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论俄国革命（四）
奥托.鲍威尔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就工业的国有化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从十月革命到1918年7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群众的创造力’。这时是无产阶级本身，是整个无产阶级，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强迫制定了法律，而苏维埃只是宣布了这些法律。在这个阶段，苏维埃政权只是工人阶级的执行机关，苏维埃专政在当时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从1918年年中起，情况逐渐起了变化。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它的官僚主义机构建立起来了，它的军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对于自发的群众运动已经不再束手无策了。它可以反抗自发的群众运动，可以对这些群众运动施加暴力。但是当苏维埃政府的统治机构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力量却削弱了。由于很多工人从城市逃跑，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减少了。它把它的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分子给了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红军，因而缺乏自己的、没有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工作的领袖。它的社会职能由于工业遭到破坏和生产停顿而失去了意义。无产阶级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因为它不能通过自由的首创精神去组织国有化的工业。于是，在领袖和群众之间，在苏维埃政府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大大改变了。自从1918年年中以来，历史的主动性就从群众转到政府那里去了。由于工业遭到破坏，政府不得不转过来对付工人。它不得不试图一步一步地迫使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迫使工人服从厂长的意志。它不得不最终使工人军事化，把他们束缚在企业里，使他们服从军事纪律惩处权的‘严格制度’。”
鲍威尔在文章中所诟病的这个阶段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夏天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称“军事共产主义”）。
当时在人们眼中，1918至1921年苏维埃俄国简直是一个兵营，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有化”，一切经济领域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国内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党和新出现的政治制度。党在1917年实行的民主准则，以及它在1918年初具有的几乎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面貌，让位给无情的狂热行动、严酷的极权主义和全面的生活‘军事化’。”
鲍威尔对“战时共产主义”深感不安与不满，他指出：
如果人们也把苏维埃共和国今天的状况看作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个字眼的意思显然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完全不同。当时，发号施令的确实是俄国真正无产者的粗野的广大群众，而苏维埃政府确实只是这种群众意志的执行机关。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同了。俄国今天实际上是由CP的党员统治，像列宁所透露的那样，CP在清洗混进来的不够资格的分子以后，大约有10万至20万党员。这10至20万人中的多数当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这10万至20万人只是俄国无产阶级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庞大统治机构为之服务的一个阶级，而是这个统治机构本身。正是这10万至20万人组成了执政的苏维埃党团、苏维埃官僚、工业、企业和工会的管理机构及红军的指挥机构。这个统治阶层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显然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意志的单纯执行机关；它丝毫不是在贯彻无产者的意志，相反，它是在使用军事强制手段来迫使无产者服从它的意志。……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为了无产阶级整个运动的利益把各个工人阶层，为了无产阶级未来的利益把俄国无产者的广大群众在必要时也用暴力引导到他们的道路上来。如果人们想把一个党的专政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党不再像十月革命后的第一阶段那样是无产阶级群众意志的一个单纯的执行机关，而是现在不仅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还强加给无产者广大群众本身），那么这种专政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俄国无产者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专政。
这种专政现在掌握着各种最可怕的权力手段。整个工业、矿业、交通业和商品分配的机构都直接受它管辖。它支配全国的所有劳动力。它随心所欲地将男男女女召集起来，并使用军事纪律分派他们从事它所需要的工作。它使企业服从军事纪律。它运用恐怖政策的可怕武器来压制各种反对派和批评。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被亿万人民中的极少数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着，这个国家使个人在其生活的一切方面服从它，它不再让个人有政治上自由活动的地盘。这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可怕的专制制度。
（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党治国的体制弊病，鲍威尔在此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国家极权主义体制下，劳动群众无权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但实际上国家和以劳动阶级名义进行统治的执政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生活的客体。政治上，极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专政；经济上，全盘国有实际上是全盘官有。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君主专制极权主义的现代变种。爱因斯坦对这种体制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看来，伟大的科学家头脑中的政治细胞很“正直”啊！）
鲍威尔接着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体制的组织特征和结构特点：
一个由无产阶级（它本身在俄国人民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中很小的少数人统治的国家具有无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但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己支配他们的劳动资料，领导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分配他们的劳动所得。相反，社会主义在这里意味着：一个脱离人民、只代表人民中极少数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政权支配着人民的劳动资料、劳动力、劳动过程和劳动所得，并以强制手段使人民的一切力量服从他们的劳动计划，纳入他们的劳动组织。
这个专制的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事先设想好的计划产生出来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是由出身于农村、几年前才来到城市的人组成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像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那样经历了几十年的组织方面的发展和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年轻说明它在文化上的落后。而这种落后迫使布尔什维克走上专制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事情表明群众自己不能在国有化的企业里恢复劳动纪律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转向用暴力来贯彻反对落后工人阶层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必要性。
民主的原则也不是“永恒的真理”。民主也是发展的产物和发展的阶段。只有在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才可能有民主。凡是这些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先进的少数人的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就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暂时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俄国农民的缺乏文化才说明，为什么沙皇专制制度必然不是由俄国人民的民主自治，而是由俄国人民中很小的少数一一无产阶级的专政所取代。只有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统治转变为无产阶级很少数的先进分子的专制制度。专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在俄国的农民还没有成熟到实行政治民主，俄国的工人还没有成熟到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就引起了社会革命。专制社会主义是俄国缺乏文化的产物。
（问题又回到起点：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吗？鲍威尔对十月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一党专政持否定态度。但在上述论述中他又从历史渊源中寻找根据，认为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专制社会主义都是“事出有因”，是因为文化落后导致的。但是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那岂不是证明十月革命根本就不应该进行。1917年俄国的正确道路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大家都知道，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被列宁称为“叛徒”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截然相反的。如前所述，前者都是持否定态度（鲍威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列宁和一些迷信列宁、推崇“成王败寇”思维的人，则把十月革命吹捧或误信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之间的思想交锋是激烈的。但是，历史实践作为公正不阿的法官，已经裁决胜利者不是列宁，而是那些“叛徒”。）
鲍威尔在这篇文章中显然把十月革命后的一个短时期的状况理想化了。他把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看做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改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力地位并最终会导致工业国有化。“苏维埃专政在当时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事实真是这样吗？
十月革命前，1917年9月19日，列宁在《革命的任务》中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所谓的工人监督，是“必须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归国有”。这时，列宁的态度仍是他四月份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所持的看法，即“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垄断企业）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施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列宁的态度显然自相矛盾：刚说要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紧接着说这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然而又凶相毕露，声称“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列宁同志真有两下子！且看他接下来怎么下菜单：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公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后，接着公布的就是《工人监督条例》法令。列宁把“工人监督”视为实施工业国有化的根本的、决定性措施。这个法令不仅规定了对生产企业和生产的监督，而且规定了对产品的储存、买卖、分配和消费的工人监督。
但这个法令虽然赋予工人阶级很大的权限，但在当时极其混乱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是难以实施的。所以，列宁在11月24日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了具体的实行办法：“每一个部队都必须同工人组织一起设法把你们这次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储备起来，不要等待上面的命令。从今天晚上起就应当独立地担负起这项任务。不必等待司令部的指示，让各部队自己出主意。你们有一种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的办法，资产阶级唯一的办法就是采购，而你们可以同生产这一切东西的工人阶级直接联系。”请注意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部队的物资供应去找工人解决，工人监督就是解决部队的急需，具体办法就是剥夺，就是如列宁所说，用革命的方法来实现。
1917年11月30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又强调了工人监督就是工人监督生产和进行“计算”。这时，列宁已经不仅仅把工人监督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了。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前些天工人已经接到一个监督生产的法律。按照这个法律，工厂委员会成了国家机关。工人应该立即贯彻这个法律……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你们愿意对每一块铁和每一块布都实行计算，那就是社会主义。”
这个观点有点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靠“计算”就能算出社会主义吗？应该是“算计”吧？——算计用什么手段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
1917年12月3日，列宁在起草的《没收出租住房法令的提纲》中，规定了“全部（城市的）土地转为人民财产（人民所有）”，“长期出租的房屋予以没收，归人民所有”。这一法令的实施就废除了城市居民不动产的私有权。请看，这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计算——算计”。
看来，自1917年冬至1918年春，列宁一门心思考虑的主要是消灭私有化、实行国有化问题，而在国有化中，银行国有化是首位，工业国有化和贸易的对外垄断居于其次。列宁甚至喊出了“银行国有化万岁”的口号。1917年12月27日，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中，将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为了正确地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个消费合作社。”此外，对实施工人监督和国有化规定了一系列惩处措施，使剥夺、革命方法与工人监督和国有化捆绑在了一起。随后，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强调了“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在《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中，居民的全部消费活动也“国有化”了：“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收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私人可以不在当地货栈而到中心货栈购买产品，但是必须记入所属的地方消费合作社的账簿。”但是，由于这种工人监督和国有化进程缓慢难行，列宁又提出了组织竞赛的问题：“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
这种“独创精神”不可能是广大劳动者能自觉自愿表现出来的，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用强制性手段施压的结果。
随着《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和国内战争的全面爆发，苏维埃政权面临重大危机。列宁和托洛茨基用一句话概括了严峻的形势：“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随之大力强化了国内政策——军事任务高于一切并统领一切，国家工业的高度垄断和强化管理，粮食垄断、余粮征集，国民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和消费，用剥夺、惩处等一系列暴力手段实施一切法令法规，对市场和贸易活动的绝对取缔，对商品经济的压抑和对富农的“十字军讨伐”。这一切在全国变为一个军营的严酷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形成了将建立军事实力和建立社会主义实力等同起来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战时共产主义”。
这时，通过武装征粮队所获得的粮食以及通过强制手段所建立的纪律使列宁十分高兴、得意洋洋，他认为这是计算（实为算计）、工人监督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纪律的胜利。列宁说：“所以我们说，不应该按照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拉着车子前进，上山，而不让车子后退滚下来。”
以国有化、计算和工人监督为核心，以军事任务统领经济工作为原则，以高度集中和强化为管理方式，“战时共产主义”体系在苏维埃俄国实行了三年多。俄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这三年多流了多少血、泪、汗，又有谁来算计呢？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30）
两个苏联人的对话：
“在苏联是否可以实行两党制？”
“不行。因为我们养不起他们。”
“能否在瑞士实行共产主义？”
“可以。但不需要。”
“能否在丹麦实行共产主义？”
“可以。但太可惜了。”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22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