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党联合到一党专政（三）
在苏联时期，对于“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官方的说法是，“契卡”是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工具。
“契卡”从1917年12月建立到1922年2月改编建制，实际上只存在了四年多，但它的领导原则、工作方法和权限，以及实施权限的机制，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无上地位，甚至无视一切法律准则的特权，都深刻影响并制约了苏联其后70年的历史。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契卡”精神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工作，幽灵一般地贴伏于整个国家的运转机制中，充当着布尔什维克党忠诚的鹰犬角色。特别是在1917年底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苏维埃政府的状态下，“契卡”更是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对此，闻一的文章接着讲述:
施泰因贝格与捷尔任斯基的较量并没有到此结束。他向列宁提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决定，要求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安排进契卡工作。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事情最后提交人民委员会决定。结果是，人民委员会考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委员会中仍占三分之一的情况，作出了让步: 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同意四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契卡的工作，亚历山德罗维奇为契卡副主席。到3月初，契卡部务委员会的21名委员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7名，占了三分之一。
对于契卡中这种力量配置，捷尔任斯基很不高兴，他对布尔什维克部务委员们说:“关于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安排进契卡部务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我们的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不可能不考虑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还有影响，布尔什维克还在和他们分享国家政权。但是，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是我们在契卡中是多数，是它的基本骨干。每个人都不应忘记，我们仍像以前一样，对中央委员会承担负责全部工作和在契卡中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的责任。”
1918年1月底，契卡的工作人员逮捕了一些报纸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根本没有通报司法人民委员部。施泰因贝格与捷尔任斯基的冲突再起。在1月31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施泰因贝格再次申诉，要求明确区分契卡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管辖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的职能。由列宁起草并经人民委员会通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是:“建议这两个委员会把它们的工作分成反奸、刑事、打击投机倒把和肃清反革命几个方面”，但是，“搜查、对犯罪行为的制止和警告的全部工作集中于契卡，而后续的审案、侦讯和定案则交给革命法庭下的侦查委员会。”这个表面上照照顾到双方的决议并没有能最终解决双方的对抗和冲突。施泰因贝格和捷尔任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和较量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严重争斗，到这时候它已成了两党在坎坷合作之路上决裂的不祥信号。
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退出人民委员会和遭到镇压彻底结束了施泰因贝格和捷尔任斯基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不过胜利者已经是捷尔任斯基了。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施泰因贝格退出苏维埃政府。1919年被捕。1922年流亡国外，从事新闻和文学工作。1957年死于纽约。
应该看到，1918年契卡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矛盾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矛盾。但契卡权力不受限制，喧宾夺主，排挤了司法机关，这个因素是主要的。
从以上历史事实来看，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结论:
一、契卡的成立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仅仅一个多月、国内大规模战争尚未爆发之前，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还不是外国武装干涉者、白卫军，而是联合夺权中的曾经的同盟者、自己队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契卡所要肃清的反革命并不是(或者大多数都不完全是)那种以武力明目张胆要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分子，而是无政府主义者、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最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
二、契卡所要对付的怠工者，主要是工会等群众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十月革命是先在首都夺权，然后是国家权力再向下、向各个地方推进的。这个推进过程又是和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过程同时进行的，因此，在各个地方的国家机关里职员的阻力和反抗又是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各党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三、契卡成立时，正因为大规模的外国武装干涉尚未开始，白卫军的抗拒而发生的国内战争尚未成为一个主要的危险，所谓的“白色恐怖”还没有形成，而这时，尽管列宁强调要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反对者，但尚未提出“红色恐怖”。因此，成立契卡是“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之说不能成立。
四、如此看来，契卡的成立是为了尽快把十月革命的成果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即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从组织上说，就是依靠契卡的力量，最终完成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艰巨任务；而从思想上说，就是把契卡作为工具，用来强力推行以等待世界革命为主线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这时，离列宁在1918年9月主张并力促实行的“红色恐怖”法令的公布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场规模空前、空前残酷的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的战争还有待大幕的拉开。
这时，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好戏仍在上演。让我们还是从闻一先生的《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一书的一个篇章《农民与土地: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根本分歧》中，了解双方的恩怨情仇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1918年1月至3月，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政府中合作得最好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蜜月时期”。在这之前，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柯列加也夫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由当时正在召开的全俄非常农民代表大会提名的。1917年11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同意任命他为农业人民委员的决议，当天，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签署了正式的任命令。
柯列加也夫对于担任苏维埃政府中的农业人民委员是很高兴的，也充满了要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他认为在这个职位上，他将能实现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并且被布尔什维克所接受的土地纲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也对他给予全力支持。这时，无论是柯列加也夫，还是斯皮里多诺娃，都对与布尔什维克在政权上合作的前途看好。他们总的看法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社会革命总方针和总战略上没有严重原则分歧，而在解决具体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是有基础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止于以《土地法令》表示的土地纲领。对柯列加也夫和斯皮里多诺娃来说，《土地法令》既是法令，也是行动的纲领；而列宁却并不想止于《土地法令》，对于士地和农民问题他另有思考。这一点，正如他在公布《土地法令》后所说的:“我们写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动纲领……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那么，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列宁讲了一句原则性很强，但又很含糊的话:“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农民自己来安排。”
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农民和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由农民自己来解决的，它只能由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来加以解决。不存在一个没有政党和政治利益的单纯的农民，也不存在一种没有政党和政治利益的“农民自己来解决”的方式。列宁的这段话实际上为不久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化和最终决裂埋下了伏笔。
还土地于农民是列宁提出的响亮的政治口号，也是吸引农民和军队士兵跟随布尔什维克走的重要策略。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早晨，列宁就将他刚刚起草好的“土地法令”读他的同事们听。列宁得意地说:“只要一经宣布这项法令，就可以广泛发表和散发。让他们试试看，那时谁敢把它拉向后退！不，办不到，任何政权都不能够取消农民的这项法令把土地退还给地主。这是十月革命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土地革命今天就要实现和巩固啦。”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17年11月8日晚9点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宣读了“土地法令”。该法令的主要内容是: 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革命法庭应予惩处。
会上有人提出，“土地法令”和委托书是抄袭社会革命党的。列宁对此则不以为然:“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然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策略家，列宁还说:“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
结果，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以绝大多数票赞同(一票反对，八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样，“土地法令”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收买广大农民的“面包”被广泛宣传散发。列宁大言不惭地说:“仅仅这一件事，(布尔什维克)对我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将流芳百世。”他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土地法令”送到农民手中。列宁同志考虑得非常细致。他建议士兵把法令放到背包的最底层，放到东西下面别丢了，身边再带上几十份四处散发。列宁还叫人去书店买了一些旧月历牌让士兵卷烟，以免将“土地法令”当作烟纸给用掉。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土地法令”是一种画饼充饥的东西。
接着再说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三农”问题上的纷争。
柯列加也夫上任的第一天就给各省土地委员会发出了一份电报，强调了“土地法令”中的几个主要的决定，还有“土地的私有制不变”。鉴于农村中因政权的更迭破坏事件增多的情况，他在电报中警告说:“毁灭、损坏、焚烧和盗窃庄园、农具、建筑物、农产品只能给劳动农民自己带来巨大的害处和损失。”因此，他要求各地采取一切措施，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保卫所有的财产。
柯列加也夫可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农业人民委员部里有不少临时政府的留用人员，他们拒不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消极怠工。11月29日，柯列加也夫解除了他的助手拉基特尼科夫的职务，因为他不愿意执行“土地法令”。
苏维埃政府的粮食专政、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政策，这在实际上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在农村以贫农委员会代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的乡村苏维埃，进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过程。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的苏维埃的消失，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贫农委员会的取而代之，这就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原先工作过的传统农村不仅失去了力量，而且地盘也几乎丧失殆尽。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对农村的争夺就日趋白热化。
除了柯列加也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领域就是农民问题，其负责人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1918年1月，在左派社会革命人的力促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在标志这种合并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农业改革的基本法《土地社会化法令》。对这个法令，有着不同的结论: 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个法令是对中农作出的让步，因为法令中规定，要按照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来平均分配土地，而不是坚持将土地收归国有的原则。一部分党派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解散立宪会议和工兵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合并所努力的奖赏。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认为，《土地社会化法令》得以通过是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胜利，是他们坚持不懈地为解决俄国农民和农业问题而斗争的结果。由于长期在农村和农民中做工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不要离开农民”。
这里，有必要讲评一下列宁同志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观念。
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都十分重视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个中原因，当然是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羽翼未丰，需要团结其他党派，借鞭打牛，促成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
早在1905年俄国革命产生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列宁就设想过在苏维埃范围内实行多党合作。列宁认为，苏维埃是新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参加，而且要在苏维埃中同其他革命政党和民主党派结成联盟。见风使舵的列宁这时反对把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思想强加于苏维埃，赞成使苏维埃成为吸收一切革命政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列宁大度地说:“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且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胜利。”
在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列宁两次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实际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参加的多党联合政府。(所以出于策略需要，列宁又两次取消这个口号。)
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政权后，列宁考虑到红色政权当时立足不稳，明智地提出，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要“随时随地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而且“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列宁还说:“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
但是，列宁是个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提出了在苏维埃范围内实行多党合作制要遵循的原则:
第一，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革命政党合作必须有利于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的目的，是使苏维埃能够更快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决定的多党合作的出发点。列宁的原则是:“任何一个政党真正想要成为人民的政党，就必须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说: 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明确地而不是含糊其词地声明这一点，我们同他们的联盟才会巩固和发展。”
第二，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就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列宁的要求是:“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心诚意地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三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列宁大肆宣扬，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多党合作，相反，允许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分掌政权，允许两者联盟。而且，“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列宁想当然地认为，工农联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
但是，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个基础并不靠谱。布尔什维克搞的社会主义非但不能满足劳动农民的利益，反而严重地持久地损害着广大农民的利益。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5)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捷克斯洛伐克CP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英国首相威尔逊、美国总统约翰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同坐在一架飞机上飞行。
突然，这架飞机发生了故障，需要减少负重，所以他们把行李都扔出机外。但是，还有危险，还得减少载重量。这时，威尔逊喊了一声“为了女王陛下”，跳出机外；紧跟着，约翰逊也喊了一声“为了自由和繁荣”，也跳了下去。
最后，勃列日涅夫看了看，也喊了一声“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把诺沃提尼推下飞机了。
荀路 2020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