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56,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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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丁论共产主义运动(三)

克劳丁在《结束语》中对第三国际的第二个看法是:

二、对资本主义的一成不变的看法,是这种新的正统思想的基础之一。它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灾难危机,基本上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发现都已经由马克思作出了,至于垄断和帝国主义,重要发现则已经由列宁作出了。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一种倾向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就是用经济主义和 “灾变论” 的观点对马克思的遗产和列宁的分析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对生产力的发展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这种制度的经济机制在较短时间内就注定要崩溃,从而引起革命,而且革命很可能是由一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

列宁的分析尽管在某些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例如,列宁把帝国主义说成是寄生的、腐朽的、衰亡的资本主义时,特别是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概括为 “垂死的资本主义” 时,难道他不是继承了马克思似乎预言过的思想,认为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已经达到了同 “资本主义外壳” 不相容的极限吗?帝国主义战争只不过是这一事实以 “灾变” 形式表现出来而已。难道不正是列宁的这种理论观点使他认为世界革命的 “客观条件” 已经完全成熟,甚至认为世界革命已经随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吗?列宁在这段时期的许多说法,特别是第三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列宁参加了这几次代表大会或者认可了大会的活动),都证实了这种看法。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重申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描述,对这种描述作了如下简略介绍:

“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断定: 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后,不仅同现代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今天资本主义处于衰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前三次代表大会都作出过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判断。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极其明确地提到:

“统治阶级已完全不能继续操纵各国人民的命运……金融资本已不能重建毁坏了的经济……不可能在旧基础上恢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总危机影响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

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断言: “欧洲即将崩溃,而且整个世界也将随之而崩溃。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无法挽救的。” 按照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的说法, “生产力发展的曲线即将从目前的虚假的最高点往下降。发展只是暂时的,而且带有投机的性质。” 如果真有可能恢复资本主义的稳定,那也是 “在采取使经济枯竭和野蛮残暴的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更高的生活水准同资本主义制度目前的状况是根本不相容的。” 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而且在又一次搖搖晃晃地走向世界战争。列宁的国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的实质是: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同这一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完全不相容的地步。这就是这个阶段赋予 “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 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
当然,在列宁的著作中能够找到似乎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说法: 只要无产阶级还不能给资产阶级以 “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就总能找到生路; 资本主义的腐朽并不意味着某一个经济部门或是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就不能发展了,虽然在其它的经济部门或者其它的国家生产已不能发展。这种波动可用 “不平衡发展规律” 来解释。但是,在列宁看来,这种矛盾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所有这些波动都在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出现的最后阶段发生,而且不管怎样波动,基本矛盾都只会激化。因此,第三次代表大会就说:

“无疑,当今时代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虽然有暂时的上升,但总的趋势总是趋于下降的;而革命的曲线则虽然有某些波动,总的趋势一直是上升的……这种升降起落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临终时期将一直存在,如同在它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一直存在那样。”

1924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而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世界经济形势所作的决议,依然坚持说危机仍在继续,表现为资本主义大国慢性的工业危机与遍及全世界的农业危机: “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战后的危机,正在进入繁荣阶段。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 几个星期之后,第三国际执委会的一次全会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说这是资本主义的 “相对稳定”。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有如下的段落:

“帝国主义时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1914一1918年的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肇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表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业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壳已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不能容忍的桎梏……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接近于最后崩溃。”

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去分析的。许多作者赞扬第三国际预卜了这次危机,但是,事实上第三国际自成立以来所作的经济分析,很少有不预言大规模的危机已迫在眉睫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种预言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对1929年的预言虽然言中,却并没有引出积极的政治效果来,因为它仍有严重错误,把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看成是宣布过多次而且等了许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最后危机” 了,这是 “垂死的资本主义” 这一概念的产物。这种错误思想加上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有关的其它因素,使第三国际在这段时期采取了一条极左路线。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低估了法西斯的危险,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愚蠢的宗派主义政策(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 “社会法西斯” ),把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于中国CP(早先则是要中共追随蒋介石),以及在西班牙革命初期(1930一1933年)采取荒谬的政策。

克劳丁在上述文字中指出了一个事实: 第三国际从一大到六大,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之宝押在 “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论上。然而,遑论当时,如今一百年过去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有崩溃的迹象吗?倒是那个当时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却在70多年后轰然坍塌,一朝倾覆。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从根本上看是错误的。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一百年过去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历程已证明,列宁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即将崩溃灭亡的预言完全落空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列宁同志太自信了,这就导致他走向与他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身份完全不相称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列宁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视而不见,使他只看到树木未看到森林。

首先,列宁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评价是主观片面的,也是缺乏预见性的;列宁只是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垄断性的消极面,却没有注意到或故意忽略了它的积极面一一而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其次,现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不断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科技革新,使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生产力都迅速提高了。

第三,垄断性没有削弱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机制,反而是国有的和私有的混合经济有利于生产,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所分工,共同发展。

第四,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采取了改良主义和高福利政策,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民主政治生活的水平。

由此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比起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对社会起着积极作用。

由此可知,列宁对现代资本主义垄断性一无是处的评价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以推想,用列宁 “资本主义崩溃论” 去指导第三国际的实践会产生怎样的成果。

请接着看克劳丁的论述:

……当列宁主义成为第三国际的一套理论教条与实践准则的时候,它的每一部分就开始独立存在,而不再被看成是辩证统一体的一个部分了。经济主义的与 “灾变论” 的因素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 “经济规律” 被说得仿佛是超越阶级斗争的,它们成了不可避免地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力量”。尤其是在运用利润率递减的 “规律” 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贫困化的 “规律” 时,就完全不顾马克思曾经指出要予以注意的相反的倾向。在第三国际的分析中,到处套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作论证。它既可次用来 “证明” 苏联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又可以用来充分解释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已处于 “垂死” 阶段),或另一国家的停滞。它在什么时刻都可用来挑选出 “最薄弱的环节”,指出新战争的危险,预卜敌人的联盟。

在纳粹胜利之前,这种经济主义的 “灾变论” 的观点,在理论方面( “理论” 的贬义 )一直执行着使第三国际的基本战略前提同实际形势一致起来的任务。按照这一前提,世界革命即将重新得到发展。

但是,实际的形势却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明显地缓和了,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有惊人的发展,而第三国际的成员和影响的急剧下降,都反映出这一点。按照经济主义的 “灾变论” 的看法,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可以解释成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一现象的下面,“经济规律” 的运动仍旧在把资本主义无情地推向 “最后危机” 的边缘。这就加强了对俄国革命前途的信心,说明了第三国际存在的必要。第三国际这个极端集中的半军事化的世界党,原是准备领导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战争的。

克劳丁从理论到实践对第三国际的兴衰进行了剖析。他在书中特别论述第三国际 “极端的集中制与俄国化”,指出这个机构实际上纯属俄共(布)为了赤化全球的工具。他还指出,既使在二三十年代,第三国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在书中用一些数据说明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后果:

……这个设在被包围的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的堡垒中的领导中心,详细颁布有关每个国家政治形势的决定,规定必须遵循的策略,并根据各国党的领导人是否愿意执行第三国际执委会所规定的政策,来认可或撤换他们。

这一领导制度和每个国家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执行委员会和各国支部的领导机构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各国支部的内部危机,以及大部分的党(组织)发展停滞乃至明显衰落。从1921年到1931年,第三国际所属各支部党员人数(俄共除外)越来越下降了:

1921年887745人,1922年779102人,1924年648090人,1928年445300人,1931年328716人

从世界范围来说,第三国际主要是一个欧洲组织。1924年,它的党员人数在各洲分布数字如下:欧洲659090人,美洲19500人,亚洲6350人,大洋洲2250人,非洲1100人。而在欧洲(俄国除外),五分之四的党员人数集中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南斯拉夫四个国家(1924年数字)。这就是说,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里,CP都很小,影响也微不足道。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克劳丁在上文最后指出: “第三际这个极端集中的半军事化的世界党,原是准备领导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战争的。” 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

1920年夏天,苏俄红军进军波兰期间,第三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第三国际章程》明确宣布第三国际的目的, “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列宁在大会作报告时宣称: “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从7月19日开到8月7日。这个日期恰好与红军进军波兰和攻打华沙的进程相一致。出席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显然是在等待攻克华沙的胜利捷报。从大会的第一天起,世界革命的热潮就席卷整个会场。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俄共(布)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在大会开幕词中说: “看来,我们都着迷了。不是一年,而是两三年里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了。”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世界革命的极度高涨的热情反映在它的大会宣言中: “第三国际宣布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在苏维埃俄国没有作为一个链环列入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绝不会将刀入鞘。” 在《关于国际形势和第三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草案和提纲初稿》中,列宁对第三国际下了这样的定义: “我们已经不是宣传家的协会,而是世界范围内开始准备的实际作战大军的总和”; “不是宣传家的协会,而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千百万无产者大军实际斗争的开始”。在这种条件下,进军波兰成了苏维埃俄国在欧洲国家组织起义、建立苏维埃式的政权机制的第一次实际的尝试。

但是,随着红军兵败华沙城下,苏维埃俄国在欧洲推行世界革命的第一次实践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列宁就宣称第二国际已经 “破产”,他决心另立门户,建立 “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十月革命前夕,他又提出 “立刻建立第三国际” 即共产国际的任务。列宁决心在俄国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难以成功的。十月革命后,经过充分准备,第三国际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主持了大会并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题报告。大会发布了《第三国宣言》,通过了《第三国际章程》。1920年,第三国际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再次听取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主题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这样,列宁就完成了创建第三国际并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的任务。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把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 确立为 “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
其次是主持制定第三国际章程。

章程规定: 第三国际执委会和它的主席团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各国CP去参加他们的一切会议,监督第三国际决议的执行情况。各国的党中央应经常地向国际执委会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各国党要向国际执委会交纳党费;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只有经国际执委会同意以后方可召开。

最后是制定了加入第三国际的2O个条件。 其中有: 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要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工、农、兵都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凡愿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与改良主义和 “中派” 政策决裂,撤销改良主义和 “中派” 分子的职务,用可靠的CP人来代替他们;必须秘密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每个部队中成立CP支部;CP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这样,各国CP就都按一个模式建立起来,它们都恪守相同的思想路线、组织纪律、策略方针。

历史已经证明: 第三国际是苏共推行世界革命的驯服工具,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莫斯科就自以为可以随意干涉别国的内政了。显然,这个组织的目标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将会变成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红色专制帝国,全人类就将陷入永劫不复的黑暗地狱。

可幸的是历史自有它不可抗拒的规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2)

一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苏联人在聊天,谈的是汽车。

英国人说: “我去作生意时,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出国时坐美洲虎牌汽车。”

法国人说: “我平时开雪铁龙汽车,出国时开马特拉牌汽车。”

苏联人则说: “我有一辆莫斯科人牌汽车,太太出门骑自行车。我们出国乘坦克。”

荀路 202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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