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丁论共产主义运动（八）
克劳丁在《结束语》的最后写道: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得列宁的党的理论成了经典学说，而德国斯巴达克派与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的失败，又使接近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堡与葛兰西的思想失去了威信。第三国际完全是按照列宁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它所具有的超国家的性质，加重了它与同样是按列宁主义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党的关系中处于各党之外的特点。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机构，对每个成员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每一个国家支部的职业革命家，必须效忠于中央机构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这也就使得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的职业革命家来，更是大大地脱离了本国的工人阶级。
力图在工人运动中站稳脚跟的各个新党之所以碰到特大的困难，在多数情况下根源就在这里。如果说它们终于存在下来，而某几个党党员数量还不少，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能够吸引最激进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因为它们分享了十月革命的威望，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支援。但是，后面的这两个因素也助长了每个支部对设立在莫斯科的操纵机构的依赖性，因为它控制着财政大权，并声称忠于它也就是忠于十月革命。
此外，第三国际中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认为其理论权威比起1903年布尔什维克派来，更加不成问题，因为这种权威是为1917年的伟大胜利所证实了的。世界的现实的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不接受他们的思想，事态的发展进程又驳斥了列宁有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成熟程度的理论模式，但这都动摇不了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对历史进行科学解释的钥匙的信念。他们认为，事态的发展进程，只不过是暂时表面上偏离了理论预测而已，而第三国际的战略、内部结构与工作规程，却是按照这种理论预测来设计的。没有必要来改造这个新机构，恰恰相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的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组织结构坚持下来，坚持到不久的将来，世界革命就定会以理论预示过的形式重新前进。因此，一切争取从莫斯科中心取得某种程度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的运动——在初期，第三国际的一些支部发生过许多这样的运动——，都受到了“以布尔什维克不妥协精神”进行的抵制。关于世界革命的新的正统观点要求保持“世界党”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形式又反过来为新的正统观点提供了理想的保障，使它免受外界当时的公开敌对态度的影响。这样，列宁的党的模式中所固有的那种党处于阶级之外的性质、党取代阶级的倾向、严格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等，就越来越得到了强调。结果，第三国际就越来越跟现实世界脱节了。
紧接着，克劳丁写出了他对第三国际的最后一个看法:
七、第三国际中争取自主的各集团，很自然地把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斯大林的派别看做同盟者。反对派宣布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尊重“列宁主义准则”，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等。因此，列宁逝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反对托洛茨基派与其他反对派的斗争，很自然地是同第三国际内部反对各种离心倾向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列宁和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世界革命的战略计划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根据他对欧洲革命形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错误分析，制定了加速进行世界革命的战略计划，并力图把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至欧洲，扇起能够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烧成灰烬的革命烈火。但是折腾了一两年，列宁的梦幻破灭了。即使是到了五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也不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已取得伟大胜利”的观点提供依据。因为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一个实现了原来设计的令人陶醉的共产主义美好蓝图。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奋斗目标”之一是:人民“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至今也没有实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实则为资本主义补课，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已经失败。
其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部第三国际的成立具有历史的盲目性。这个问题已在前文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需要指出，列宁所开创的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给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列宁和第三国际，在错误的时间，把错误的革命，输出在错误的地方，在那些国家不管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使人民付出惨重的牺牲。在这些革命风潮中，起主导作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长期荼毒各国CP，其恶果世人尽知。尤其是第三国际的金字塔结构和高度集权体制，形成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习气，对许多儿子党孙子党及其统治的国家造成很大的危害。
克劳丁接着写道:
第三国际沦为一个异化了的、起异化作用的机构，一个为在苏维埃民主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机构，是通过不断清除在国际内部引起冲突的集团、思想与人物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却不能把国际早期的所有党员都“重新教育过来”，这就是它的党员锐减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些同化不了的党员要么被开除出党，要么自动脱党。新党员入党时环境更加闭塞，也更能受到同化，但他们当中也还免不了有人要被淘汰。这就是第三国际所有机构的成员更迭频繁大起大落的原因。
1921年至1928年间，第三国际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党员，这就是说，几经折腾之后，早期的党员绝大部分脱离了国际或者被开除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国党的领导人。以后吸收的党员中能够留下来的，就是那种在思想的异化方面以及对教条与领袖的坚信不疑方面的功夫都是“炉火纯青”的人物(他们还几乎都具有坚决的牺牲与好斗的精神)。临到转向反法西斯斗争时，第三国际已经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宗派”的一切特征了。……第三国际的内部组织在维护教条，崇拜权威与机械的纪律，以及热衷于保密等方面，都大大前进了。
就是这个宗派吸收并教育了在反法西斯的年代里涌入国际的年青人，他们像以往入党的人一样，把国际看成是十月革命的旗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这批新党员加入国际时，对法西斯满怀仇恨，对新社会满腔热忱，而随着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新社会似乎正在古老俄国的废墟上逐渐建成。这些新CP员的特征，除了仇视法西斯之外，还表现为他们对凡是贴有苏联标签的事物都毫无批判精神，忽视理论——因为所有重要问题都由“上面”解决了——忽视像党的行话所说的“实践”。而那些对理论有兴趣的人，则从斯大林的著作获得基本的营养。他们都是通过斯大林的著作来学习列宁的思想的。马克思则落到后面老远，排到第三位去了。在抵抗运动、“解放”、“民族团结”、“冷战”的年代里，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层干部和许多领导人都出自这一代人。这是了解第三国际解散后多数CP的态度要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三十年代绝大多数的CP人完全接受关于莫斯科审判的官方的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斯大林的大恐怖阶段，恰好也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新宪法的时期，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态度。斯大林宣称，新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件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就在大恐怖席卷苏联社会的时刻，斯大林仍把那个社会描绘成自由的处所，它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讯秘密……以及选举制度的完全民主化”。
……按照斯大林的宣传，这种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消灭布尔什维克老一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事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正如历史所揭示的，所有革命都有叛徒。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出的(像斯大林分子所说的)“魔鬼”、“法西斯走狗”、与“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数量众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十月革命的英雄一旦成了“人民公敌”，用斯大林本人的话来说，也就变成“白卫侏儒小丑”和“蜉蝣”了。在世界CP人看来，只有职业诽谤家、资产阶级或者法西斯代理人，才会对斯大林的说法产生疑问。……CP人岂止是相信斯大林对历次审判的说法而已；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基本部分。由于有了斯大林这位天才领袖，由于有他那可靠的警惕性和智慧，工人阶级运动才得以理解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新现象——阶级敌人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不惜采取种种万恶的手段——从而丰富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冷战的年代里重又出现了这种现象，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许多CP领导干部，同样变成了新的“魔鬼”和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代理人。用上述思想造就的CP人训练有素，不仅能够“理解”这种现象，而且还能就此向在对希特勒胜利的热潮中入党的新党员做“解说工作”。
斯大林分子的党其所以对一代代的革命者具有使之异化的巨大力量，奥秘在于它体现了一个大神话。这个神话产生于十月革命这一本世纪无与伦比地激起了无产阶级群众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希望与幻想的事件。据说，苏联正在建立第一个不是人剝削人的而是真正的平等与自由的社会。另一神话也就随之而来，说什么斯大林分子的党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取代的旗手。因此，尽管斯大林分子的党的危机首先在第三国际然后在各国党内早已暴露出来(本书对其过程作过分析)，但是，只有捅破了神话，危机才会进入决定性阶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赫鲁晓夫的报告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危机阶段。
附录: 1943年6月9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第三国际的声明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6月8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分析了所收到的支部对执委会1943年5月15日解散第三国际的提议的决议，并作出如下声明:
一、赞成解散第三国际的支部是: 澳大利亚、奥地利、阿根廷、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德国、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等国CP，(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国CP与哥伦比亚CP、古巴共产主义革命同盟、墨西哥CP、波兰工人党，罗马尼亚、叙利亚、苏联、乌拉圭、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智利、瑞士、瑞典、南斯拉夫、南非联邦等国CP，以及青年第三国际(属第三国际，享有支部的全部权利)。
二、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支部对主席团的建议的反对意见，特决定如下:
第一，宣布解散第三国际的建议已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决定通知主席团的第三国际各支部(其中包括所有最重要的支部)一致通过。
第二，自1943年6月10日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及第三国际监察委员会一律解散。
第三，委托季米特洛夫(主席)、埃尔科利、曼努伊尔斯基和皮克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第三国际的机构、附属机构和财产等方面的善后工作。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受托人:
季米特洛夫(签字)
对于第三国际的极权化、俄国化，荷兰、英国、德国等国政党组织的代表，在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上公开表示不满。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代表批评第三国际执委会实行的是独裁而不是民主集中制，指出执委会的权力已使各国支部“目前完全不能独立行动”。荷兰CP代表怀恩科普在讨论第三国际章程时说，俄共有权向执委会多派代表，这表明第三国际“组成的是扩大的俄国执委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阿.克里斯平在发言中说: 在第三国际中，“只有俄国CP人没有受到批评。加入国际的党没有一个不受批评的”。
据此看来，虽然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中强调由于客观因素，第三国际“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第二国际的组织是民主化的，各党独立自主，一律平等)，但没有充分的依据，缺乏说服力。而问题并不是在于第三国际的结构和体制，而是有没有必要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是错上加错的革命:第一个错误是在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第二个错误是企图把这个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所谓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纯属臆想中的乌托邦。
至于斯大林利用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CP情报局所干的勾当，更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一书中对苏联从列宁到勃列日时涅夫时期的领导人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述，用以说明“谁是促使曾以自由公正的思想鼓舞千百万人的空想衰败和死亡的罪魁祸首？”他的评述如下: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一一列宁是20世纪的一位最伟大的政治人物。毫无疑问，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全神贯注于夺取政权。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他曾不止一次地因夺权斗争策略的需要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虽容易冲动，但能慎重行事。他对不同政见持不容忍态度，而且残酷无情。他只作能带来好处的妥协。他把夺取政权的目的置于道德之上。他对发动内战，实行“红色恐怖”，在雅罗斯拉夫尔、坦波夫地区、喀琅施塔得以及爆发农民起义的俄罗斯南方和许多其他地方的血腥镇压负有个人责任。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一一斯大林是职业掘墓人。他个性暴戾，是最奸诈的恶棍。他是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是耍诡计、说假话、搞恐怖的能手，是专制主义的国家镇压制度的创始人。这种制度造成的神智不清如此深刻，如此损坏一切和吞噬一切，以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杀害千百万人的凶手顶礼膜拜。他对国家实力和精神潜力的衰竭、对千百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的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然同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决裂，可是他却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平易近人，爱嚷嚷，文化程度不高，而这些讲话常常以出丑告终。他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而他本人又走上了布尔什维主义本性上所固有的迫害加暴力镇压之路。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俨然成了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小地”(勃氏在卫国战争中参加的一次小战役的地名)元帅，而包括朱可夫在内所有其他人却都先是躲在斯大林格勒的堑壕里，后来躲在库尔斯克的突出(地带的)堑壕里“苟且偷生”。在他的治理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地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
他开始时曾想“纠正”些什么，可是很快就对事情冷淡下来。喜欢勋章、光荣头衔和各种隆重的礼仪活动。生前最后的五六年，重病不起，实际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雅科夫列夫一开始就是以“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为论断写出上面的文字的。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路之所以走得风起云涌又云消雾散，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高层人物的独断专行所致。所以，让我们把这些决策作为我们剖析苏联历史的切入点，让真实的东西显露无遗，让普天下的人们本着自己的良知去认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是非曲直吧！
苏联政治笑话(47)
1945年5月，苏联将军伊万率领苏联红军攻打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他手下的军官向他报告: “城里各个建筑物都设置有火力点，敌人防守很严密。” 伊万听后当即下令: “CP员冲啊！”
1968年8月，伊万将军又率领苏军来到布拉格。他命令手下侦察敌情，得到的回报是:布拉格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柜台里都摆满了高级西装、新式皮鞋、家用电器。伊万听后立即下令:“CP员冲啊！”
荀路 2018年12月初稿
2020年7月6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