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0
那首名为“鲁冰花”的台湾歌曲，我在少年时代便耳熟能详：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我却一直不知道“鲁冰花”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在我的故乡成都平原，大地上并没有一种花名叫“鲁冰花”；更不知道“鲁冰花”的典故所在。直到后来读到钟肇政的长篇小说《鲁冰花》才恍然大悟。
“鲁冰花”本是一种于田间、被拿来肥沃泥土的黄色小花。桃园龙潭地区历史上以种茶著名，从北欧传入台湾的鲁冰花一般为黄色，成为肥沃茶树的一种植物。“鲁冰花”一名来自其学名“羽扇豆”（Lupinus）的音译，也恰好与客家话“路边花”一词相近。
《鲁冰花》是钟肇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象征书中早夭的天才小画家古阿明。《鲁冰花》里隐含钟肇政对当时台湾教育体制僵化、选举文化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的批判，是一篇令人感到伤感深沉的故事。后来，《鲁冰花》被翻拍成电影，同名主题曲也脍炙人口，感动了许多人、掉了许多眼泪。
钟肇政是台湾文坛上少数文学生命跨越了日治时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代和民主化时代的文学前辈，堪称现当代台湾文学的活化石。钟肇政于一九二五年生于台湾省桃园市龙潭区的一个富裕家庭，他排行第六，是家里的独生子，集万千宠爱一身，性情谨慎内向，不是赖和、杨逵那种“为义而斗争的勇士”。
钟肇政在日治时代毕业于淡水中学、彰化青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日本统治者征召入伍，为“学徒兵”，在大甲的海边构筑铁砧山阵地工事，约有半年之久。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推广国语，钟肇政就读台湾大学中文系，后因耳疾休学。此后从事国小教职达四十年之久。台湾的文学家，很多都长期任教于中小学，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坚持创作，从钟肇政到宋泽莱都是如此。
在钟肇政长达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字数已逾千万，包括长、中、短篇小说、翻译作品、文学评论、散文、诗歌，堪称文学全才。作家黄秋芳在《钟肇政的台湾塑像》一书中评论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钟肇政这样，用漫长的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用他的文字，用他的语言，用他的社会参与，用他每一天每一天始终不曾更易的生活方式，执拗著为台湾塑像，跨过历史亡灵，超越殖民伤痕，走过那永远不能复制的一辈子。”
钟肇政文学生活馆是台湾仅有的一座为仍然健在的作家设立的对公众开放的文学纪念馆。此处是一群日治时代的建筑群，是当时龙潭国小的教师宿舍，钟肇政一家曾经在此生活了十一年之久。馆内透过文物、手稿、相关影音作品，让民众了解钟肇政的生平与文学作品，提高文学素养，并体悟客家人在台湾的生活，以及日治时期与战后台湾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实况。除了文学馆，桃园市政府正在龙潭规划设置规模更大的“钟肇政文学园区”，串联龙潭“武德殿”及日治时代的宿舍群，要把钟肇政生活与写作的足迹，完整而生动地加以呈现。钟肇政一辈子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龙潭——龙潭也是一个孕育作家的宝地，当代以来就有出了超过一百名作家——他的生活圈和小说中出现的场景，与龙潭的地景高度融合。
沉默的深河：从日文写作到中文写作
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地方当然是书房，钟肇政文学生活馆内复原了当年钟肇政的书房。日式的房舍，当然稍显局促。导览的文史工作者告诉我，靠着窗户的小小书桌，是钟肇政展开文学生涯很多年之后才拥有的。孕育钟肇政经典作品的桧木书桌，是他的妻子张九妹卖掉所饲养的第一批小猪所购得。钟肇政也曾经说过，如果他个人在台湾文学上有任何成就的话，都要感念这张桌子，以及感念他的妻子。妻子张九妹带给他幸福、安定的生活，这种承担大量体力劳动、为家庭无视大量付出的客家女子的形象，屡屡出现在钟肇政的作品中。
有趣的是，前门的玄关内藏着像大衣柜一般的多格鸟笼，原来张九妹还有一个补贴家用的重要副业——养鸟。原先街道对面就有一家戏院和一家卖鸟的店，张九妹精心养鸟，然后卖给对面的店。一家九口，单单靠钟肇政在龙潭国小当老师的收入和微薄的稿费，根本无法维持。张九妹起早贪黑，除了照料丈夫、老人和孩子，还要喂猪、养鸟，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钟肇政的基本教育是在日治时代完成的，很自然地，他早年以日语为母语，用日文写作。但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统治台湾，“国语”由日语一变而为中文。钟肇政不懂中文，宛如文盲，一度陷入失语和沉默中。与很多日治时代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一样，他决心苦读中文，从《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学起。遇到不认识的字，便找来《康熙字典》，因为他用的口语是方言，音也切不出来。后来，他开始涉猎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一开始，钟肇政以日文拟草稿，然后再译成汉文，用这种方式写下最早的几篇作品；后来，才逐渐习惯用汉语构思，再直接用汉语写作。经过好几年的写作经验累积，终于写出许多长篇小说如《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怒涛》、《高山组曲》、《八角塔下》、《鲁冰花》等。他的中文表达让很多流亡来台湾的外省作家亦自叹不如，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更是请钟肇政帮助将自己用日文写作的作品翻译成中文。
钟肇政的作品富含浓厚的人道精神，记录了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各阶层的生活实况，他也是第一代从事“大河文学”写作的作家，其作品如同台湾庶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钟肇政不是那种热情奔放、豪情万丈的外向型、领袖型人物，却也在时代的激流中扮演了“台湾文学之母”这一特殊的角色。他以伙伴精神提携后进、鼓舞后辈，不遗余力。他透过笔下人物反映台湾人的刻苦精神，有历史参照意义，并拥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与乡土色彩。他也具有客家人的身份自觉，他的作品中也时常展现客家的农业劳动文化、民俗节日、使用客家语汇和唱山歌等生活习惯，以及客家美德如：重视家族传承与子弟教育、爱土保乡的忠义、封闭纯朴的民风、刻苦耐劳的打拼精神。
在文学馆内，除了大幅的作品导读看板、钟肇政的生活用品及题字，还放著〈沧海随笔〉等作品的手稿。当二战结束，台湾人翘首以盼的光复，却并未带给他们想像中的好生活，在失落与不安中，228事件的爆发，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冲击，高压统治与政治肃杀的氛围也令文学界一片荒芜。钟肇政与廖清秀、文心等文友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互相勉励、慰藉，并帮助忘年交吴浊流创刊《台湾文艺》，鼓舞了在白色恐怖阴影下的台湾新文学作家，钟肇政也在吴浊流逝世后接下《台湾文艺》的社务。从2002年起，钟肇政在《台湾文艺》上连载〈沧海随笔〉，表现出他为战斗、创作而活的人生观，〈沧海随笔〉的内容以感恩的心情回忆一生在文学之路上的同事与朋友，自我遣怀，累积下来约有200多万字，是后人研究台湾文学的第一手鲜活史料。
不是战士，却战胜恐惧、捍卫记忆
有一位跟钟肇政有颇多来往的文学后辈，在脸书上谈到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这几天积极寄发文学营海报到各学校去，桌上堆满了折好及待折的海报，钟老经过，拿起一份看过之后，便问：“这有没有跟警备总部报备？没有的话，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会被抓去关喔！”经过一番解释之后，他明白时代不同了，现在已没有警备总部。但他仍凝重地说：“当年白色恐怖时代，要办活动，第一是要跟警备总部报备，第二要跟警备总部报备，第三还是要跟警备总部报备。”由此也可看出当年警备总部的权力有多大，至今回想起来，钟老还是觉得那是一段恐怖岁月，他让自己不说、不听跟思想有关的事情，但还是被盯上，所幸没有被抓捕。最后钟老感谢上帝，让他安然度过那段黑暗的年代，才能好好地活到现在。
在那个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时代，即便你不涉足政治，政治也会找上你。钟肇政对政治并无积极的兴趣，他是一名纯粹的文学作家和编辑。然而，他仍然被政治阴影所笼罩。他编辑《台湾文学丛书》，在跟文友的通信中简称“台丛”，殊不知，这个名词在有关部门眼中是犯忌的。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苦苦编辑这两套丛书的1964年，正是岛内台独案如彭明敏案等相继发生的年份，他的台丛被联想与台独有关，是极自然的事，从此他就被列入黑名单，暗中受到调查与监视。1968年，因为六四年与彭明敏共同发表台独宣言案，入狱的魏廷朝假释后回到桃园，他还没向假释官报到就先跑来找钟肇政，善意地警告他，现在，钟肇政在牢里比牢外更有名气，正受到严密的调查和注意。
钟肇政没有地方查询真相，也不懂得如何查，只是在内心里有一份难以排遣的恐惧，必须强迫自己，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强化信念，一个纯粹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无所畏惧，随时准备接受约谈，准备跟那些莫名其妙的家伙辩论一番。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因为他或他的所作所为被约谈。他一路走得战战兢兢，却始终没有真正遭受约谈或强迫。
有一天，和他通过很多信的杨逵，特意到龙潭来为了丛书里采刊了他几篇作品而道谢，说他出狱后，许多朋友都很“怕”他，敢用他的作品，需要很大的勇气。
钟肇政当然很意外，他有时很敏锐，可以捕捉到文学星空上的每一线星光，但也因为这样，几乎把所有的感觉接收线都用光了，有时候生活上就显得很驽钝，政治、人情、权力、性、引诱……，他每每在时过境迁之后才恍然。他发表杨逵的文章也是如此，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单纯，他只是觉得文章本身好，而没有过多斟酌杨逵是一个出狱的政治犯的特殊身份。
生活在那样高压、恐怖的气氛底下，一方面不想增加朋友困扰，一方面深怕他那温热而毫无保留的感情会在现实生活里遭到拒绝或背叛，慢慢地，他也发展出他自己的生活逻辑。很少向朋友倾诉，很少寻求外援，钟肇政常常在危疑边缘，战战兢兢地测试着可能完成的限度，把每一件事情都当做“不可能的任务”，在“失败了是自然的事”这样的底线里，一个人，安静地尝试所有在脑海里渴望过、规划过的梦想。
钟肇政第一次和杨逵见面，两个素朴的人热烈交换着生活经验，他们在创作上都有所坚持，但从不自傲，杨逵说他已经和文坛社谈妥条件，准备环岛旅行，推销《台湾省籍作家作品选集》，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人买，车费就有了，食宿当然免费叨扰，钟肇政听得忍不住笑，这就是台湾作家，在最艰难的环境还能兴高采烈地活着。
钟肇政是228的亲历者，却多年不敢触及这个题材。吴浊流将日文的长篇小说《台湾连翘》的影印稿交给钟肇政，“好好地藏起来吧。”吴浊流说这话时，表情那麽严肃，还透露著一抹无奈与苦涩。瞬间，恐怖感闪过钟肇政胸臆，还记得白色恐怖时期，为了藏几本陷匪作家的书而苦思焦虑，不忍烧掉、却又无处藏，最后决定藏在衣橱顶部里层的空隙后，却老是拂不去被查获枪毙的恐怖场景。
他又写228！钟肇政一时惊骇住，稿子放在这里，万一被查获呢？折中无时不惊惶的恐怖，在钟肇政阅读那些文字时，奇异地沉静下来。这部作品将钟肇政硬生生地从安全的小镇里拖出来，让他一辈子，把228的创痛，背负在心口上。
台湾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钟肇政文学生活馆的正面临街，原来是前院，后来因为街道拓宽，前院消失了。不过，日本园林风格的后院保留下来，甚至还有当年的水井和猪圈。一墙之隔就是今日龙潭国小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从墙外传来。
钟肇政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如同磁铁一样具有吸引力的主题：爱情。在文学生活馆中，可以看到被称为传世的“镇馆之宝”的一批日文手稿，就是尘封70年出土的一批情书，被整理、翻译、出版的《苦雨恋春风》。
这些情书手稿，是钟肇政自1946年到1948年，3年之间，在龙潭国校担任教职时，爱慕一位女同事，追求渴望时，写了两百六十四封情书。因为没有结果，苦恋转为失恋，对方退还情书，才有今天的这些珍贵史料。这也许可以比喻为台湾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只不过苦恋夏绿蒂的维特自杀了，台湾的维特成为了一代文学家。
这批情书手稿都是用典雅的日文书写，是台湾文学史上很重要的史料。因为这些情书也是钟肇政文学的基础，以及是鲁冰花故事的原型。
钟肇政后来接受访问时说：“我一生下来好像就被女性包围住了。我上面有五个姊姊，我诞生的时候，家里面除了我父亲跟刚刚下地的我，其他都是女的，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那种状况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特别是我那些姊姊。”
后来，钟肇政在大溪当代用教师约一年的期间，有几个女性进入他的内心。第一个是隔壁班的老师，她和钟肇政同时到那个学校去服务。那时，钟肇政虚岁十九，女孩虚岁才十七，日本女学校毕业之后马上到台湾来。她还保持了一份天真，当然“我觉得她很美”。虽然钟肇政比她大两岁，不过在他的感觉里，女孩才是更成熟的一名女性，他有这样奇异的感觉。因为在隔壁班，同样是刚刚开始工作的菜鸟，她经常向钟肇政求助，要钟肇政帮她指指点点的。钟肇政先学会弹风琴、教唱歌，女孩根本不会弹风琴，他们就必须交换教学，她有一门功课给钟肇政教、钟肇政有一门功课给她教，他帮她教的就是音乐。
后来，让钟肇政个人感情萌发的，是在淡江中学求学期间遇到一位牧师的女儿，他们曾经一起去教会，一起唱圣歌：
我手上好像也有那么一本圣诗，是日文的赞美歌，我现在想不起来有没有去翻来看一下，反正我必须很用心地看谱才唱得出来，离开谱我就唱不出来，而且是低音部。当时虽然没有唱得很好，不过很顺利地，这个节目过关了。
跟她的关系也一样，我总可以跟她很亲密的，可是结果我都没有，这是同样的一种洁癖的感觉。
我跟她不只是有这样宗教上的来往，她常常邀我去吃午饭。她的午饭是一早起来就煮好一天份，至少两餐份的饭，用学校不用了的日本挂图把饭锅子包起来，放在棉被里面保温。冬天，到她那边就不必吃冷饭。我也是自己烧饭，但是中午总是冷饭随便吃一吃。她算是很照顾我，这就造成另外一个女同事吃醋的感觉。
再后来，这位牧师的那个牧师的女儿考取了金陵女大。金陵女大是很有名的学校，在南京。那时候政府很鼓励台湾的学生到中国去升学，有一种公费生，在台湾考取了，先在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语文的训练，然后保送到那边的国立大学，有公费给台湾学生念书的机会。钟肇政回忆说：
她走的时候拿了一盆她种的小盆花给我说：我走了以后你要把这盆花当作我哦，好好地浇水。我被她这样讲了以后，心里有一点轻微的痛楚，或愧对朋友的感觉。
文学生活馆重现了钟肇政一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生活场景。小学教员的生活是清贫的，钟肇政的父亲不顾年迈，在狭小的厨房中挥汗如雨地炒茶，卖茶收入微薄，却也能给孙儿们多买点食品。
在钟肇政文学生活馆内，处处都设置有日式的茶几和坐垫，可以供参观者随意拿起书柜里钟肇政的著作来阅读。有一间放映钟肇政纪录片的小房间，还在长椅的右侧摆放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钟肇政的漫画式公仔，参观者可以跟这位笑容可掬的老人合影留念。而最吸引我的，则是走廊尽头的钟肇政真人大小的照片与他的全集的合影——其实，这位百岁老人至今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问世，已经出版的38卷的作品，还不能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全集”——这套桃园出版的全集，竖着摆放起来，比钟老的身高还要高，这真正是著作等身。我的书，目前只能跟儿子等身，要像钟老这样比自己身高还高，估计得像钟老那样长寿。
来源：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