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丁论共产主义运动（六）
下面让我们看克劳丁对第三国际的第六点看法:
六、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客观出发点是这样一个情况: 第三国际成立时，同列宁所设想的相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而国际却是按要在这种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去进行革命设计出来的。……设想第三国际应当是立即对世界资本主义展开进攻的总部和先头部队，但它面临的却是一个与此大不相同的任务，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革命政策方面来。从逻辑上讲，执行这个任务，国际需要彻底改组，但如上所述，这一点甚至没有考虑过。要解释这个情况，只提总结第一点中指出的因素，即十月革命的崇高威望，是不够的。我们应当首先从列宁关于党的观点以及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之间的不同点谈起。
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系统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看法，是他把共产主义革命视为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的必然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一一超凡的领袖，阴谋集团，政党一一能够代替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成熟”。共产主义革命要么将由工人阶级来进行，要么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注定的地位迫使它进行阶级斗争，也只有通过这一斗争的实践，它才能成熟起来。斗争的经验告诉无产阶级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团结一致。它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并且逐步把他们从一群单个的人，从“自在的阶级”，改造成意识到他们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对抗的“自为的阶级”。 “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并且“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阐明的理论，有助于促进这种意识的觉醒，但并不是产生这种意识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是革命行动创造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又反过来推动革命行动，并使它明确起来。……
马克思亲身感受到了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努力失败之后革命精神的衰退，并且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他深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其“成熟”的过程并非直线发展，相反是充满了矛盾，其间有进有退，有希望有失望，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新生的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在进行斗争。但是，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性质的影响，这个过程终将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成熟起来。正如他1860年所指出的，他认为这个过程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过程。而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是 “指按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是“在现代社会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 的党，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自我活动”所采取的(政治、文化、工会)一切形式。换句话说，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组成革命政党看成是组成为阶级，而不是组成一个不同于阶级的实体，当然更不是超乎阶级之上的实体。……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政党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就像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其它组织形式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按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的部分而暂时的表现一一用他的话来说是“插曲”。马克思把工会的任务看得很重要一一尽管他也尖锐地批评工会的“经济主义”倾向一一而他多次对工人阶级的政党表示过保留意见。1869年，他写道: “所有政党都毫无例外地只能一时激起工人群众的热忱，而工会则永远赢得群众的支持。只有工会才能形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给资本的权力设下障碍。” 这种评论和其它类似的评论，并不包含低估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的意思一一马克思一直都在号召工会使它们的活动具有政治性并考虑政权问题。马克思不过是提醒人们不要使阶级斗争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同明显的政治方面脱离开来。他提醒人们要反对政治集团的一种自然的倾向，即脱离开自己的阶级，而按照自己集团的观点和利益来领导阶级，塑造阶级。
马克思在作为一个战斗员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曾经有几次同这种倾向作斗争。1850年，他抨击了共产主义同盟中的一些盟员，说他们 “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专心于“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马克思还尖刻地写道，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1873年，马克思批评巴枯宁分子认为自己是“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自己任命自己为“总参谋部”，通过阴谋和独裁手段，把 “无非是教条主义的和盲目服从的”、 “耶稣会”那种“你要像死尸一样” 的 “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强加于国际。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中开始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抨击了他们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还能举出好些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任何“左的”或者“右的”集团企图取代真正的工人运动，把政策或理论强加给运动。马克思从来不把CP人的活动，也就是同意他的理论观点的人的活动，看成是像列宁所说的，处于工人阶级之外，享有领导特权的党的活动。
《CP宣言》宣称: “CP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CP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CP人不是“特殊政党”，而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是其“最坚决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当然，这种理论方面“优越的地方”，这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地位，本身就有可能、甚至倾向于脱离整个阶级，有可能同CP人不是一个“特殊政党”、不按 “宗派原则”来塑造运动这第一项原则相抵触。提出CP人具有这种“优越”地位的理论，要求进行一定水平的科学研究，而这是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所做不到的；除极少的例外，这只能由统治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提出。因此，上述危险就更加大了。这是使“科学”有可能对无产阶级运动实行控制的根源，而理论家作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来垄断真正的控制权。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危险，马克思才坚持要有真正民主的党组织，领导人要由党员选举并经常予以监督，而且要对任何崇拜权威或者领袖的做法进行斗争。马克思在同巴枯宁分子的论战中，明确表示他反对任何具有独裁的内部结构与官方正统理论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他主张应当容许国际及其支部内存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的不同观点，维护在报刊、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充分的辩论自由。与此同时，他反对在科学研究中强加任何“党的”准则。科学不能把它的结论强加给工人运动，而具体体现工人阶级运动的各机构也不能作为权威凌驾于科学之上。
总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是极为开放、灵活而可以变通的，也是民主的，……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才是在历史活动中与在革命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可能代替阶级来起这种作用；它应该是阶级的工具并在阶级的掌握之下。每当党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一一不管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第一国际一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同阶级的现实的运动发生矛盾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建议取消它。政党不是列宁所认为的那种阶级的“领导者”，它是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解(其本身必须按实际运动的发展而经常校正)与无产阶级的自主行动之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协调者。它的任务不是把阶级的领导权接过来，而是帮助阶级自己去进行领导。罗莎·卢森堡在同列宁辩论时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她说: “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人为地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起来的；它就是工人阶级的实际的运动。”
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述，已在考茨基、鲍威尔、罗莎.卢森堡、悉尼.胡克等人的著作摘录中了许多，克劳丁在这里又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党建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评析。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是一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杂志中的文章:《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其中的一小节名为《党指挥一切就是遏止革命》。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马克思关于阶级与党的关系的基本思想，今天真的是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吗？放弃那些思想，是不是等于背离工人阶级的历史目的和当前目的与利益呢？
关于阶级与党的关系，马克思有三个基本思想，革命工人阶级的经验与实践证明，必须在其革命的辩证统一中来看待这些思想。马克思的思想，第一，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伟大目标，一切政治运动作为手段，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第二，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阶级本身的事”。最后，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成单独的政党时，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的”的思想。关于党指挥一切的教条(它在斯大林的党的学说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割裂了这些思想的辩证的相互制约，只强调后一个思想，而且把它看作是固定不变的，把党的“特殊性”和不同于工人革命实践之处变成了独立存在的东西。
国家集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是滋养党指挥一切的教条的社会框架。因为那是一个封闭性的“政治制度”，在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过程中，这种政治制度在一经夺取政权和建立国家所有制之后便停步不前了。国家集权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于劳动的解放、生产方式的任何质的改变，对于生产关系的媒介物的质的改变，对于工人阶级把社会再生产作为一个总体来主持，以及对于工人阶级在对共同体的社会一政治管理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都不再关心，从而实际上也就把革命停顿下来了。
当把国家变为社会主义的一个起超决定性作用的范畴，当把政治制度同国家的行政制度与组织等同起来的时候，“先锋队”就不能允许人们对它的指挥作用发生怀疑。也就是说，只要国家仍然是控制全部剩余劳动的唯一垄断力量，要超越那个指挥一切和“治理人民”的党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为了“赶上和超过” 资本主义国家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的，工人们必须服从这个目的。这样，“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要求中剩下来的就只有它的经济和技术的方面了，“解放” 于是变成一个贬义词。工人阶级因此就变成了增加国家财富的工具。工人阶级为了物而受到统治，它本身却无缘去“统治机器和物”。因而雇拥劳动关系实际上便扩大了，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则被推迟到“更高目的”达到之时。负责实现“更高目的”的党，却无暇顾及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实际地位。
关于自由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的伪善理论，被用来给党指挥一切这个教条撑腰。共产主义的目的论没有一份宗教日历是不行的。因此便确定日期，开始以各种纪念日来标志走向共产主义的历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深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放在什么地方的现成座位，只待入席，而是只能靠工人阶级的坚定不移的有组织的运动去实现的。工人阶级则须在这个过程中超越其阶级地位，因此革命的先锋队并不提出自由的口号，而是坚持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实际解放的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党指挥一切的教条乃是制止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在我国今天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列宁之所以看重党组织的决定作用，是因为他要使用这个有力的武器去解决夺取政权维护政权问题。斯大林之所以器重党指挥一切，是因为他要用这个方式方法统治国家，垄断资源，支配一切。所谓“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党指挥一切的垄断权力之下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冷淡态度只因他从未染指权力所致。他迷恋于工人阶级的觉悟，也是他无限信任和偏爱无产阶级的缘故。马克思只能是一个思想导师，但决不会成为一个革命领袖。领袖一般来说都是近代政党政治的产物。很难想像马克思会像列宁那样组建一个高度集权的战斗性的先锋队，以此开辟一条通往权力巅峰之路。
所以，蛇有蛇路，龟有龟路。马克思和列宁虽然都是共产主义的先知先觉，但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之路轨来看，却有许多同行不同道之处。列宁无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比起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有过之而无不及。列宁主义的信徒之所以推崇前者而贬损后者，完全是成王败寇心理在作祟。倘若将列宁换为托洛茨基，将斯大林换为布哈林，那些列宁主义的拥趸又将会如何呢？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成员应该是精英人物多多益善吧。其实不然。1937年，时任联共(布)中央督导员的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被作为 “人民公敌” 逮捕，1942年获释。1943年他流亡西方，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俄国史教授。1958年，他的代表作《权力学》问世。他在该书中对苏共的阶级属性作出以下令人信服的分析:
在苏共党员的党证上赫然写着列宁的话: “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只要探讨一下这 “智慧、荣誉和良心” 的遗传根源，这个大国及其不幸人民的悲剧中的很多东西就可以得到解释。列宁把俄罗斯人民称为奴隶民族、奥勃洛莫夫民族，而把解放奴隶和改造奥勃洛莫夫式人物的希望寄托在俄国社会的渣滓身上。在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革命的动力” 的著名公式中，列宁还把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村赤贫者也包括了进去。列宁写道:
“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穷人，有知识分子，有娼妓。”
列宁预见到真正的工人要反对这个组织工人党的原则，所以他解释道:
“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把一切劳动者和被剝削者，一切手工业者、穷人、乞丐、仆役、流浪者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
这就是列宁对苏共社会历史根源的评价。但目前的苏共仅仅是在精神上苟安于自己的家谱图系之中，表面上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市侩党。不妨从人所共知的事实谈起，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苏联居民在公民权利方面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 一等公民——这是苏共党员，总数在1400万人以上，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二等公民——这是占总人口94%的非党群众。人们对苏联公民分为“一等”和“二等”或者党内和党外的这种分法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以致群众自己也察觉不出这94%的人在权利上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上受到的深刻歧视。苏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从总书记到清洁工、从部长到鞋匠、从科学家到作家、从工人到集体农庄庄员的所有成年人都是它的雇佣人员。
但是能够占据关键性岗位并在政治、经济、科技甚至文艺方面能够青云直上的只能是一等人。非党人士不管有多么卓越的才华，在苏联都不可能当上部长、厂长、军官、外交官、农庄主席、邮局局长。
……
可见，苏联公民达到权力顶峰，也就是获得物质享受的道路只能通过苏联CP。这就是入党令人向往之处。有地下出版物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 在格鲁吉亚，五百卢布能换一张党票！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难道在最高层也没有思想坚定的人？当然没有。最高层的最后一批信徒已被斯大林在战前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末就可以指出一个普遍规律: 你在党的权力之塔上爬得越高，你遇到的有思想信仰的CP员就会越少。
而坐在塔尖上的都是些绝对厚颜无耻的人，他们唯一的理想就是攫取绝对权力。以生产资料国有化和人的集体化为表现形式的苏联社会的外表上的“共产主义性质”，是彻头彻尾的假象。因为国有化的实行不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也不是为了有利于国家，而是为了有利于党，为了把党的专政变成全面的极权主义的专制。随着俄国民族经济的这种布尔什维克化，也就开始了党的社会和思想蜕化。列宁本人曾预见到这一点，但他的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在莫斯科被引用过。1919年12月，列宁说:
“坏分子依附我们的党……因为这是一个执政的党”；他在1920年又补充道: “我们害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钻营依附，只有把这班人枪毙才对。” (应当指出，列宁写这些话的时候，党员还不到50万人。)
这个关于党靠“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而膨胀的预言已实现了，但膨胀的规模却是列宁未必能预见得到的。
《CP宣言》大言不惭地宣称: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现在看来，马克思太过于自信了。从历史到现实，这个“他们”为了追求和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作出了多少伤天害理的恶行啊！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5)
一架从第比利斯(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飞往莫斯科的苏联民航班机被人劫持。劫持者命令飞机飞到巴黎去。驾驶员照办了。但是一位格鲁吉亚大汉挺身而出制服了劫机者，仍然让飞机飞往莫斯科。
飞机降落后，警方逮捕了劫机者，也扣留了这个格鲁吉亚大汉，认为他肯定有问题。
警方人员问他:“你为什么放弃去巴黎的机会？”
大汉反问:“我带着50公斤桔子到巴黎干啥？”
荀路 2018年12月初稿
2020年7月1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