准的科学。如果有人所持的学术见解和官方规定的不同，就会被放逐挨饿；的确，如果没有被流放或枪决，他必然会认为是幸运的了。”
没有任何地方像在苏俄一样，人民群众和CP员自己都被剥夺了学习科学世界的现状、探索真理和认识真理的机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比起在那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土地上的人民来，有不止多一百倍的机会来求得真正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整齐划一的CP的说法；也不止多一百倍的机会来打破统治阶级的教育垄断。只有法西斯意大利在这方面可以和俄国相比拟。正是在教育方面，俄国人民还有待于争取西方人民早已享有的东西。只要专政在继续统治，这是不能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也不能通到社会主义，而只是离开社会主义。
（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专政的严酷性，考茨基在上述文字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剖析。奥托.鲍威尔的有关论述也是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这里，举出两个事实作为依据。
1918年2月，苏俄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时任司法人民委员的斯泰因贝格<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列宁发生冲突。起因是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地划为“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泰因贝格反对这项法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么，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好吧，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1918年8月8日，列宁发给班萨省CP组织一份秘密电令。内容如下：
“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目前各地都在与富农进行着‘最后的决战’，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榜样。办法如下：
一、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一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
二、把死者的姓名公布出来。
三、把他们的全部粮食统统没收过来。
四、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质一一照昨天的电令办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
电文收到之日，立即执行。
列宁
要选派一些真正干练可靠的人去执行。”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红色恐怖！
那么，在经济建设方面，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也乏范可陈呢？）
考茨基对此指出：
……布尔什维克在对付警察和博取贫苦无知的棍徒喝彩这些方面，都具有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却缺乏管理政府和经济机构的任何知识和经验。他们在理论上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在传经布道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他们从来就缺乏机会来较为亲切地研究马克思讨论过的经济现象。
布尔什维克被迫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计划经济的东西。但只是计划的草拟而已一一没有比草拟计划更容易的事了。它还必须有系统的和一贯的执行。只有达到了这点，我们才能谈到计划经济。但是，苏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点，因为完成计划的先决条件在那里是不存在的。由于每一个连续的计划都是匆忙而无准备地着手实行的，所以失败就更是一定的了。一个计划刚一付诸实施，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于是他们认为有改变的必要，最后就把它抛弃了。……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又赶忙另搞一个计划。
因此，在苏俄，计划的经常变更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罪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以为借助于几千个无知的士兵和水兵，搞一次政变，就可以改造世界。
我们在俄国方面所看到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成批的经济计划，不断的一连串的计划，这是布尔什维克从其开始时就有的特征。这些计划常常是庞大的，但是每一个计划都只有开端，没有一个是平平静静地执行到头的，总是不断地修正、删减、改变，直至发现计划不适合时就用一个新的来加以“改进”，或者就予以抛弃。我们在苏俄看到的是，秩序、反秩序、无秩序，或者是调整、再调整、乱调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夺取政权，我们不得不惊叹他们的胆魄。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有行政经验，然而他们居然马上就要负起重任，去治理这个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家了。他们没有理财的经验知识，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银行企业收归国有，管理起这个位列世界第五经济大国的经济。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曾向他们宣称，资本主义经济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在本质上就决定了其生产效率远不如国家垄断的经济。所以，他们认为：企业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他们甚至一度相信：不用货币，也可以管好一国的经济。<多年后，柬埔寨红色高棉践行了这一政策。>
事实证明，所有这一类的设想都错了。企图用一个中央统一的规划来管理全国的经济，证明是行不通的。
这种不懂装懂的企业管理，再加上内战的影响，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各项生产指标一落千丈。1920年苏俄重工业总产值仅为1913年沙俄时代的18%，煤炭产量只是1913年产量的27%，钢铁产量只是1913年产量的2.4%。1921年苏俄全国工人总数不到1918年人数的一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平仅及1913年工人生活水平的三分之一。）
难道俄国的专政不是因为某些真正的成功而有功绩吗？它不是将国家经济工业化和集体化了，“因而不仅改变了苏联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样，就未来而论，它不是作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大的贡献”了吗？
在斯大林统治下实行的建设计划，决不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以前的其他统治者们也曾支配过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役，他们残酷地牺牲那些驯服的、无依无靠的劳动者以实现他们的计划，他们在原始时代也能建设起令人惊叹的巨大建筑物，为了建设这些巨大建筑物，牺牲了不知多少生命，可是却丝毫也没有感动过那些“领导者”。……许多人惊羡这些成就，却没有了解，由于它们是依靠于奴隶劳动的，它们终于导致了国家的毁灭。
埃及的法老和印度及巴比伦的暴君不仅修建了大宫殿、寺庙、陵墓，还修建过大工程、堤坝、水库、运河，没有这些建设，农业是不能维持下去的。马克思把这些工程看作那些地区的君主专制的一部分物质基础。他并没有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克里姆林宫现在的统治者模仿着亚洲暴君的这些榜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世界面貌的什么根本改变。这些成就既没有改变统治者的残暴，也没有改变被统治者所受的奴役。具有重要性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的面貌，而不是技术和经济的革新。许多人只看到工厂企业和集体农庄的建设，却忽略了一种新的贵族政治正在兴起。它支配着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并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在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贵族政治之上，站着一批CP贵族，而权力更高的是政治警察这一批贵族，他们掌握着党员和官场的命运。
这一切贵族分子，各被赋予种种特权，都隶属于现时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最高中央权力机关的统治。他掌握着予取予夺的大权。他把那些讨他喜欢的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地位，而把那些触犯他的人投入湮沒无闻的境地。……它的那些贵族完全是一些谄媚分子，缺乏一切品格和独立性。
这些特权分子本身又分成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也不是偶然的事。为了使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维持不坠，不仅需要血腥的恐怖，也还需要按照那个分而治之的老原则把人民分裂开来。为了这个缘故，CP独裁者灌输一种情绪给工人们，使他们感到，他们对农民来说，是得到政权的宠信的统治阶级。而在工人阶级本身之内，那些奴性突出的分子和人员就被看作宠儿，受到特别的宠爱，被给予专有的特权。在旧的阶级消灭之后，就这样搞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分化，一种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
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布尔什维克诚然打破了旧的阶级，但在他们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他们扎着越来越深的根，正在逐步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和愿望的决定因素。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自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仅仅成了一种记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因为独裁者是要想利用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那些还在严肃地对待共产主义、对于新贵族制度敢于提出反对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者被这个制度的受惠者弄得毫无办法，或者就被监禁、流放，有许多人甚至被处决了。其他没有被这个制度所腐化的也愤而辞职，在愠怒的缄默中终其余年。但是，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已经向独裁者屈服了，已经从革命者的水平堕落到谄媚的廷臣的地位。那些昔日宣扬过平等学说的CP员们，现在变成了逐级上升的党阶制度的暴发户，成为布尔什维克教会的教皇以下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而新的一代的CP员们，绝大部分是无良的野心家，他们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罢了；他们的活动无非是为了取得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取得和保持这些特权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不是消灭一切阶级，而是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这就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正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一样。那时，革命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后，他们没有建成一个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而只是助长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兴起罢了。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列宁为实现其政策，必须任用一批干部，于是苏维埃的官僚机构迅速膨胀起来，这种情况令列宁大为吃惊。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国家的政治行政机构，把全国各方面的事务统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企业、商业、金融和服务性行业、各级学校及其它文教艺术团体，统统收归国有，由国家干部来代替那些原来的私营企业主和经理，结果这个官僚集团的人数就猛烈增长了。苏俄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年雇用了24万多名员工。而1921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值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年的五分之一。到1928年，苏联CP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高达四百万人。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有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他们不仅把这种利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而且也凌驾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上。考茨基在上述论述中揭示了这个阶层的实质，称他们是新生贵族，很是贴切。）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中对这种新贵族的框架及其作用是这样描述的：
……斯大林明白，为了确立个人专政，他需要一个按照军事原则建立起来、老实听话和纪律严明的新机关。
“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斯大林指出，“如果指它的领导层，有将近三千至四千名高级领导人。我要说，这是我们党的将官。接下去是三万至四万名中层领导人，这是我们的军官。再往下是10万至15万基层党的指挥人员，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士官。”
……
斯大林不仅找到了保持极权主义国家的途径，而且找到了将国家转变为个人绝对专政的途径——开始组建新的官僚阶层。如果说1924年中央委员会的卡片匣中，有将近3500个通过中央委员会机关补缺的职位以及1500个由各部门根据中央计算分配的补缺职位，那么一年之后，党内这种职位就已经成了2.5万个。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将国务干部和经济干部均置于党的卵翼之下。
看来，由上级任命的官员开始安顿得相当不错呢。他们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主子的真正意图。特权体系将新的精英地位提高到普通民众望尘莫及的水平，他们对于民众具有实际上毫无限制的权力，但在第一次清洗之后也开始意识到其自身地位之朝不保夕和无足轻重。因为无论何时，从穷乡僻壤的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部长或者元帅，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办公室被一枪击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让皮靴踩死，或者变成不计其数的古拉格岛屿上某处的“公鸡”。党和肃反机关的筛选系统是建立在血腥和恐怖的基础之上的，它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统治阶级——上级任命的官员阶级。
布尔什维克的绞肉机系统吞噬了多少自己人？无以计数！无法计数！无人计数！红色分子杀赤色分子，这都是自作自受！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22）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想让他母亲知道他干得多么成功，于是把老娘从乡下老家接到莫斯科。
他先领母亲看他住的豪宅，但他母亲并没有显示出高兴的样子，甚至还有点不自在。于是他叫来了他的高级座车，带上母亲去了他在郊外的别墅。他领着母亲在别墅到处看，一间一间的房子，漂亮的家具陈设，但母亲仍是不说什么。于是，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叫来，带母亲去了他的专用狩猎场。在这里，他陪着母亲参观豪华的宴会厅，向她炫耀大壁炉，还有各种枪支，以及所有的一切。最后，勃列日涅夫实在忍不住了，恳求似的问道：“告诉我，妈妈，你认为怎么样？”
他母亲踌躇着说：“哦，很好，列昂尼德。但是，红军回来了怎么办？”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9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