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论俄国革命（七）
1921年，鲍威尔发表了《苏俄的新方针》一文，论述了他对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他写道：
“布尔什维主义的‘新方针’就这样全面地证实了我的关于俄国革命种种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还有争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上的变革将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
“……苏维埃政府及时地同它的经济上的种种幻想实行决裂，这是它的巨大功绩。但是，如果在经济上实行新方针以后不跟着在政治上也及时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实行‘新方针’这个大胆的行动将是没有成效的。正因为我们深信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同俄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有权利和有义务来证明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唯有这种变革才会使俄国革命、同时也使国际无产阶级免遭最严重的灾难。”
鲍威尔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头三年是国内战争的三年。……这战争的三年，是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官僚统治机构、红军和万能的警察组织‘契卡’的时期。这三年同时是俄国的国民经济完全听命于革命的国家政权的时期。在这三年，俄国的全部工业国有化了，农户的一切剩余被国家征用了，商业完全被压制了。国家征用农户的产品，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城市居民。国家把其工厂生产的工业品运往农村，把它们分配给农民。资本主义看来完全铲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了。
“但是，这三年的国内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农民知道，他们经营出来的任何剩余都将被征用，所以他们自己食用需要多少就只耕种多少。在1920年，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了18.5%，马铃薯播种面积减少了27%。……1920年粮食收成的纯收获量只有18亿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而1913年为30亿普特。但是，工业比农业还糟得多。与1913年相比，1920年原油产量约为40%，铁矿石产量为2.25%，盐产量为17%，煤产量为20%，生铁产量为2.12%，机器产量为25%，棉纱产量为5.6%，糖产量为6%。
“当一战和国内战争在苏维埃制度的第三年末终于结束，当苏维埃共和国终于赢得和平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着手重建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但是，苏维埃政府起初认为，可以通过变本加厉地使用它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那些办法来实行重建。托洛茨基起草了他的使工作军事化的纲领。工厂应当军事化，工人应当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他们指望借此提高劳动强度。小资产者、农民、被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家属应当被征入劳动大军，并在军事强制下进行劳动；他们指望由此为巨大的公共工程获得劳动力。他们甚至认为可以使数百万农户服从官僚主义的领导；国家应当规定它们耕种什么和怎样经营土地。……
“1921年春，俄国各个城市笼罩着一片可怕的粮荒和油荒。忍饥受饿的工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的愤怒首先指向工业劳动的军事化。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把工人束缚在企业中；工人不许离开自己的企业而在另一个企业中就业。现在工人强烈要求恢复他们的迁徙自由。但是工人同时也反对由国家管理粮食供应。如果国家无法分配给他们规定的粮食定量，那它就必须给予他们为自己在农村弄到粮食的自由。比工人的这种动荡还要危险的是同时也在加强的农民的动荡。农民起来反对以军事手段征用他们的农产品。他们要求有权自由支配他们经营出来的剩余产品，要求恢复自由贸易。在这以前农村已经一再有人集成匪帮来反抗武装的征收分队，袭击小城市中的行政机关，破坏铁路；……这种骚动终于也波及红军的个别部队，首先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农村度过他们假期的水兵，沾染上农民中间流行的那种不满情绪而返回了舰队。’这样，喀琅施塔得暴乱时骚动达到了顶点。
“苏维埃政府把所有这些暴乱都顺利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些暴乱向它证明，它不能沿着迄今走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了。由于工人、农民、士兵的反抗日益增长，通过发展军事共产主义即以军事化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实现重建的一切计划破产了。在1921年春天那些骚动的压力下，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所有那些计划，并且下决心尝试以完全相反的办法着手重建。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开始了。
“‘新方针’只对工人作了小小的让步。……对农民作出的让步要大得多。军事征用制取消了。……他们收获的剩余部分可以由他们自由支配。这样一来，粮食的‘自由贸易’首先恢复了。但是，最大的让步是对被认为在三年战争中已经克服了的资本主义作出的。苏维埃政府对用官僚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克服经济混乱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它认为，只有通过发挥‘个人首创精神’才能克服这种混乱。列宁本人现在教导说，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仅开放了资本主义贸易，而且还把战争期间已经社会化的工厂、矿山、森林拿出来租给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同时，它竭力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它完全改变了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它恢复了银行业务，它修改了有关民法的法令，它向外国资本表示准备偿还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
“列宁于10月17日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维埃政策这一惊人的转变作了如下的论证：
“……自1918年提出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作了说明以来，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即使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也必须经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过渡时期，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在国内战争剧烈而不得不在建设方面釆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像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上的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的时候，让我们实行退却，重新安排一切并安排得更牢靠一些吧。CP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那么对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受惨败这一事实，就不能有丝毫怀疑！”
（鲍威尔就新经济政策的出台背景写了以上论述，大家看了就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会“退却”。这一政策是列宁为了拯救陷于经济危机的苏维埃共和国而一手促成的。列宁后来总结时说：“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比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但是这项带根本性的改革在党内并不是没有争论，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在中央处于绝对的少数。在讨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次高层会议上，起初支持列宁的只有两人，其他人或反对，或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只好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大家似乎都同意我的意见，说赞成，而我一转身，你们却说不。你们同我捉迷藏。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也同你们玩一个议会常玩的游戏吧。当政府首脑在议会得不到信任时，他就提出辞职。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你们对我表示了不信任，虽然现在甚至傻瓜都明白，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又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对我表示不信任。我由此得出议会通常作出的结论，向两个上级一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党中央>全会提出辞职……”
这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第三次提出辞职<前两次一是1917年9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建议置之不理；二是1918年2月中央多数反对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可见问题之严重。虽然最后列宁胜利了，但对实行新经济政策，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并不认同。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在第三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一些西欧CP人看到俄国CP人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俄共内部对此不理解的也大有人在，许多人竟因此而退党。
列宁当时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新经济政策”。为了探寻这条途径，列宁抛弃原先的一些做法，从头做起。他在谈到这点时说：“这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没有成见”，真是这样吗？鲍威尔在这篇文章序言中说：“如果在经济上实行新方针以后不跟着在政治上也及时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实行‘新方针’这个大胆的行动将是没有成效的。”只实行经济改革，不实行政治改革，这还不是对市场经济有成见吗？结果，列宁一死，斯大林上台，新经济政策无疾而终。）
鲍威尔在论述了苏俄经济新方针之后，就新方针与专政之间的关系这样论述：
……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训练、成熟起来的那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俄国的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刚刚摆脱封建制度桎梏的国家的平民大众的幻想，他们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暂时推上执政地位之后，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最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过低而遭到失败。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统治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只是一个历史工具，借此可以消除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在新的广泛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马克思语）俄国专政所设想的是共产主义。它的真实本质却是俄国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农民基础的扩大和巩固。
……
“新方针”的现实的实践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但是它认为，重建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可能的。这仍然是幻想，仍然是空想。……在苏维埃统治的四年中，无产阶级瓦解了。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人物或者在内战中阵亡了，或者成了苏维埃机关的官员、红军战士。……或者回到农村，在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上重新当了农民。留在工厂里的早已不再是社会力量了。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工业无产阶级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的地方，又正如他所说的，在“无产阶级消失了”的地方，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真是幻想！CP的专政在1917年秋确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表现形式，而在无产阶级已经瓦解的今天，已不再是依存于充滿力量的社会阶级了。尽管如此，专政还存在着。但是，专政的存在现在变成了完成历史任务的障碍，而专政坚信，这个任务是俄国目前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但是，现在俄国面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任务。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在CP的专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国民经济中的“新方针”要求政治上有一个新方针。
……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现在是极其迫切的需要。但是，加入世界市场是以资本输入为前提的，资本输入又是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而专政是保证不了后面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专政在完成它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了发展俄国的劳动生产力和土地生产力的障碍。取消专政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抱住它的独占统治不放，如果它不及时下决心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和平改造，那么它的“新方针”也会在专政对资本输入所设置的围墙面前遭到失败。那时俄国就会走向经济灾难，在这种灾难中饥饿的、失望的人民群众就会推翻专政。……
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身利益是：要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改造，而不要通过对它的暴力颠覆来取消这个非取消不可的专政。……
但是，我们要想声援伟大的俄国革命，还必须担负另外一项义务，这就是：用我们掌握的一切精神武器去支持俄国革命内部的那些迫使苏维埃政府及时地自觉地取消专政的力量，唯有这样地取消专政，才能防止政府被暴力推翻。让CP人把每一个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作为武器去探讨俄国悲剧的意义的人骂为叛徒吧！让CP人现在仍旧幼稚地虔诚地抱住那些已被俄国革命的现实打破的“言辞和幻想”不放吧！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竭尽所能，恳切地向俄国革命建议如何解决“新方针”所固有的现实和幻想的矛盾、经济必然性同政治统治形式的矛盾，使一切革命成果不致由于矛盾的可怕爆发而化为乌有，这便是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较好的效劳。
可见，我们同时也在履行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义务。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各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掩盖了这次革命的真正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即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这种错觉在各国分裂了无产阶级，在很多国家把广大的无产者阶层诱引上危险的歧途。我们要透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表面现象来揭示资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本质，使无产阶级摆脱这一令人迷惑的误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平民专政发展阶段所釆取的种种方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
（奥托.鲍威尔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必然失败。鲍威尔1921年的预言，70年后得以证实：1991年12月25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历史是无情的！）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同义语。当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向列宁提出什么是新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一问题时，列宁回答：“……这就是资本主义十社会主义。”而早在1918年列宁就认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列宁论马克思》一节中这样写道：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词是一些空的容器，这个人可以往里面放进毒药，而另一个人则可以往里面倒进美酒。这不是一些科学的术语，也不是一些意思始终不变的术语。它们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这一些人可以把国际主义、自由、平等、摆脱贫困和剥削等放进社会主义的概念中去，另一些人则可以把民族主义、不平等、专政、低工资、禁止建立工会等放进社会主义的概念中去。在很多国家里，社会主义是从把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开始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刹那间实现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有点类似用咖啡末制成的速溶咖啡。在另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全部资本、全部国家经济，因而还有全国人民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希特勒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有化，支持“福利国家”即高工资的资本主义。在其他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成为非马克思主义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很喜欢有限的国有化、民族主义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保障。有一个国家的总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莫名其妙地信奉伊斯兰教，……另一位总统承认，他曾经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希特勒、甘地、汉尼拔和克伦威尔的思想献过媚态。有一个非洲国家的总理说，他看到一个白人是怎样殴打他的父亲的，于是这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认为必须实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真是一件五颜六色的衬衫。
难怪邓小平说他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那就干脆“不争论”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明确地表示这是“惨败后”的“退却”，和之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样，目的都是为了保党救国。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能够弯曲的钢”。路易斯.费希尔在书中叙述，当第三国际执委会秘书巴拉巴诺娃为此问列宁：“如果工人们失去了对未来即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那可怎么办呢？”“列宁以令人伤感同时又是冷嘲热讽的口气回答道：‘当然，如果你们能够提出另外一条出路的话……’”
费希尔接着指出：
列宁不得不使自己的社会主义适应现有的条件。……战争和为时过早的革命在这个不发达的国家里造成了政府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列宁不得不去满足劳动群众的需要。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灵活易变的：首先是政治（他把政治归结为经济），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才是意识形态。这就是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够灵活，那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制度的覆灭。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又何尝不是异曲同工，都是为了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呢。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33）
苏联一个集体农庄有一天召开庄员大会。农庄主席在会上发言。“今年收成很不好，”他说，“农机不够用，许多年青人流往城市。可是，同志们，要振作起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实现共产主义。”
听众中有人发言：“到了那一天，我们向谁购买小麦？”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25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