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筠连书生陈智忠的苦难人生—-悼念又一位五七政治受难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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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连书生陈智忠的苦难人生

—-悼念又一位五七政治受难者离世

作者:严家伟(四川)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平原广阔,沃土千里。不过这主要是在成都平原。至于川南一带则是层峦叠嶂,丘陵起伏。其中筠连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与云贵高原相邻,同云南的盐津、彝良、威信接壤。是出川入滇的重要门户。由于该县盛产筠竹故名筠连县。而筠连县的羊田乡,更是绿水青山,竹林似海,景色宜人。当地有一陈姓人家是世代耕读,诗礼传家的乡绅。可是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后,这家人便成了所谓的“地主”。不但名誉遭诬辱,人身被侵害,经济上更被剥夺一空。所谓土改,其实就是一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明火执杖的“合法”抢劫而已!

“阶级立场不稳”

陈家的长子叫陈智忠,生于1930年其人敏而好学,聪慧过人。此时已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算得上是个知识份子了。而当时初得政权的中共,基本上是一帮大字不识几个的痞子居多,打打杀杀还可以,治理国家怎么行?所以陈智忠虽出身“地主”之家,1951年仍被中共招去参加所谓“革命工作”,就是被分配在当地的“土改工作队”里。由于陈智忠有文化知识,因此叫他在队里担任文书,作一些收发,传达文件,写个“告示”,“通知”一类的工作。除此之外当然也要去作具体的什么“划分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分浮财”之类的事情。

“土改”,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当局的煽动、组织下,以农村一帮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痞子为骨干,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人(即所谓“地主”)合法拥有的土地、房屋、现金、粮食、衣被、金银、钞票······一句话,凡是能吃、能穿、能用,特别是值钱的东西,通通进行抢劫。与此同时还要用吊打、捆绑、罚跪……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将所谓的“地主”及其家属折磨、侮辱,直至隨意杀害。面对这样的野蛮和凶残,我们这位善良的书生实在干不了这种杀人越货的强盗勾当。虽然为了吃饭生活不得不违心地去干那些坏事,但他尽量退缩躲避,万分躲不过了也尽量只是“动口不动手”对痞子们过份凶残的行为,他便以中共官方文件上那些冠冕堂皇假仁假义的话叫痞子们要照“党的政策办事”……如此一来,那些农村痞子想借斗争地主报私仇的,想“顺手牵羊”抢点地主家财物的,想借机欺负地主家年轻女子的等等,都被陈智忠以要“按政策办事”加以阻止。由于陈是官方土改工作队的成员,那些农村小痞子不敢不听。但都是本县人,于是痞子们不久便打听到陈智忠家也是地主,于是痞子们便去向土改工作队的领导告状,说陈本身是地主家庭出身,所以袒护地主。中共一向都是越左越好,宁左勿右。后来毛共中央又刮来一股反对搞“和平土改”的妖风。因此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们便认为陈智忠是“阶级立场不稳”,对地主搞“温情主义”。好在那时还未搞“反右”,“文革”,左毒毛病还未登峰造极。再加当时中共太缺乏有文化知识的人才。因此经过所谓“研究”便将陈智忠调离土改工作队,送到一个区小学去当小学教师。

“四舍五入”

陈智忠当然对此心里是明白的。但他忆及往事时对我说“我确实干不来那些丧天害理的事,更不想要当什么官。我们的家训家教就是:书可读,官不可做。因为做官就难免会昧良心,干坏事”。因此被“发配”去教书,心里倒也坦然。但也因此更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处处谨小慎微。用现在的话就叫“低调”。在毛年代则说得十分粗鄙,叫“夹起尾巴做人”,尤其是知识份子,你若不“夹起”,那些所谓的工农干部就会骂你“臭知识份子又在翘尾巴了”!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人怎么会有尾巴?不过为了家中老母,妻子陈智忠只好这样处处小心地端着这个饭碗。由于他对人诚实忠厚所以还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光阴荏苒,弹指间就到了那个中国知识份子倒霉的1957年。

“文革”时我与陈智忠一同被关押在芙蓉煤矿劳改队(今名:川南监狱)。他私下对我说“我知道自己是地主家庭出身,哪敢去什么‘鸣放’,什么给党提意见”?但一句话不说,仍然在劫难逃。因为当时毛泽东给全国各地抓“右派份子”下了个“任务指标”。即每个单位必须要揪出占其总人数5%的人为“右派份子”。比如你这个医院有100人那至少也得抓出5个“右派份子”才行。否则就是“右倾保守”,首先拿你单位领导是问。此指示内部电话口头传达,层层监督落实。本来已属荒谬绝伦。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5%很可能不是整数,这怎么办?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气氛下谁敢去提这种问题来“为难”上级?于是为“保险”起见,够“半个”也算一个。还给它包装了一个有“数学理论”支持的好听名称叫“四舍五入”。陈智忠所在的这个小学总共才十二个人于是就得抓“0.6个右派份子”,按“四舍五入”法则就要抓1个右派份子出来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校长与教导主任,还有个老师均是党员,三人成立了个“党小组”,那就是该校最高权力机构。他们一合计,只有陈智忠是地主家出身,那还有何说,自然“右派桂冠”非他莫属。这三个党员最多二十分钟一商量就把这事定下来了。这“四舍五入”本是数学运算上一种取近似值的法则。没想到在中国却可用来害死一个无辜的人。这真是令人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

1958年秋天一个晚上已九点过了,校长把陈智忠叫去对他说,你一向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经我们研究决定:“即日起停止你的一切工作,马上到县教委去报到,听候处理”。而且当晚就不许陈老师在学校住宿,真是“斯文扫地”,便被扫地出门。

被押送至中川铁厂“劳教”

陈智忠只好在学校附近一学生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赶回筠连县。到县教委立即宣布: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被送上一个指定的集中的地点,几天后在武装人员押送下,与县里其他机关,单位,学校中的“右派”三十多人用汽车被送往乐山中川铁厂进行“劳动教养”。

这座乐山中川铁厂,离乐山市沙湾镇大约2公里原来是座劳改队造纸厂。到了1958年所谓“大跃进”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中共异想天开要“全民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炼钢”。劳改单位当然也不例外。于是警官们,便在这纸厂里叫囚徒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含铁量很低的铁矿石,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却并未出现。后来有犯人出主意,将那些废旧的钢铁废料,投入炉中去“炼”,这一下“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个双“喜”沙盘,来凝固铁水成“喜”字形状。用一辆汽车装着,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成为乐山政法系统的“先进单位”,从此遂改名为中川铁厂。陈智忠等被送劳教的这些“右派”,送到这里以后,便与囚犯一样地去从事各个工种的所谓生产劳动。只不同的是“右派劳教份子”,每月有十多元所谓“工责”。囚犯每月只有1元零花钱。可以买1支牙膏和少量草纸(那时上厕所用的卫生纸)。

1959年随着当局瞎指挥,浮夸,蛮干的结果终于造成中国历史上饿死四千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的悲剧。而这个中川铁厂和四川沙坪农场,甘肃的夹边沟农场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因出现大量饿死人而载入史册的劳改单位。陈智忠也在正濒临成为饿殍前突遇转机得救。原来他有个远房的亲戚在这中川铁厂里作了个小小司务长一类的职务。一日偶然认出了陈智忠。于是他设法将陈智忠调去厨房搞点炊事杂工活。这本来是件不起眼的小事。但那个大饥荒年代里,身在厨房哪怕是个勤杂工也可多得一些饭菜吃,从而保住了可怜的一命,真可谓意外获救,绝处逢生。否则我们这位体质羸弱的书生能否过得了那个饥饿死亡关,那就很难说了。

被“清放”回家又二次遭难

1962年大饥荒给束,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暂时放弃了部份权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时在全国作了一些缓和局势的调整工作,企图加以补救和纠正。劳改/劳教系统也在这场所谓的“调整”中,把一些老弱病残之人或他们认为“犯罪情节较轻微”者,作了或保外就医,或加以释放,中共称之为“清放”。1962年陈智忠被中川铁厂“清放”回家。

陈智忠回家后,哪还有什么“家”?学校肯定去不了,回老家,妻子带着女儿改嫁去了云南。原来住的老房子被大队干部霸占去了。谁还敢去问他?那就叫“阶级敢人反攻倒算”。只有陈智忠的母亲,被赶出家在一个牛圈旁搭建了一间茅草房,陈智忠只有在此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茅草房太小,陈智忠晚上只有在牛圈里用块木板垫着,铺上些稻草便是“床”了。即便这样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也难以求得“稳定”的苟活,正如鲁迅说的,那真是个“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了。

然而那“阶级斗争”仍饶不了陈智忠这个“阶级敌人”。(而今已改名为“敌对势力”或“寻滋”,“煽颠”份子了)。事情原委是二年多前陈智忠还在中川铁厂干炊事杂工活时,一次随司务长外出买东西,在一纸包中拣到三张某工厂盖了公章的“出差空白证明”。毛年代国人没有身份证,所以出差或探亲均由单位出具证明,凭此证明才可去住旅馆或买车船票。由于这证明既盖了公章又未填写名字,日期。因此陈智忠便将其藏在身上作日后万一有事可备用。当时中川铁厂还有两个也是被劳教的右派。一个是中医陈培万,另一个姓王。他们三人非常要好,常在一起无话不谈。自不免有不满当局的话。一次在私下里谈及此事,陈智忠便把那空白证明,一人给了一张。这本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谁知陈培万1962年也被“清放”回家,家也在农村,饭都吃不饱。后听人说广东生活好,还可能越境逃入香港。陈培万于是利用这张空白证明跑去广东。哪知他当地的“公安机关”见这个劳教过的右派跑了,便一个电话通知各边防地注意有无此人行踪。结果陈培万在广东便被抓。经过审问,陈培万经不住刑讯逼供而彻底崩溃,更相信了“公安”所谓的“坦白从宽”,于是不但交代他自己,还把证明是陈智忠给他的,以及与那个姓王的三人平日谈过些什么不满当局的话通通“坦白交代”。结果正如坊间段子调侃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最后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一同抓捕。陈智忠与陈培万均被判十年徒刑,那个姓王的也“陪宰”判五年。这就是中国的“法治”笑话!

1964年我与陈智忠被同囚于川南芙蓉煤矿劳改支队下设的第五中队。该中队是专门严管“反革命”的“严管队”。本人是右派加收听“敌台”(即用收音机听了美国或台湾的广播,也算“犯反革命罪”)所以我与陈智忠同队又同组,还同在一起服苦役干活,天长日久成了知心好友。陈智忠为人善良宽厚,诚挚待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7年3月21日在“文革”的高潮声中,芙蓉劳改支队当局,决定将40个所谓“最反动,最顽固的反革命份子”送四川省第四监狱收监执行劳改。本人荣列于这40人名单中。在与陈智忠依依不舍,匆匆分手时他告诉我:如能活着出来,一定去筠连县羊田乡找他,这是他永远的家乡。我牢记下了这句话。1988年我通过朋友,用这一线索终于和他取得联系。

劫后重逢 恍如隔世

1988年11月,我终于去筠连见到了他。劫后余生,好友重逢,恍如隔世。当局在官媒上大肆宣传的是“右派”在“改正”后,政府如何给予照顾,落实政策。这对于上层人物或名人也许差不多。但对基层这些小右派你就别想得那么美了。

陈智忠1974年在芙蓉煤矿刑满强迫留队就业。76年毛死了以后,他又被“清放”回家,生活同样无着。于是他便去借点钱买些诸如针,线,袜子,布鞋之类去云南少数民族深山老林之中,卖给那些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弟兄。还能获得一些利润。但全靠翻山越岑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不过那些少数民族民众对人非常热情,买了东西还留你住宿吃饭,喝他们自己酝的酒,分文不收。你若不吃,他反生气,说你“瞧不起”他。这些居于深山密林中的世外遗民,不但朴质善良,而且心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好像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阶级敌人”。这不能不是“我党”宣传工作中的一大缺失,也许是鞭长莫及吧!一次,还有位年轻女子看见陈智忠为人忠厚,相貌英俊,又有文化,于是产生了好感,做上袜垫,小荷包送他表达“爱意”。我听了连忙说“那就快点答应下来呀!”陈笑而摇头,看来我们这位陈书生真是个像《西厢记》中红娘嘲弄张生时说的“原来才是个银样蜡枪头”—-胆子太小,缺乏勇气。呵呵!

终遇良伴勤劳兴家

1979年在中共所谓的“三中全会”后,陈智忠的所谓右派获得“改正”,又经过近一年的申诉,所谓的三人“反革命集团”,也被法院撤销,到此应是万事大吉了。可是回到基层,当年整陈智忠的那帮人,被打成“走资派”后邓小平也给他们不但完全平反,且官还原职。有的还高升了一级。所以看着当年被他整的人也平反了,不但无“同病相怜”之心,反而心里不服气,觉得你地主阶级的陈智忠怎么可以和我们“平起平坐”?于是在所谓“落实政策”时处处受到刁难。例如称其已年过五十,又多年离开学校,已不适合再教书,便提前给办了退休。工龄自然就短,退休金也就少。至于当时教师们都有的福利分房,则被开个“空头支票”说,“以后有新房了再解决”。因此弄得他几乎要流落街头。幸有一位叫叶朴的老教师伸出援手,才使陈智忠暂有一陋室以避风雨。

幸在此时,又有友人给陈智忠介绍了一位女友,叫张秀辉三十多岁,家在农村,丈夫病逝,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两人一见钟情遂结为伉俪。这位张女士不但勤奋吃苦,更极会营生持家。于是他们做小生意,沿街叫卖,摆摊设点,夏顶烈日,冬冒寒风,起早摸黑。经过几年艰苦奋斗,终于使经济有所改观,买上了一套这小县城里廉价简陋的住房,有了个小安乐窝。张秀辉最小的女儿,特别聪明乖巧,就作了陈智忠的女儿改名陈懋珍,两人如亲生父女一般。终于享上了迟来的天伦之乐。


陈智忠与女儿懋珍

在笔耕不辍中从容离去

时间进入新世纪,我与智忠都走出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索尔仁尼琴对劳改集中营的称谓)。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我每年都要去筠连县看望他。当时筠连还有许多“右派”难友,如母世新,陈立吾,蔡纯如,李维新等等,每次我去,他们都会来欢迎我,喝茶,吃饭,十分热闹。现在这些老友都已凋零待尽,只有母世新还健在。此时陈智忠虽已步入古稀之年,却仍手不释卷,且笔耕不辍。只可惜他只用传统的纸笔书写而不会用电脑录制。他先后用毛笔一字、一句地写下三大本他一生苦难历程的记述。其中特别关于土改中各种杀害农村士绅,抢夺财产,侮辱妇女的事例记载。有时间,地点,姓名,经过,情节。特别是折磨、杀害乡绅及其家人的一些事例,更是既令人触目心惊,更令人发指。其中包括中华民国高级将领田栋云将军的母亲被杀害的经过都有详细记载。

2020年4月,陈智忠已过了九十大寿,身体不断衰弱,体重大减,一米六的身材,瘦得不到30公斤。送医院输液,医生说是全身器官衰竭,县医院水平有限,束手无策。只有输些葡萄糖,人体蛋白,回家静养。妻子女儿日夜守护。他向小女儿懋珍说“我要走了,你好好照顾妈妈…..” 懋珍说“您害怕吗?有我陪着您,别怕呀!”他流出了眼泪,女儿给他轻轻拭去后,他微笑着说“爸不怕,我走后会变成天上的紫薇星,放出光来照亮这黑暗的人间…..”这应该是一个中国书生知识人崇高的理想和愿望吧!

又一个1957年所谓“反右运动”的政治受难者离开了依然长夜难明的中国。记住他们吧!他们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020年7月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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