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2）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延安论争
1938年1月5～25日，梁漱溟以国防参政会参议员身分考察延安，与毛泽东前后谈话八次。除两次不甚重要的宴会与送行，其余六次谈话，每次至少两小时，最长的两次通宵达旦，从晚饭后直到黎明。所谈内容自然是当时最紧要的中国前途。而欲探讨中国之明天，必然牵涉到对中国昨天的看法。「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梁漱溟自述》第181页）正在这一点上两人分歧重大，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不同点。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及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且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触生，而非内部自发，此特殊性即由中国老社会之特殊构造而来。毛泽东同意梁漱溟以上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但他强调的是中国社会还有其一般性，即与西方近代社会的相通处，阶级压迫方面存在共同性。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重视特殊性而忽视一般性。梁漱溟则坚持己见：「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同上）两人各持一端各执一词，争论没有结果，握手而别。
梁漱溟强调特殊性，意在劝阻中共放弃对内的武装斗争，走和平宪政之路。因而，梁氏此行之旨即在于考察中共，想看看「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毛泽东坚持一般性，实在于为阶级斗争立说。从逻辑上，只有坚持中西社会的相通性，俄法革命的阶级说才能顺理成章地引进并运用之。否则，中西社会本不同质，医治手段又如何一致呢？表面上的形而上之争，实质意在形而下。双方都十分清楚这里面的厉害关系，故而针锋相对不予相让。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
他当然强调阶级斗争。我就说老中国社会与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可是谁也不曾说服谁。到末后，他就这样来结束这场争论：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1]
不过，令我难解的是既然都明白对方不肯稍撤半步，又何以如此认真像煞有介事探讨个没完？这里，是不是双方还真有那么一点书生气，将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了？毛梁同年，其时均为45岁，已相当成熟，总不至于在那儿长时间玩虚。因此，很有可能两人都真诚地认为对方错了，是认识上错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现实政治的制约。阶级斗争乃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中共「一大」就确立的基本原则，写入党章的。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岂不是抽去共产党赖以存身的基础？毛泽东之所以死死守住「中国问题的一般性」，对他来说，实在是形格势禁，不得不然。设若后退一步，可谓万丈深渊矣！如果承认了梁漱溟的「中国问题特殊性」，承认了梁漱溟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并非截然对立，又怎么谈得上下一步的苏俄为师，实行阶级颠覆，行无产阶级专政？又怎么照搬马恩理论，搞阶级斗争？因此，梁漱溟谈的是纯学理，毛泽东坚持的则是政治。这就是所谓学者与政治人物之间的本质差异。从学理角度，即合乎中国社会现实角度，自是梁近而毛远。
这一场争论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甚多，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兼容梁漱溟。从历史角度，被动方的梁漱溟就是错了，也只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主动方的毛泽东，因是实际治国者，影响就大了。若毛泽东能考虑到梁氏所说的中国的特殊性，至少有可能避免1950年代的“全盘苏化”，有利于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经过50多年的历史检验，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提出「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便是历史对梁论有力印证。更何况从哲学上来说，差异是绝对的，中国社会又如何能全盘照搬人家的西方模式？从绝对意义上，强调共通性总不如强调特殊性更为实际，更容易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症结。尤其对毛泽东来说，多考虑一点特殊性，政策的制定也就多了一份现实针对性，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之路也就有可能避免一些曲折。
不过，政治人物的毛泽东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坚守逻辑的整体性，「此一时彼一时」的实用主义乃是其最大的原则。1959年，当张闻天要求「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强调必须尊重经济工作的普遍规律，即强调经济规律的一般性以纠正左倾虚热症，毛泽东此时则反过来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不承认什么一般性了。
比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差异生发惊讶与兴趣，亦在于对相同处带来的思考，更在于异同之中所寄寓的意义得到抉发与揭橥。读史鉴今，此之谓也。
[1] 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参见《梁漱溟自述》，页296。
2001年 上海·国权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