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党联合到一党专政（五）
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主要在俄国的“三农”问题上表现出来。
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政权通过的“土地法令”本身是比较简单的，它只是重申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前制订的土地纲领中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政策。但它所附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却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条款。
首先，它把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和禁止土地的买卖、出租、典当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出让土地联系了起来。这就是强调了任何个人对于土地都不拥有所有权。因为，土地的买卖和出租必然会导致土地私有化重新出现。并且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其次，规定所有被没收来的耕畜和农具，只能供给国家或村社集体使用，任何除此之外的使用土地者都不能使用这类耕畜和农具。
第三，土地要平均使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平均使用的依据是按照各地条件、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而这两种尺度在十月革命前是被列宁坚决反对的，现在却作为一项重要条文来付诸实施，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农”问题上还是能够调整政策的。二是规定使用土地的方式有四种: 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和按劳动组合。上述两点明显带有社会革命党人土地纲领的影响，反映了广大农民想要保持个体经济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历史事实表明，上述两点正确反映了俄国农村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普遍愿望。基于这种情况和愿望去解决俄国的“三农”问题是最合适的办法。
当时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布尔什维克立足未稳，在争取广大农民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社会革命党的意见。此外，这份委托书还规定土地要定期重新分配，其依据是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率的增加和农业技术的提高等情况。这种定期分配土地的措施对后来苏维埃俄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果说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措施在“土地法令”中是以委托书的形式表达的，那么有关这些措施的第一份正式法令就是1918年2月9日公布执行的《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份法令是由当时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起草的。法令条文经过多次修改，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认可。
这份法令的出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根据俄国农民和农业的现状进一步调整了政策，并能在更大程度上听取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见。这主要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党确认必须按照劳动消费份额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农民。法令的第12条明文规定: 应该按劳动平均原则在劳动者中分配土地，要使劳动消费份额既适用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土地使用制度，又不超过每一个农户现有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同时还能使农民家庭有过上小康生活的条件。这些内容都体现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政策精神。
闻一先生在《十月革命》一书中用《最后的决裂: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为题，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终彻底分手的经过:
作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名誉主席的斯皮里多诺娃一直主张维护农民的利益。她参与起草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草案》，并亲自写了该法令的前言。与《土地法令》相比，《土地社会化法令》在土地关系的确定和对于土地的使用上有着原则性的差异。《土地法令》只强调了“必须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地产”，土地的所有权除了国家所有，还准予部分土地由地方村社使用。而《土地社会化法令》则规定:“取消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土地、资源、水流、森林和自然界活体的一切所有制”。这条规定实质就是指全国土地及其一切资源的国有化。……
1918年1月23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1月26日，斯皮里多诺娃在大会讲话，呼吁大会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1918年2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土地社会化法》，在法令上签字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和他的主席团成员，以及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他的农业人民委员柯列加也夫。为保证这一法令的实施，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成立了农民部，由斯皮里多诺娃负责。斯皮里多诺娃对法令作出了一些解释，并全力推动这一法令的实施。
1918年2月底，斯皮里多诺娃在《我们之路》第一期发表了《致农村的信》一文，强调了俄国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农民在短期内迅速革命化，他们以士兵和无产者代表同样的力量真诚地支持苏维埃政权。她阐述了新时期中农民的作用:“农民——这不仅是……要消灭的制度的残余，但它还是未来的阶级，要给世界带来新制度和新真理的空前富有活力的和不屈不挠的阶级。”
此外，斯皮里多诺娃认为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是必要的，尽管她所追求的是包括自己的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内的“苏维埃政权”，而不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她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处于少数派地位。对她来说，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作和为俄国农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两件事是密不可分的。1918年4月中旬，她撰文说:“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土地社会化法令》，而这一实现，正如实践所表明的，没有权力机构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布尔什维克政府，她说:“作为阶级的政党，人民的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没有权利根据个人的好恶来构建自自己的政策，并在社会革命的时代玩弄政治游戏。离开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将是对农民的背叛。”
虽然《土地社会化法令》是两党共同制订和认可的，但是从这份法令中一些内容来看，显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作出重大让步的结果。具体表现在: 一、不仅粮食贸易由国家垄断，而且农业机器和种子的贸易也由国家垄断。二、为了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要大力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要用均衡移民的办法来加快生产率低下的农业体制向生产率较高的农业体制的过渡。三、不再提可以选择的使用土地的四种形式(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和按劳动组合)，而是强调: 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以最快速度达到社会主义，全力促进(以文化的和物质的帮助)共同耕作，使共产主义劳动组合和合作经济优先于个体经济。
这些内容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民与农业政策上有矛盾的一面，即农民有按照劳动平等原则使用土地的实际，却没有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分地和占用土地是农民愿意接受的，但法令规定和国家大力推广的集体经营的方式却是农民不情愿的。内容和形式的脱离使农民和国家的利益无法结合起来，必然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发展。此外，这些条令和规定也表现出用国家的力量、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农业发展进程的趋势的加强。
除了在“三农”问题上双方有分歧，在其他一些重大决策上，布尔什维克党利用执掌政府主要权力的地位不断向左派社会革命党施加压力，力图迫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依附在自己的战车上，成为百依百顺的走卒。这就逼得原来主张与布尔什维克保持伙伴关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温和派人士也与其反目成仇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斯皮里多诺娃。闻一的文章对此这样叙述:
但是，到了5月份，斯皮里多诺娃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急剧转变。促使她立场转化的主要是三件事: 一是武装征粮队法令的实施；二是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和取代农村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基础的苏维埃；三是人民委员会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
1918年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法令的第八条规定:“敌人的代理人、投机者、暴徒、流氓、反革命鼓动家、德国间谍就地枪决。”随着各种革命法庭的建立，死刑不仅成为对具体对象的处置措施，而且成了防止危险局势出现的普遍性的预防措施。这一法令公布后，对于死刑的执行情况，捷尔任斯基于1918年6月8日这样回答《新生活报》记者的询问:“我们审理得很快。大多数情况下，从抓捕犯人到定案，只有一昼夜，或者数昼夜。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的判决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我们可能会犯错误，但是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错误，这有审讯记录为证。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有的犯人在最后关头都会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有什么证据比犯人自己的供认更有分量的呢？”
斯皮里多诺娃对于这种用死刑来防止危急状况发生的做法大加反对，她认为被加诸死刑的不仅有真正的罪犯，而且有无辜的人，决不能用死刑的办法来解决不同意见的争论或是发泄不满情绪的人。对于《土地社会化法令》在执行过程中的国家化，斯皮里多诺娃进行了指责。她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全面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实际上将《土地社会化法令》变成了一纸空文，用土地的国有化取代了土地的社会化。她认为这将极大地损害了了俄国农民的利益，并实际上损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的基础。1918年6月28日，斯皮里多诺娃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农民部工作的报告。她谈到了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问题:“一开始，我们与布尔什维克齐心协力地工作，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为的是不产生分歧。但是，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并且从这时起工作条件就开始完全变了。不让我们这个部实施其计划，设法给它的工作制造障碍……”
在报告中，斯皮里多诺娃还严厉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贫农委员会政策。她说:“我们将在地方上进行斗争，在那里贫农委员会将不会有立足之地。”她还说了这样的话语: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应该在农民和工人与自己的阶级敌人今后的一切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并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政治进程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大概将成为执掌政权的党”。大会的决议再次表达了对布列斯特和约、成立贫农委员会和死刑的异议，但措辞是比较缓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立即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党的机构的全部影响来修正苏维埃政权的路线。”
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垄断政策和组建贫农委员会，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书中着墨不多，只是作了大概的情况说明。这里将此书中有关文字摘录如下，以用旁观者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积怨是如何形成又猛烈爆发的。
(1918年春天)客观情况是不利的。大俄罗斯由于同乌克兰、顿河和库班的产粮区割断了联系而处于挨饿状态。列宁给彼得格勒工人写了一封信。列宁说，有人向他讲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及“许多工业省份”的“极端严重的饥荒情形”。“同时我们看到在粮食和其他食品方面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列宁肯定地说，粮食是有的，但它被“财主、富农和投机商”藏起来了。列宁引证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话之后又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原则呢？”他建议: 第一，“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第二，“为此必须最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妥善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第三，“为此必须在工人的即无产阶级的国家的监督下，公平合理地把粮食分配给全体公民……”
列宁号召工人建立征粮队，并将其派往各个农村去征集粮食。这个主张受到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的谴责。有一个作报告的人指出:“你们的征粮队酗酒，自己变成了酿私酒者，变成了掠夺者。”列宁承认，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不是在一天之中就能够产生的。但是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他说:“我们没有警察，我们也不会有特殊的军阀，我们除了工人的自觉联合以外，没有别的机构。”列宁认为，征粮队是克服饥荒的惟一武器。为了找到粮食，征粮队奉命仔细搜查各个农业县乡，鼓励贫农去反对富农，建立贫农委员会，并从贫农委员会那里得到关于隐藏起来的粮食等等的情报。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狂怒得吼叫起来，因为列宁把阶级斗争即国内战争的火苗抛到了社会革命党人所依据的农村。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不是为城市弄到粮食，而是农村发生内讧和欠收。
6月20日，在彼得格勒，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谢尔盖也夫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兼出版和宣传鼓动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射出了六发子弹。沃洛达尔斯基当天就毙命了。
这是一个警报信号。社会革命党党人拿起了自己的旧武器——恐怖手段。爆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革命党人是列宁的对德国实行和平和对农民进行战争这一政策的疯狂而不可调和的敌人。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疑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们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无法容忍布尔什维克党对德国侵略者软弱退让而对俄国农民横征暴敛。加之布尔什维克党又毫不留情地动了他们的“奶酪”——农村基础组织，把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铲除了，更是让他们觉得除了上山造反就别无活路了。从上面叙述的情况来看，两党从战友变成仇寇，主要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一直采取“利用——限制——剪除”的态度。狼和羊在一起厮混，羊必然在劫难逃。
两党在1918年7月4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先让我们看闻一先生在其著作中的叙述:
继6月28日(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质询、6月30日《劳动农民呼声报》刊载了她的发言后，斯皮里多诺娃在7月4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有关农民问题的工作报告，就农民政策和解决俄国粮食的出路问题激烈批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在布列斯特和约的“隐私”上对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最后的一击。从5月以来，列宁没有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粮食和贫农委员会政策以及死刑问题上的异议公开发表指名道姓的批评，列宁的一系列不满是用较为隐晦的字眼来表示的。到了6月，列宁愈来愈频繁地批评“知识分子”。6月27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这样对工人说: “必须清楚地了解: 没有人来帮助你们；来自其他阶级的人，不是你们的助手，而是你们的敌人: 苏维埃政权没有忠诚的知识分子为它效劳。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用来为剝削者服务，并且尽一切办法阻挠我们战胜剥削者；他们可以使成千上万人饿死，但是却摧毁不了劳动者的反抗。”6月28日，就在斯皮里多诺娃质询布尔什维克的同一天，列宁在莫斯科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工人阶级和农民不要过分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因为开始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总是盼望我们垮台。”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列宁显然是在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该党党员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此时此地在政权中与布尔什维克尚在合作的唯一党派，因而也是唯一的合法反对派。此外，左派社会革命党仍是一支强大的，甚至是在发展中的政治力量，从1918年4月到5月的两个月中间，其党员人数由六万多人增加到八万多人。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1164名代表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为353人，占了三分之一。
然而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没有沉默。7月5日，他在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时，一开始称斯皮里多诺娃的“发言有些地方非常激动”，但他表示“不参与前面一位发言人所期望的论战；当然，我们也不打算完全拒绝论战”。这表明列宁原本想避开棘手的布列斯特和约的“隐私”问题，但是，列宁惯有的论战性和抨击言辞最后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激烈起来。列宁先是不指名地指责说:“谁叫嚷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他就是没有看到给俄国工人和农民套上绞索的正是克伦斯基、地主、资本家和富农老爷们……不管他们在每次会议上怎样叫嚷，他们的事业在人民中间是毫无希望的。”再后来，列宁就将左派社会革命党划进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阵营，这是个叫嚣“摘掉布列斯特绞索”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以及他们走狗的阵营。列宁说:“在那个阵营里，也倾向战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言论是会博得响亮的掌声的。正像前面几位发言人指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落到了难堪的地步: 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
列宁同志的上述论述都可以在《列宁全集》中文版找到原文。列宁在这些讲话中全然不顾他所遵奉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许多问题上把话说绝了，不留余地。特别是他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充分暴露出他内心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列宁谨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民太保守，不可能进行革命的教条。《CP宣言》直言不讳地指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而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基础偏偏是文盲占多数的农民，这就让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厌乌及屋，一定要置这个最有文化者和最无文化者的结合体于死地了。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7)
当年波兰党中央第一书盖莱克在同工人的一次会见中，一个工人站起来说:“盖莱克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卖给了苏联多少煤？价钱是多少？我们吃亏了没有？
会议主席台顿时一片慌乱，有人交头接耳，会议主持人宣布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有一个工人问:“盖莱克同志，刚才提问的那位工人同志到哪里去了？”
荀路 2020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