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中国离公民社会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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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07/07/2020
作者:流芳

德国人权活动家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左)与他的高校同事一起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前祭奠刘晓波 © 库纳牧师

2020年6月21日,原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但在中国漫长的民主道路上,却不乏为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因为这一天,原本应为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刑满获释的日子,刘晓波却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然而,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日子却没有从捍卫中国人权的各国志士的记忆中抹去。6月21日这一天,德国人权活动家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前举行了祭奠刘晓波的示威活动,此一活动得到全球人权捍卫者的热烈响应,他们在同一天,利用网络视频与库纳牧师互动,共同发声、缅怀逝者。库纳牧师的好友、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女士针对本次活动及其意义向我们阐述了她的观点。

法广:首先请简要地介绍一下本次祭奠刘晓波活动的大致情况。

廖天琪:罗兰德-库纳牧师早在10年之前就跟刘晓波结下了不解之缘。2010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刘晓波是当年的和平奖得主。但是12月10日在奥斯陆颁发和平奖的典礼上,不仅获奖者缺席,连他的妻子、朋友同事,没有一个人能离开中国,来代他领奖。奥斯陆的颁奖台上,只放着一张空椅子,震撼着人心,人们都知道刘晓波当时在锦州监狱中。库纳牧师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从那一年开始,他年年都带领两三百个学生,从500公里以外的坎姆普市,乘几辆大巴士来到柏林的中国使馆门前抗议,要求无罪释放刘晓波。2017年7月刘晓波逝世,次年晓波忌日他和我们独立中文笔会一道在柏林的格西马尼教堂举行庞大的追思会,惊动社会。去年我们也一同在科隆基督教堂举办了悼念追思。

这次的活动,又是库纳牧师首先提出,他说:“2020年6月21日应当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年看守所监禁加11年刑狱,期满出狱的日子。如果他不是在2017年7月13日逝世的话,这本来是他获得自由的喜庆日子。”

“12”这个数字很重要,晓波本应坐牢12年,所以库纳在这一天,在柏林使馆前,摆了一张桌子,一把空椅子,一口棺材,一个十字架,自己从早上6点,守到下午6点,整整12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晓波牢狱中的一年,他还摆了12朵白玫瑰,为祭拜晓波的亡灵。在这12小时中间,他诵读晓波的诗歌、文章和《零八宪章》。

为了配合库纳的义举,我们一些晓波的朋友和同事也举行全球联网的网络会议。一共两个时间段,欧洲时间早上8点,连上了香港、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友人们上网,库纳牧师先做一个简短的祈祷,引述晓波“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的话,然后每人发言两至三分钟,日本前产经副大臣牧野圣修、中央大学教授及川淳子、王进忠、甑燊港、蔡咏梅分别发言。下午两点,我们再度连线美国方面的朋友如王丹、胡平、李恒青、唐元隽和欧洲的长平等人参加发言,也是40分钟。这样的会议联网方式,确实便利有效。

法广:刘晓波逝世已近三年时间,在他本应获释的这一天举办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

廖天琪: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三周年,我们跟库纳牧师同样会举办教堂内的追思礼拜和联网的追忆活动。不过这次6月21日的纪念行动,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刘晓波是为中国争取自由、民主、法制的知识精英,他的《零八宪章》提出温和理性的政治建言,是不可多得的一份历史性文件,却因此被中共政权判刑11年,这是他第四次入狱。即便受到如此不公不义的待遇,刘晓波却依然以最坦然大度的心态来面对,在他的《我的自辩》中,就强调:“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遂使人权保障成为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在法庭上他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请看看这样一位智慧成熟的知识分子,竟然被政权在刑期中虐死,不让他活着走出监狱,这是中共执法犯法的明证。是践踏宪法尊严、草菅人命的典型例子。可惜刘晓波的期待都落空了,中国的文字狱依然绵绵不绝,晓波之前数以千万的同胞死于文字狱,晓波之后,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不断地因言获罪被投入狱中。我们选择6月21日,晓波应当活着出狱的日子,来做一个纪念活动,是希望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人们记得这场“世纪冤狱”的牺牲者刘晓波,他用他的性命来维护宪法,维护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

法广:提起刘晓波,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零八宪章》。10多年过去了,《零八宪章》中提出的包括公民权利、公民精神、公民运动在内的“公民”概念,是否在中国有所加强?

廖天琪:《零八宪章》首先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接着就陈述了关于修宪、司法独立等主张,其中特别提出“公民教育”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我们看看这些年来中共政权所做所为,处处都是跟这些建议背道而驰的。2013年流传出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里面称:“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透露了中共提出“七不讲”的政策,内容是1、普世价值不要讲;2、新闻自由不要讲;3、公民社会不要讲;4、公民权利不要讲;5、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6、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7、司法独立不要讲。虽然《人民日报》宣称这是谣言,但是却未见官方有公开辟谣之说,而这“七不讲”又在高校中流传。著名记者作家高瑜甚至因为向境外透露这个文件而被北京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因而判刑7年,后改为5年,监外执行。

如今中国的电子监控技术更加先进高超,网民有任何违逆习近平或中共中央的意见发表,轻则删除封网,重则遭逮捕下狱。公民社会的形成,首先是要有言论空间,中共政权却是对一切“异音”都极为敏感,立即采取消音、压制的手段来堵悠悠众口。公民权利被限制,公民精神无法萌发,公民运动无从谈起。相反地,政府提倡爱国教育,鼓励语言暴力,继续推进愚民政策,以一些媚俗娱乐品味的消费文化来麻痹老百姓。中国离公民社会是渐行渐远了。

法广:面对香港目前特殊的局面,各方人权志士在今次缅怀刘晓波的活动中,也对香港发出声援,您是否看好香港的民主运动?

廖天琪:就在7月1日,中国公布了香港《国安法》,其中“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罪行写入了《基本法》附件三。须知这些名词的定义是十分松散而随意的,只要司法不公正,这些罪名可以很轻易地安在任何香港居民的头上。比如参加群众示威活动,喊“废除一党专政,习近平下台”这些罪名就可以无限上纲,当头罩下。这类的案子,根据第41条:因为涉及国家秘密,不宜公开审理,禁止新闻界及公众旁听,这就明摆着为司法界黑箱作业提供法律保护。第43条:警方经行政长官批准,可对有合理理由怀疑犯国安罪的人,截取通讯和秘密监察。第46条:律政司可以国家秘密为由,要求没有陪审团。这些都是公然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这样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任何民主运动的发展,造成人人自危的风声鹤唳的恐怖气氛。

我们知道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了一年,全民动员,声势浩大,中共知道无法继续控制香港民意,所以搭上武汉疫情的顺风车,人大常委那些由党喂养着的投票机器,全票通过这个紧箍咒“国安法”,葬送“一国两制”的承诺,把香港纳入极权统治的牢笼中。今天香港国安法的公布,对中国人来说,是国殇日,是国耻日,但是香港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仁人志士,他们会继续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奋斗,国际社会应当关注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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