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项英·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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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8)

项英·施洋

项英

项英大名鼎鼎,然世人多不知其早年经历,尤其入党前后一段,难知其详。最近偶读《包惠僧回忆录》,填补这一空白,拨时录出,专飨有兴趣的读者。

项英(1898~1941),原名项德隆,湖北黄陂人,因在武昌长大,故自称武昌人。项父穷寒书生,死得很早。项德隆与妹妹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成人。项德隆15岁毕业武昌私立日新学校,家贫无力升学,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为学徒。三年学徒受了不少折磨,满师后仍在该厂做工,月薪8~12元,以成品计件得酬。20岁时仍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自养,妹妹捡了几年破烂后才入小学。叔父项仰之,武昌慈善会长,有钱有势。但项德隆家从不与叔父来往,项德隆经常骂叔父“吃人的光棍”。

毕竟读过几年书,项德隆能阅书读刊,自称数年坚持每天读两个钟点的书。当他读到《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要组织起来,且已有自己的团体。1921年冬,项德隆致函正欲发展工运的中共湖北小组,说想与他们谈谈工人运动。几天后,一个寒冬雨后,项德隆找到武昌黄土坡路16号,接待他的正是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项德隆说:“我愿意从事工人运动,希望您能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包惠僧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乡下人的小伙子很不平凡,有充沛热力与远大抱负,便向他介绍了刚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正在开展的工作,并要他为《劳动周刊》写稿,送给他一些小册子——《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者》等。

过了一段日子,由于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党组织决定聘请项为工人俱乐部筹委会文书,每月生活费15元,希望他成为职业革命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书记包惠僧要他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在一个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项德隆却一口答应:“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包惠僧对他有这样的见解很惊异。

项德隆正式从事工人运动,一边工作一边积极阅读。每周,包惠僧到江岸听取工作汇报,项英都和他谈读了几页书或几本什么书,有哪些心得。项英一到长江支部机关,首先翻书报,如有新出版书报,必争睹为快。“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

1922年4~5月间,项英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家,参加者为其时湖北所有中共党员,共十余人。会上,项德隆对党的报告和每位同志的发言都听得入神,详细记录。会后,项隆德对包惠僧说:

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自从在京汉铁路工作,项德隆常用化名“夏英”(母姓夏),后对外通讯联络或在报上发表文章,合用本姓与化名:项英。1922年7月,他赴沪出席中共“二大”,十二代表之一,其时全国党员195人。

项英很有组织交际能力,既与各帮头面人物相处甚洽,又能水乳交融地团结工人,还在工人夜校自任教员,威信渐起。大家都知道他是熟练纺织工人,丢掉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

项英全程参加“二七”大罢工,大罢工领袖之一。他组织纠察团冲进江岸车站抢救林祥谦失败,死里逃生,潜伏江边,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上岸,到长清里熊晋槐寓所,与廖干五会合,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接着成立“济难会”,调查死难工人情况,抚恤难属,营救被捕人员,寻找失踪者,救济200余失业工人,同时与各地工会秘密联系。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项英与包惠僧等遭吴佩孚、萧耀南明令通缉,但他还是秘密潜往北京,积极参与对吴佩孚、萧耀南的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作“二七工潮”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初稿。

此时,中共党内日益讲究“阶级出身”。正牌工人、亲历“二七”,资本骄人,项英在党内迅速成名,升迁如飙,中共第三~五届中委、六届政治局委员,负责全国工运。1926~30年,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武汉工人纠察队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党内工运领袖。[1]

直至皖南事变,项英的党内地位一直很高。皖南事变后,尽管项英已牺牲,因事变损失较大,党内对他的指挥布置颇有意见,压低了对他赞扬的分贝。但从中共发展历史,尤其中国工运史,项英确为首批拓荒者。

项英之死一直说法颇歧,近年考证死于1941年3月13日,距离皖南事变已近两月。副官刘厚总贪财起意,开枪杀死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及警卫员黄诚,抢走武器及金银表笔,下山投降国民党,不料人家还不相信。1952年8月初,刘厚总被处决于南昌。[2]

1996年,新四军一支队一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1910~2000)掷评:

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实难辞其咎……项英同志不仅对中央一再催促新四军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犹豫不决,直到非北移不可,而国民党军包围之势已成时,他又对如何应付变局举棋不定,方寸全乱,特别是在战斗最紧张的危急关头,他擅离指挥位置只顾自己突围,因未冲出包围才又返回军部,错误尤为严重。[3]

1990年,武昌塑立项英铜像,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项英著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

施洋

“二七”大罢工,施洋(1889~1927)成英成烈,名扬寰内。他乃湖北竹山人,寒士出身,1913年入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半年后申办律师执照,挂牌武汉开业,律师事务所在武昌抚院街。开业第一年,几无生意,第二年有一点生意,仍不能维持生活。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学生联合会,代表武汉学联赴京声援。

施洋律师既吃开口饭,很有点辩才,胆子也大。包惠僧与施洋多有接触,晚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

他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有理无理,他总是不认输。他很有点派头,他经常是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漆皮鞋,金丝眼镜,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谓文明手杖,早留了两撇胡须,见人好说大话,拉关系。当时我们是书呆子气重,见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点恶心。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的接触较多,我们才开始认识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不屈服于艰难。

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五千余黄包车夫罢工,反对车行老板加租。施洋出面调停,出钱出力,到租界工部局讲条件,资方最后接受劳方要求,赔偿车夫罢工时期损失,罢工胜利结束。资方的赔偿费用以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一时各地工潮纷涌,中国工运走向高涨。施洋在武汉工运界声誉鹊起,汉口人力车夫呼为“施先生”。但武汉一些中共党员对他还有一点看法。

1922年“五一”劳动节,武汉工人在武昌抚院街青年会举行纪念会,施洋发表演说,论述中国工运发展方向及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的词令对群众的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大,因此我们的同志对他的观感也改变了。”1922年6月,许白昊、项英介绍施洋入党,但区委会没通过。陈潭秋说施洋政客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毛病,决定由包惠僧多找他谈话,然后再行讨论。

包惠僧找施洋谈话后,发现施洋社会关系复杂,不敢遽作决断,便找刘伯垂(党员)征询意见。刘伯垂也是武汉律师,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于是,区委会第二次讨论,通过吸收施洋入党。

入党后,施洋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事也沉着笃实多了。因为他对劳工运动确有兴趣,党也就将他派到劳工运动方面工作。

“二七”工潮掀起后,施洋去过几次江岸,演讲过一次。因业务忙,施洋在这次大罢工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一些重要会议。吴佩孚与鄂督萧耀南认为镇压工潮就必须打击共产党。施洋是公开的“危险人物”,可他满脑法律观念,对已举起的屠刀没有警惕性,很容易就被敌人诱捕了,“所以他不免于死了。”施洋与“二七”大罢工一起流血失败,但政治意义不小——

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树立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施洋为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牺牲了。[4]

施洋身后萧条,剩下妻子与不满三岁的女孩。施家女佣乃黄陂孤女,同许白昊恋爱,后来也入了党,即秦怡君。许白昊死后,她与“左联五烈士”的李求实恋爱,李求实死后,她在上海福民医院当护士,抗战爆发后,不知其踪。

初稿:2007-5中旬;整理:2016-1-20

 

[1]《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91~96。

吴德峰:〈武汉建党前后的情况〉,载王来棣采编:《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236。

[2] 〈“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徒的人生结局〉,原《新晨报》(济南)2009年9月21日,《文摘报》(北京)2009年10月22日摘转。

[3]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23。

[4]《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83、397。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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