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8）
项英·施洋
项英
项英大名鼎鼎，然世人多不知其早年经历，尤其入党前后一段，难知其详。最近偶读《包惠僧回忆录》，填补这一空白，拨时录出，专飨有兴趣的读者。
项英（1898～1941），原名项德隆，湖北黄陂人，因在武昌长大，故自称武昌人。项父穷寒书生，死得很早。项德隆与妹妹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成人。项德隆15岁毕业武昌私立日新学校，家贫无力升学，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为学徒。三年学徒受了不少折磨，满师后仍在该厂做工，月薪8～12元，以成品计件得酬。20岁时仍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自养，妹妹捡了几年破烂后才入小学。叔父项仰之，武昌慈善会长，有钱有势。但项德隆家从不与叔父来往，项德隆经常骂叔父“吃人的光棍”。
毕竟读过几年书，项德隆能阅书读刊，自称数年坚持每天读两个钟点的书。当他读到《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要组织起来，且已有自己的团体。1921年冬，项德隆致函正欲发展工运的中共湖北小组，说想与他们谈谈工人运动。几天后，一个寒冬雨后，项德隆找到武昌黄土坡路16号，接待他的正是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项德隆说：“我愿意从事工人运动，希望您能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包惠僧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乡下人的小伙子很不平凡，有充沛热力与远大抱负，便向他介绍了刚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正在开展的工作，并要他为《劳动周刊》写稿，送给他一些小册子——《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者》等。
过了一段日子，由于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党组织决定聘请项为工人俱乐部筹委会文书，每月生活费15元，希望他成为职业革命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书记包惠僧要他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在一个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项德隆却一口答应：“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包惠僧对他有这样的见解很惊异。
项德隆正式从事工人运动，一边工作一边积极阅读。每周，包惠僧到江岸听取工作汇报，项英都和他谈读了几页书或几本什么书，有哪些心得。项英一到长江支部机关，首先翻书报，如有新出版书报，必争睹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
1922年4～5月间，项英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家，参加者为其时湖北所有中共党员，共十余人。会上，项德隆对党的报告和每位同志的发言都听得入神，详细记录。会后，项隆德对包惠僧说：
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自从在京汉铁路工作，项德隆常用化名“夏英”（母姓夏），后对外通讯联络或在报上发表文章，合用本姓与化名：项英。1922年7月，他赴沪出席中共“二大”，十二代表之一，其时全国党员195人。
项英很有组织交际能力，既与各帮头面人物相处甚洽，又能水乳交融地团结工人，还在工人夜校自任教员，威信渐起。大家都知道他是熟练纺织工人，丢掉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
项英全程参加“二七”大罢工，大罢工领袖之一。他组织纠察团冲进江岸车站抢救林祥谦失败，死里逃生，潜伏江边，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上岸，到长清里熊晋槐寓所，与廖干五会合，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接着成立“济难会”，调查死难工人情况，抚恤难属，营救被捕人员，寻找失踪者，救济200余失业工人，同时与各地工会秘密联系。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项英与包惠僧等遭吴佩孚、萧耀南明令通缉，但他还是秘密潜往北京，积极参与对吴佩孚、萧耀南的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作“二七工潮”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初稿。
此时，中共党内日益讲究“阶级出身”。正牌工人、亲历“二七”，资本骄人，项英在党内迅速成名，升迁如飙，中共第三～五届中委、六届政治局委员，负责全国工运。1926～30年，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武汉工人纠察队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党内工运领袖。[1]
直至皖南事变，项英的党内地位一直很高。皖南事变后，尽管项英已牺牲，因事变损失较大，党内对他的指挥布置颇有意见，压低了对他赞扬的分贝。但从中共发展历史，尤其中国工运史，项英确为首批拓荒者。
项英之死一直说法颇歧，近年考证死于1941年3月13日，距离皖南事变已近两月。副官刘厚总贪财起意，开枪杀死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及警卫员黄诚，抢走武器及金银表笔，下山投降国民党，不料人家还不相信。1952年8月初，刘厚总被处决于南昌。[2]
1996年，新四军一支队一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1910～2000）掷评：
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实难辞其咎……项英同志不仅对中央一再催促新四军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犹豫不决，直到非北移不可，而国民党军包围之势已成时，他又对如何应付变局举棋不定，方寸全乱，特别是在战斗最紧张的危急关头，他擅离指挥位置只顾自己突围，因未冲出包围才又返回军部，错误尤为严重。[3]
1990年，武昌塑立项英铜像，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项英著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
施洋
“二七”大罢工，施洋（1889～1927）成英成烈，名扬寰内。他乃湖北竹山人，寒士出身，1913年入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半年后申办律师执照，挂牌武汉开业，律师事务所在武昌抚院街。开业第一年，几无生意，第二年有一点生意，仍不能维持生活。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学生联合会，代表武汉学联赴京声援。
施洋律师既吃开口饭，很有点辩才，胆子也大。包惠僧与施洋多有接触，晚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
他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有理无理，他总是不认输。他很有点派头，他经常是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漆皮鞋，金丝眼镜，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谓文明手杖，早留了两撇胡须，见人好说大话，拉关系。当时我们是书呆子气重，见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点恶心。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的接触较多，我们才开始认识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不屈服于艰难。
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五千余黄包车夫罢工，反对车行老板加租。施洋出面调停，出钱出力，到租界工部局讲条件，资方最后接受劳方要求，赔偿车夫罢工时期损失，罢工胜利结束。资方的赔偿费用以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一时各地工潮纷涌，中国工运走向高涨。施洋在武汉工运界声誉鹊起，汉口人力车夫呼为“施先生”。但武汉一些中共党员对他还有一点看法。
1922年“五一”劳动节，武汉工人在武昌抚院街青年会举行纪念会，施洋发表演说，论述中国工运发展方向及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的词令对群众的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大，因此我们的同志对他的观感也改变了。”1922年6月，许白昊、项英介绍施洋入党，但区委会没通过。陈潭秋说施洋政客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毛病，决定由包惠僧多找他谈话，然后再行讨论。
包惠僧找施洋谈话后，发现施洋社会关系复杂，不敢遽作决断，便找刘伯垂（党员）征询意见。刘伯垂也是武汉律师，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于是，区委会第二次讨论，通过吸收施洋入党。
入党后，施洋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事也沉着笃实多了。因为他对劳工运动确有兴趣，党也就将他派到劳工运动方面工作。
“二七”工潮掀起后，施洋去过几次江岸，演讲过一次。因业务忙，施洋在这次大罢工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一些重要会议。吴佩孚与鄂督萧耀南认为镇压工潮就必须打击共产党。施洋是公开的“危险人物”，可他满脑法律观念，对已举起的屠刀没有警惕性，很容易就被敌人诱捕了，“所以他不免于死了。”施洋与“二七”大罢工一起流血失败，但政治意义不小——
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树立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施洋为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牺牲了。[4]
施洋身后萧条，剩下妻子与不满三岁的女孩。施家女佣乃黄陂孤女，同许白昊恋爱，后来也入了党，即秦怡君。许白昊死后，她与“左联五烈士”的李求实恋爱，李求实死后，她在上海福民医院当护士，抗战爆发后，不知其踪。
初稿：2007-5中旬；整理：2016-1-20
[1]《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91～96。
吴德峰：〈武汉建党前后的情况〉，载王来棣采编：《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236。
[2] 〈“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徒的人生结局〉，原《新晨报》（济南）2009年9月21日，《文摘报》（北京）2009年10月22日摘转。
[3]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23。
[4]《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83、397。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