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世维会主席多里坤·艾沙
近两年来，新疆维吾尔“再教育营”人权案，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新闻焦点，前些天的王毅欧洲5国访问，每到一国遭遇的责问、示威、抗议、批评、嘲讽等等，都围绕着维吾尔“再教育营”人权案与香港《国安法》案，无一例外。9月14日德国总理梅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欧中高峰视频会议，会议重点本是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是梅克尔总理还是毫不避讳地提出了新疆的人权状况和香港“自治问题”。
为此，笔者特意采访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让维吾尔族的声音被更多人倾听……
多里坤其人其事
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维吾尔族，1967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市。他曾就读于新疆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1988年，多里坤参与加了新疆大学学生民主运动，参与和创立了“科学和文化学生联合会”，在运动中被推举为学生领袖，为此遭遇中共官方镇压与软禁。1988年底，多里坤被新疆大学开除学籍。1997年，多里坤逃离中国赴欧洲寻求庇护。2003年，多里坤担任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主席。2006年成为德国公民。多里坤现任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及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副主席。
2006年，在柏林举行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上，笔者认识世维会一批朋友，多里坤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自此我们有了很多的合作与互动。笔者眼里的多里坤，为人谦和、认真、理性、宽容，近15年来我们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一言蔽之，默契而周全。
“再教育营”与“集中营”
新疆境内设置了无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北京政府对外称之为“再教育营”，中国官方媒体也称“去极端化培训班”，或者“教育转化培训中心”，而国际社会视之为“集中营”。
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在新疆维吾尔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少维吾尔族人身陷营区？
多里坤解释道：我离开东突厥斯坦已有26年了，中文都忘记了，请允许我用英语回答。
直到2016年8月前，外界还不知道哪里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集中营”事件的发生。到了2018年8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进行了一个调查，发觉在新疆大约有一百万维吾尔族人被关在“营区”内，如此这一公案在全世界曝光，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2018年的11月，在日内瓦的“人权普遍定期审议（UPR）”会议上，有14个国家联名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这个“营区”，这是一个转捩点。中国政府虽然承认有这样的“营区”，但是不承认是“集中营”，他们称：这是一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世维会与其它国际组织，共同撰写了一个《关于集中营的人权报告》，他们做了480人案例的专访，其中大部分访问对象是教授、专家、青年人、足球队员等。问题很明显，难道这些人还需要职业培训吗？多里坤说：我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后来还死在“营区”里，这样一位老人还需要接受职业培训吗？所以这个谎言，不攻自破。结果中国政府又换了一个说法，政府此举旨在“反对恐怖主义”。
中国政府不断改变着他们的说辞，可是他们就是拒绝吐露真相，所以国际社会没有人相信中国政府的话。2019年，中国政府又有了新说法，现在很大一批人已经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出去了，由于受到很好的职业培训，工作很好，赚钱很多。
缺失的自由与尊严
问题：在“营区”内，政府是怎样对待维吾尔人？他们吃什么？是怎样生活的？可否举行伊斯兰礼拜的仪式？
多里坤回答：“营区”控制得非常严，外面的人一般是不可能与“营区”内的人交往和接触的，很多消息难以外传与交流，包括在“营区”以外，中国政府也加强控制，通常无法得到“营区”内的信息。除非是中国政府自己做宣传，还能透漏出一些消息。但是，还是有一些“营区”的幸存者走出了国门，一些原籍维吾尔族的外国人（比如入籍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这些人在“营区”被关了5〜6个月后获释，离开中国后，这些人透露了许多信息。他们说：在这个“营区”里面，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强迫洗脑，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端坐在水泥地上，进行自我批评（与“文革”时盛行的“斗私批修”一样），批评自己的错误，给我们的水、食物，不是上天或神赐予的，而是习近平恩赐的，是中国共产党给予的。强迫“营区”维吾尔人用汉语唱中国国歌，如果不服从的话，就会遭受酷刑，进行肉体上的惩罚。还有女性幸存者，她们在美国国会、联合国、欧盟等机构，讲述了她们在“营区”的亲身经历，受到看守人员性侵与强奸。这些作证的人，来自不同的“营区”，这种情况不是单一与偶然的，而是相当普遍。幸存者也叙述，很多人在“营区”内死去，约有20〜30人。
有5〜6位幸存者说：在“集中营”里，经常被强迫喝一种药，至于是什么药，谁也不知，也无法验证，因为带不出来，强迫你当着看守人员的面喝下去，他们有一种猜测，是一种不仅可避孕，而且具有绝育效果的药，令人丧失生育能力，且男女都一样。
在“营区”内，是不可以表达个人的信仰，不能举行宗教活动，也不能跪拜等。若“营区”内有人去世，看守会把尸体送交给家属，家属只能埋葬，不能举行任何告别仪式。
维吾尔地区的民族语言与文化
问题：内蒙古地区最近因施行官方语言教学新规定，要求中小学语文、政治和历史的教学语言，从蒙语逐步改为普通话。为此，当地爆发了反汉语教学示威抗议活动。问题是维吾尔地区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教学情况如何？
多里坤说道：自小学到上大学，我接受的都是维吾尔语言教学，进大学后，才开始要求学习汉语，2004年之前都是这样。自2006年后，这个情况改变了，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必须用汉语授课，开始政府说是“双语”授课，但是现实中，维吾尔语授课的范围越来越少，甚至只是单一的汉语，维吾尔语完全是被压制下去的，所接受的只是汉语教学。2017年后，新疆教育部下达一个文件，即使在休息与课余时间，都不可以用维吾尔语交谈。刚开始时，是在和田（旧称和阗）推行，该地区95%是维吾尔人，所以，事实上维吾尔族人已经被剥夺了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
多里坤介绍到：当年维吾尔人也起来反抗与示威，也在联合国做了报告，也向国际社会说明了这一情况，但中国政府就是以“双语”为托词来说谎，说是有“双语”的法律规定，少数民族的语言是要保护的，他们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但是这一切都是谎言。文字上这么写，口头上这么说，而现实社会里并不是这样的。民众一旦开始反抗，政府就大帽子来了，说是“恐怖主义分子”，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而可怕的惩罚。为此，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去反抗。
国际社会针对维吾尔“集中营”的措施
问题：近年来，维吾尔“集中营”案，闹得动静很大，联合国、欧盟议会、美国国会、德国国会等，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与政策？
尽管维吾尔“集中营”案已昭然若揭，不可能再躲躲藏藏说“没有这个事”，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谴责，今年6月，欧洲有28国联合起来，提出一个强烈的要求：“中国政府即刻关闭这样的‘集中营’”，其实以往，欧洲一共有三个决议案，一个是2018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议案，敦促中共关闭新疆“集中营”。2019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的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的紧急决议。2019年12月，欧洲议会为加大向中国施压，通过了一项要求制裁中国官员的决议。
美国是走得最远的，2020年5月，美众议院表决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川普总统签字批准了该法案，禁止大陆50个公司在美国开业，同时也禁止部分高干进入美国，包括新疆建设兵团的领导等。
9月1日，中共外长王毅来德国访问，德国整个社会强烈要求政府制裁中国，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因为到目前为止，欧洲都局限于口头上、文字上、民间的，也包括政府等的谴责与批评，但是没有真正的行动。
世维会出色的组织运作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由两个组织合并组建，一是1992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二是1996年成立的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2004年4月16日至19日，在德国慕尼黑市召开合并成立大会，建立了世维会。
世维会的工作很多，主要是承担在国际社会上（联合国、欧盟、美国、欧洲各国国会等）的游说与听证工作，揭露中国政府历年以来，在维吾尔地区所犯的罪行，可说是罄竹难书。
此外，世维会还培训维吾尔青年的社会工作能力，也帮助维族难民，也做一些研究工作。世维会会议，有来自18个国家的120个代表参加，每三年举行一届代表大会。多里坤在2017年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世维会主席。
来源：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