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 抗疫名人排行榜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
抗疫名人排行榜
第二名，李文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
1，李文亮是不是“吹哨人”、是不是“英雄”、是不是“抗争英雄”？
这些问题，乃是笼罩在李文亮身上的种种疑云。许多官媒、“战狼”派外交官藉此大搅混水，以贬低李文亮形象的道义价值和高度，达到其非道义、非公共的特殊目的。所以，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辨析清楚，辨析的根据应是核心事实链条，辨析的标准应是常识理性。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1）李文亮等八位医生是“吹哨人”，而张继先不是。
“吹哨人”亦即举报人、揭黑幕者、弊端揭发者等，通常指的是为了他人和公共利益、而把某组织机构内部非常敏感或有意掩藏的信息对社会公布的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最早在接诊中发现四名肺炎异常病例，在她的坚持下，2019年12月29日病例被正式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张继先非常负责、非常可敬，但她的行为不是重在“向社会预警”，所以严格说来，她不是“吹哨人”。
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把某位病人“SARS冠状病毒”呈阳性的检测报告拍照后，发给一位医生同学和微信的医生群组。李文亮等八位医生转发并在武汉和全国医生圈传开的核心信息，即来自于此。李文亮在微信中还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随后他又说明其意图和节制性：“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李文亮等人明知传染病信息在中国语境中十分敏感，但基于自然良心，他们本能地突破了这种敏感性，以保护周围同事及其亲人。有人以八位医生没有向全社会公布传染病信息为由，来否定他们行为的公共性。然而，周边社会本身即是公共社会之一种，由于受到了“不可引发恐慌”的压力和习惯约束，八位医生不大可能贸然就把敏感信息完全公开，在约束和良知的两难中他们的选择是仅仅向周边社会发出预警，这种近距离的情义和善良要比保护遥远和陌生的他人来得更自然、更实在。意在助益公共、突破了敏感性，这正是“吹哨人”的两大要素，所以，八位医生是常识意义上的“吹哨人”。
（2）李文亮摆脱恐惧的过程和突破两种禁区的勇气证明，他是标准的英雄，而且是标准的抗争英雄。
12月31日李文亮等人被所在医院约谈，1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多次播发“武汉不明原因肺炎 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消息，在此举国体制的倒逼之下，1月3日下午武汉警方把“传唤”由虚拟转变为现实，对李文亮等数人进行笔录和训诫，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恐怖和心理压力。李文亮读书读到医学博士，从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担心不签训诫书就不能脱身，于是签下了著名的“能……明白……”。但事后由于担心可能遭到医院处罚，影响今后工作晋升，他通过一位同学帮忙找到记者，直接跟记者讲述了情况真相————这说明，李文亮的反抗意识在遭遇警方训诫之后即开始孕育，他比其他人更书生，但更有烈性。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乱象环生，疫死迭发，激起了公民群体对官方封锁信息、打压“吹哨人”导致疫情失控的巨大愤怒。民意的激荡促使善良的李文亮逐步摆脱恐惧，尝试借助媒体为自己鸣冤。第一步，他仅仅只敢以匿名形式，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访，网络社会目睹那份隐藏了名字的训诫书之后的巨大反响推动他进一步地站了出来，从1月30日开始，躺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实名接受了财新、新京报、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采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平凡而善良的职业医生在与舆论互动中勇气增长的艰难历程。
在中国，尤其是在体制内或公立机构里，如果一个人把官方的丑闻和非法打压公开曝光，往往意味着他需要担负从此难以升迁因而终身沉沦或其他更严重的代价，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样巨大的代价。我们不能拿已经跌到几乎无可损失地步的自由人士的“勇气绝对值”，来评估李文亮，或许这样观照更为妥帖：李文亮的“勇气增量”肯定超越了凡俗，而且他的勇气是一种突破门槛的起点勇气，所以尤其珍贵。试看数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多少大祸、丑闻和不公迫害，有几个体制内或公立机构的人，敢于跨越门槛，真的像李文亮这样勇敢地站出来说话？甚至连众多争自由的仁人志士在今年国难当头之际，都拿不出他这样的“勇气增量”！
在突破国内媒体“实名曝光”这第一个禁区之后，李文亮又迅即突破了第二个禁区，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维稳禁区”：接受纽约时报、CNN等外媒采访。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尤其是一个中共党员，其间巨大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在众多的采访中，他直接为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连续发声、为公共道义正面呼吁。他的精神状态已经进化到超越恐惧、隐忍和平庸的道义担当状态。英雄的常识定义是“为道义抗争而且胆量出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李文亮属于标准的英雄，而且属于标准的抗争英雄。“英雄”这个美好的称号，对李文亮来说没有任何勉强之处。
（3）李文亮不是极左的同路人，而是温和右翼的新生代。
某些极左僵化人士声称，李文亮是中共党员，而且转发过“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微博，所以，李文亮不是觉醒者，而是“我们的人”。但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缺乏基本事实的支撑。
李文亮不是倾向自由的觉醒者吗？他勇敢地把训诫书公之于众，这一铁证激发了全国民众对打压言论自由的恶行的巨大愤怒，“能……明白……”签字遂成为国人遭受暴政压迫的经典记录。李文亮在采访中表达的诉求是，“真相比平反更为重要”，这正是言论自由的正题和核心导向。他还说，“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种对多元声音的明确主张正是自由的核心理念，代表了他的基本立场，也标志着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李文亮可能对香港“勇武派”的探索持有保留意见，也可能受到单面信息的误导，但表态支持香港警察，绝不等于他反对香港民主直选！！！
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一开始就持有激进右派立场的人，现实生活中往往并不愿意投入抗争、突破和行动（当然他们的多元言论还是卓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缺乏生命激情。大多数自由的觉醒者和积极公民，往往是从像李文亮、艾芬、方方这样起步于体制内和公立机构的爱国、保守、温和、节制，而又内藏参与感和自然主权意识的善良人士中诞生的。他们以普通人乃至体制内身份，从温和起步，但往往后劲无穷。而且正因其普通人乃至体制内身份，因其看似温和的特质，往往有着广泛的社会接受度，能唤起大多数普通人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共鸣，而有着强大的榜样的力量。
2，李文亮对抗疫工作的实质贡献是什么？
首先，李文亮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客观上有力促进了抗疫信息的自由流通。对此，记者王磬说的比我能说的还要好：“李文亮是医生群体们对公众发声的先行者。这些天以来我们看到的，最核心的事实报道、最有信息量的采访，大部分都来自于对一线医生的采访。在官方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是它们在帮助公众理解防疫的全貌和细节。而这样的互动之所以成为可能，恐怕要感谢李文亮松动了那第一颗螺丝钉，创造了一个对医生相对友好的言论环境，让医生们敢于讲出真话，不用担心。”一线医护群体也因此得以在更大的言论安全度基础上集成众智众力。
李文亮所追求的是纯正的言论自由，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以个人的勇敢抗争和悲剧命运，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要求言论自由的浪潮和局部责任政治的形成。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口出现在李文亮病逝的那一晚，无数民众在政治觉醒后，不会再退回原位。极左僵化势力试图收复失地，终将证明是白忙一场。
李文亮的私人生活颇富小情调，心地纯洁干净，即使一时成名之后，说话仍然朴实无伪。他还热爱诗歌和浪漫，曾在微信中幽默地写道：“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这表明他的内心一直藏有做英雄的梦幻和热烈的生命激情。他的性格曾有软弱犹豫之时，也有自然义愤之后的刚强和递进抗争。因此，他不仅是道义英雄，而且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英雄，那些过度坚硬冰冷、没有坚强与柔弱摆荡的人物是不具悲剧美学意义的。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弘冰社长的泪文曾被微信热传：“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全国数百万数千万人为一位同胞而自发流泪，是罕见的社会现象，显示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某种“大共情”，普通人李文亮的悲剧命运捅到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泪点”，绝大多数普通人可以在李文亮身上找到自己或亲人的影子，在流泪、哀伤和愤怒中，公众能够互相传递共同的血泪情义、共同的文化认同、共同的柔软和不忍。这种“大共情”，在有力地塑造我们的公共空间，也在有力地提升我们共同情感的圣洁性。中国人特重人际情义，历史是我们的永恒审判法庭，情义是我们今生今世的宗教。
在李文亮的生命故事中，许多中国人实质地体验到某种悠远悲调或悲剧美。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哭墙”，成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知己。这又内含着多重深厚难言的意义，蕴藏着无穷的悬念、无穷的可能空间。
李文亮的人格力量和悲剧命运，使他已经不只成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符号，而且成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如何在压迫中觉醒、如何以其全部的生命激情就地抗争的典范。实在地说，他配当这个符号或典范。一切基于正统意识形态需要的涂抹于他都是徒劳，时间会最后证明，他不属于权势，而永远只属于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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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张笑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专家
1，在武汉“封城”后家庭聚集性感染近乎失控之际，及时提出根据CT阳性把疑似病人全部收治、分类隔离这一核心解决方案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专家张笑春。然而，从张笑春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公布救危救急方案的过程，可以看到突破恐惧和信息封锁的艰难。事后建议似乎迅即被采纳，但“完整”得以实施却靠了言论自由浪潮的推动。
（1） 张笑春在微信上发布建议承受了重重压力恐惧，事后也曾三次提出辞职。
张笑春工作于武汉抗疫一线，目睹了早期种种乱象，不断在反思核酸测试的遗漏。2月1日她打回访电话时被一位核酸测试阴性无法入院救治的病人痛骂，2月2日送父母看病排队时，身后病人因无法入院而流露出的非常绝望的眼神更加刺激到她，使她决意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张笑春决定把自己的救急建议发在微信朋友圈，却是编了删，删了编，她的内心陷入了恐惧和犹豫状态，因为之前八位医生因直言而被警方处分，也因为武汉市有关方面已对医疗系统下达了“政治第一”、不得擅自在网上发布信息的禁令，违者将受到处置，单位领导也将因此“连坐”。
考虑了一晚上，几经忐忑和纠结，最终还是不敢发。第二天上午， 张笑春下了决心：为了拯救生命，豁出去了。于是就有了那条很长的微信朋友圈：“别再迷信核酸检测了，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目前2019nCoV肺炎的主要依据。强烈建议政府征用酒店、宾馆或学生宿舍收纳近10多万之多的疑似及大部分医学观察者，强制隔离治疗！目前武汉市家庭聚集性发病越来越多……一个一线影像医生的大声疾呼！请政府立即做出行动，疫情控制事关人命，不能放任无症状或核酸阴性CT阳性的人家庭留观了！”
这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微信，它可能成功挽救了数以千计的民众生命。
张笑春豁出去了，却又担心网管封杀，于是又奋力呐喊：“……期望大家转发，更希望能把此建议上达到领导面前，优化目前抗疫的流程和策略！我只是出于医务人员的职业敏感性和良知提出最切合实际阻断传播途径的措施，无关乎政治，只在乎人命！”————最后十个字，实质期望网管不要误解她在破坏“稳定”，请高抬贵手，它折射出当时的高压、艰难和无奈，今日读到仍不免令人悲怆。
微信发布出去不到10分钟，预计中的压力果然来了，“有领导一个电话把我劈头盖脸批评了一顿，说我的言论会牵连到单位及领导等等，要求我马上删除朋友圈。”她心情很矛盾，既希望呼吁得到传播和采纳，又不想连累单位。“所以我故意迟疑了10分钟后删了朋友圈，为什么？因为我想让它尽快被转出去。”
这条可能拯救数千病人生命的微信实际上仅仅存在了不到20分钟，这就是当时和今天中国的残酷现实。事后，张笑春曾三次提出辞职，这时医院领导已从社会的积极反馈中得到了激励，对她表示坚决支持。
（2）20分钟的传播够不够？这在中国是一个问题。
张笑春的紧急建议迅即在网上爆炸式传开，全国不少教授专家对她的观点表示认同和支持。第二天即2月4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作为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标准。张笑春松了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数日，建议并没有得到实施。
张笑春具有国内罕见的操作理性和危急管理意识，这与她曾经参与2003年抗SARS、2008年汶川地震一线救治有关。她强调在重大危机面前不能只抛问题，还要汲取经验提建设性意见。她的紧急建议不仅提供了“应收尽收”的专业依据即CT影像阳性，而且还给出奇特而可行的实施办法————对“疑似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采取单间隔离，而“确诊病例”一般都是多人共用一个病房，方舱医院中甚至数百名轻症患者共处一个空间。单间隔离可以杜绝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受到交叉感染，还阻断了疑似患者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庭和社区传播，它使“斩断传播链条”从此成为现实的可能。
但是，实施单间隔离，当时客观上需要拿到数万甚至十几万间病房，紧急筹办它们需要巨大的魄力，而常人思维总是犹豫不决，不仅武汉市、湖北省主要官员，而且中央指导小组对此全都犹豫不决，当时仅仅决定紧急建设方舱医院。但这还不是实施单间隔离的根治之路。
直到2月7日凌晨李文亮猝然病逝激发了网络舆论海啸，严重震动了各级官员的责任心和良知，民间自由人士也发出猛烈抨击并给出了危急管理建议。重压之下，周先旺和蒋超良遂痛下决断，于是有了2月9日“应收尽收、应诊尽诊”，对16所大学宿舍及各类场馆的大规模紧急征用和方舱医院建设的大扩容。所以，正是言论自由浪潮的汹涌推动促成的局部责任政治，才使得信息自由性质的操作建议得到了决策者的最终采纳，促成了抗疫事业的根本转折。
由于莫名的原因，武汉单间隔离的具体实施情形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报道。信息封锁不仅误导了中国人，而且误导了全世界，大家都以为仅仅是方舱医院在起主导作用。
2，张笑春的抗疫故事说明了什么？
首先说明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李文亮病逝事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而立体的推动。张笑春的卓越建议之所以能得到接纳和实施，并不是由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作用，而是通过个人突破信息封锁、全民合力施压、分权下的主要官员果断拍板从而集成众智众力的结果。
张笑春的立场是非政治的，但是在面对信息封锁和高压之际，她毅然选择了坚决运用公共发言权、抗争权和积极参与权。林语堂有一句名言，言论自由就是喊痛的权利。言论自由与捍卫生命安全的自卫权都是个人的第一自然权利，尤其是危急时刻的喊痛权实际上就是生命权。张笑春曾对记者说，“不要怕说真话，多大的事情能有人命大？”危急时刻，每犹豫一分钟说出问题，可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张笑春能果决突破部分信息封锁，靠的就是这种“豁出去了，人命关天”的道德勇气。其实，张笑春对积极建言权的运用，不仅仅在履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且在履行重大事务的政治参与权。这显示了非政治化的张笑春拥有着基本的自然主权意识。
张笑春主张敢言和独立思考，她的人格属于现代独立人格。她的心肠是那么柔软，为九岁女儿做CT检测都不敢，还是女儿自己爬上了CT床，说：“扫啊！没事儿的！”她对病人那么有爱心，那么宽厚善良，临当危难又那么富有胆气。她的大仁大勇见证了中国医生所达到的道德高度。她的果决个性本身就具有一种原创的冲击力，她的思维也是探索性的操作思维，她能在大危难之际提出如此卓越的操作建议，绝非偶然。
颇有意味的是，在今年，三位具有英雄的勇气和纯正高尚人品的武汉公民都是外来人：李文亮来自辽宁，张笑春来自内蒙古，方方来自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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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李克强，国务院总理
1，实在地说，由于信息不透明，人们很难获知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抗疫中表现如何，人格担当如何。但是，由于李克强、孙春兰、马晓伟三位公仆对抗疫工作做出了显著而且似可目睹的贡献，一项“抗疫名人排行榜”如果遗漏了这三位实干家，将会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就根据有限的媒体报道，简单地勾勒一下三位公仆抗疫事迹主线，并加以简要评估。
（1）李克强在抗疫之初决策实行“属地负责”，实际上是第一阶段全国暂时压住疫情的一大枢纽。“属地负责”或“属地管理”，属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一种类型，重点在于各地就某项重大事务自主决策。它是1980年以来的权力下放的继续，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可以走向某种程度的地方半自治，但在极权政体中很难彻底。只有在民主和联邦制架构下，才会出现真正的完整的地方自治。由于没有法治化和制度化保障，在近年来的“无限集权”运动中，权力不断上收，实行了四十年之久的权力下放被逆转，只有在今年大危机时刻，李克强才有机会重新试验这一“央地分权”路线。
在武汉抗疫初期近二十天中，周先旺和蒋超良等地方官员历经艰难和惨痛，在举国高压督责下先后找到了“封城”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疫情失控的危局因而得以彻底扭转。这一事实有力证明了李克强的央地分权路线是完全可行的，此一治国大思路高超而现代。但回归常态之后，各种临时“分权”和“授权”能否维系，还是一个未知数。
（2）在周先旺和蒋超良找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操作方略后，作为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坚决予以支持。而且在此之前，李克强已经独立决策，借鉴汶川灾后重建模式，由19个省份大量调派医疗队，对口支援湖北，“一省包一市”或“两省包一市”，支援省份在前方建立指挥部，医疗队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接受属地卫生部门和医院统一安排。2月9日当天从0点到24点，武汉天河机场共迎接了40余架次医疗队航班、5000余名医疗队员，可谓力度空前，数十天内总计有43000名医护人员前来湖北支援。分区包干、属地管理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危机管理模式，营造这一大格局，李克强可谓领导有方。
（3）至3月份武汉疫情基本稳住，全国多数地区转为低风险，但无症状感染的新难题又出现了。李克强坚持其“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不得瞒报”的一贯立场，3月30日更决策要求，从4月1日起把无症状感染实情予以正式公布，据卫健委通报，截至3月31日24时国内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为1367例。一公布就达上千例的“高起步”反证了此前的相关隐瞒有多么严重，而信息的透明则令全国对于无症状感染的恐慌逐渐趋于平息。这就用事实直接证明了，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社会心理调节术。
（4）当国内核酸试纸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后，4月22日，李克强又一次果断决策，推动大规模开展核酸和抗体检测。武汉市近期实施“十天会战”，对未检的800万市民进行全部免费测试（含部分社保支出，外来人口则每人交费280元），这一“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方略和具体实验非常正确，“全检测”乃是让武汉民众恢复正常生活的根治之策，“全免费”才可避免有人遗漏。
以上若干关键节点，李克强的决策和危机管理都很到位。今年可谓李克强做总理七八年来工作最有成就的一年，这位深得民众喜爱、政风宽和的总理对于全国第一阶段暂时压住凶猛的新冠疫情，的确功不可没。
2，李克强的抗疫成就的实质核心是什么？缺陷又何在？
实质核心是集权和分权的有效结合。在中国现阶段，“无限集权”尚未彻底实现，由李克强临时推动的分权路线，促进了地方和部门在大危机时刻实现自主决策，从而产生了一定的行政效率。今年处置疫情中，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适度分权、政治决策与事务管理之间的适度分权、行政官员与专家之间的适度分权。而李克强正处在分权与集权的结合部，他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就在于路线正确，因为只有分权才最有利于一线管理者就近决策，而权力过度集中必定导致低效，加重灾祸。在大危机时刻，在分权促进地方和部门自主决策后，还需适度的集权来聚集和输送超级资源，以补偿地方应对紧急事态（比如疫情）的巨大资源缺口。自由放任派的教条主义者以为政治分权即是放任不管、即是完全的非集权，这种两极思维为祸甚巨。然而，历史事实显示，英国在二战中、美国在二战中、美国在推进阿波罗登月计划时，都是采取了分权框架中的适度集权，亦即分权与集权的适度结合，从而获得了卓越的行政效率，但并未损害自由民主制度。
在今年应对紧急疫情中，李克强不可避免地犯有各种错误，但最大的错误在于在推动调查病毒来源问题上严重迟缓，同时还没有出手抑制国务院属下的外交部之战狼派外交官严重违背其促进和平与弥合分歧的基本职责、主动挑事、为国招祸的蠢行（作为“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的核心成分之一，战狼派外交官根本无视欧美巨大的人员病逝之后群体心理已发生重大变化的严峻趋势，完全无知于激情亦是人类采取重大行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他们无休止使用低级谎言的行为证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现实感）。这个事情可能不由李克强一人说了算，但起码他负有重大责任。
中国是十四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七十亿人口的健康安全及其相互影响，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关于病毒来源问题，科学家张文宏2月28日在接受采访时说：武汉是中国第一个出现这种新传染病的城市，如果是从国外传播到中国，应该是几个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陆续出现发病情况。这就是一种非常简洁明了的常识性判断和逻辑反推。而且，如此烈性的传染病如果首先出现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已经引发了大传染和大爆发，不可能延迟至去年底才在武汉再次出现。这又是另一个十分简洁的常识性判断。如果说仅仅尊重常识理性还不够，那就看看科学理性：病毒如果真的来源于其他国家，是很容易在病毒基因系统进化树上立即找到谁先谁后的铁证的。5月初，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动物园等机构研究人员的实验论文，其研究显示，一种从马来亚穿山甲身上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在几种基因中的氨基酸序列相似度最高达到了100%。对基因组的比较分析显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穿山甲冠状病毒与蝙蝠身上的一株冠状病毒之间的重组，穿山甲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秘密至此已经基本被揭开，承认事实最符合中华民族的道德定位和基本利益。
我认为，作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应该力推相关法律和政策组合，帮助少数中国人彻底改掉吃野生动物的习惯（据说东南亚民众也拥有吃野生动物的嗜好，但是他们幸运地不具备中国这种大规模研究蝙蝠的科技能力和国力），在人大立法彻底关掉野生动物市场之后，进而推动制定《城市动物养育法》，为大中城市居住面积狭窄的单元楼居民豢养极易染病的猫狗（此次武汉大传染，家猫嫌疑不细）的行为设置较高的法律门槛。更应立法或修法，及时把所有用于生物学研究的蝙蝠项目全部迁至深山老林。极少数科学狂人为了追逐个人荣誉和可能的巨额经济利益，无视中国同胞和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和制止，绝不能由中华民族来为他们的无底线的逐名逐利行为来买单。在赈灾救灾方面，中国应该立即为国内8000万较为贫困的人口每人提供3000元的生活补助，还应该大规模紧急救援美、英、印、俄、非洲各国和拉丁美洲的抗疫，同时拿出200亿人民币，从美国等地购买救灾粮食，帮助可能陷入大饥荒的非洲民众。人道主义应当成为中国外交高于一切的考量。能否有力推动上述人道项目，乃是考验中国领导人是否具有全球一家情怀和超越凡庸思维的决断力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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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孙春兰，国务院副总理；马晓伟，国家卫健委主任
1，把孙春兰和马晓伟并列，是因为很难分清他们对抗疫工作的实质贡献之某些重要部分究竟属于哪一个人，而且由于孙春兰副总理分管文教卫这一块，二人的工作也的确处于高度分工协作状态。目前也找不到公开的报道，可以帮助细分他们各自独立的成就。
（1）孙春兰副总理的一大显著成就是力推方舱医院的建设。在先后得到喻发胜教授、王辰院士的紧急建议后，孙春兰主导决策建设方舱医院，有力证明了她的决断力和汲取专家建议的胸襟。
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疫情发生以来，病人就医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床位不能满足应收尽收的要求，中央指导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深入一线视察，果断作出建设方舱医院的决定，要求武汉市立即将一批体育场馆、会展中心逐步改造为方舱医院。武汉市长周先旺等雷厉风行建成了16所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在防与治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重大灾情疫情，迅速组织扩充医疗资源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在此，孙春兰当居首功。
（2）全国驰援湖北的42000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最新统计是43000名），这的确一个巨大的成就。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卫健委督导下严格落实院内感染防控措施，据报道，参加救援的医生护士上班时，几乎每人穿双层防护服，戴四层手套，双层口罩，还有护目镜。此外，卫健委还前瞻性地调派医疗队，作为轮换和休整的补充力量。“全国驰援湖北的42000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的价值，首先是保障了一线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这是他们的家人和全国民众最期望看到的，这个成就堪称伟大，怎样赞美都不为过。对此，马晓伟居功甚伟。而且，它实际上一反“不惜一切代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现了更加尊重生命、绝不轻言让别人牺牲的新型人道理念。
（3）卫健委和工信部紧张协调医疗物资的生产，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
有人仅仅看到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对于抗疫工作的巨大的基础性保障，却未曾想到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是同样关键的因素。危机早期武汉医疗物资罕见地缺乏，乱象纷呈，在举国压力下，工信部等部委紧急组织相关企业根据统一调度，转产医用防护服，甚至直接派出人员“蹲”在企业，出现问题随时协调。仅举口罩生产一例就可说明，在国务院实行“政治决策与事务管理之间的适度分权”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如何颇为高效。“口罩曾是个大难题。按照中央部署，有关部委成立‘口罩专班’，专门协调调度全国生产。这项工作既宏大又细碎。往往为了征调某批几千只N95口罩，工作人员要持续协调半天甚至一整天。”全国口罩日产量在1月底是800万只。到2月底，已是1.16亿只。到3月底，已是3亿到4亿只。这一“口罩专班”模式，原则上可以借鉴到众多的危机管理工程之中。
国家卫健委在调派医疗队驰援湖北时，也创造出非制造业领域的“精密管理”模式。比如，针对轻重症患者救治的不同特点，分类组建医疗队：在重症医疗队方面，重点抽调呼吸、感染和重症专业的医务人员，整建制地组建医疗队；在普通和轻症医疗队组建过程中，例如在方舱医院，主要由内科专业的医生和护士组成；而且各自都有恒定的比例。在重症医院，国家卫健委还组成联合专家组，对所有重症患者进行统一评估和统一管理，那些优秀的医疗专家们通过平等开放的小组讨论，不断总结出重症治疗的改进方案，其间行之有效的方案还会得到卫健委的公开推广————这与曾经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中普遍流行的开放讨论工作模式，几乎不约而同。据报道，早期确诊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为1.7万元，截至4月6日，亦仅仅达到2.15万元。对于个人医疗费用，有关部门采取先救治、再结算的方式，据说基本免费。此次抗疫，还广泛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效果显著，说明中国卫生部门已经摆脱了长期流行的排斥中医的教条主义。根据卫健委在抗疫中后期所做出的协调运筹工作之卓有成效，我们可以推断，马晓伟不仅是一位实干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管理专家。这样一位卫生部长，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很耀眼。
2，孙春兰和马晓伟的抗疫成就的实质是什么？
据马晓伟介绍，孙春兰副总理特别重视派驻武汉的数百名记者反映的信息，对其间合理的建议几乎都一一做出了回应或采纳，《南方周末》3月19日的相关报道也可佐证这一说法————孙春兰的这种开放式工作方法可以证明，我在前面所说的“舆论压力下的局部责任政治”在孙春兰身上得到了有力体现。她能听取专家建议并拍板决策建设方舱医院，看来涵养有素。
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婆，肩负举国重任重压，在烈性传染病一线奔走了整整九十天，她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相信感动了无数国人。她对武汉某小区居民对她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的不掩饰处置也是适宜的————但是，数日之后，她又安然接受了另一个小区由公务人员扮演普通居民对她表示欢呼的虚假场面，这反映了她未能彻底挣脱官场习气。而且，她汲取信息的渠道高度依赖于官方记者，而对自由民间和底层民众的呐喊依旧漠然。
孙春兰和马晓伟都是具有温和作风和优秀管理能力的实干家，但他们都几乎没有表现出突出个性，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棱角和性情，官场漩涡长期对个性的压抑很可能造成了他们个性的泯灭。这一点，孙春兰就颇为不如业已焕发自然主权意识的周先旺。而马晓伟则似乎在“偷偷”向周先旺靠近。他在12月30日晚紧急接受高福的建议，在次日派出专家组赶赴武汉调查，又在1月14日“擅自”召开秘密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做好全国疫情防范应对准备工作，都反映了他的尽职和敏锐。为了防止“背黑锅”，他又在2月中下旬把1月14日的会议消息“偷偷”放到网上、而且“偷偷”改换首发日期，这说明了他是一位并不缺少勇气的智者。但是，在日益衰减的极权政体中，优秀的实干家的前途往往并不光明。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