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76,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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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党联合到一党专政(八)

1918年7月6日,就在德国大使被刺杀后不久,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便被悉数关押,成为阶下囚。
那么,布尔什维克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定的罪名是什么呢?接着上文看闻一先生的叙述:

在《红皮书》里,列举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在暗杀发生后所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和呼吁书,这些声明和呼吁书都用了一句话:“根据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米尔巴赫被处死。但这依然无法说明暗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决定组织实施的,所以,《红皮书》里收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号公告》中,用了这样的文字:“7月6日下午三时,德国帝国主义的使节米尔巴赫伯爵及他的两名最亲密的助手在德国大使馆的大楼里被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支飞行战斗队处死。”这样的说法表明,撰写这一公报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对暗杀事件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它所依据的依然是政府官方的公报。所以,这第一号公报究竟是不是该党中央委员会所写是值得怀疑的。事实是,在7月6日之后,已经没有人在主持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斯皮里多诺娃被收监,戈鲁博夫斯基和卡列林在乌克兰,在莫斯科的人又没有这样的权威。

7月10日,斯皮里多诺娃就暗杀事件作证。她在证词中说:“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我们曾形成过一个决议: 为了实施我们通过的废除布列斯特和约的计划,杀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是必要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挑选出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很小的、有专断全权的小组,他们负责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实施这一计划。其他的中央委员和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暗杀米尔巴赫之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组织的。……”

斯皮里多诺娃在证词中说:“在党中央的所有决议中,一次也没有提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布柳姆金是根据我的指示行动的。我参与策划了米尔巴赫接见的一切细节,与执行恐怖行动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谋杀的计划,并且作出了大家必须遵守的决定。……我想占领电报局是为了利用它来通报米尔巴赫被杀和对这一行动作出解释。”

斯皮里多诺娃在这份证词中,只承认谋杀米尔巴赫是她主谋的,但她始终强调这是“一种个人行动”,其他的中央委员不知道此事。关于布尔什维克指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武装叛乱一事,斯皮里多诺娃只是说调动战斗部队是为了防止莫斯科被德国人从内部来占领。
但是,她所说的情况的详细程度与谋杀米尔巴赫一事相距甚远。

这份证词是不是斯皮里多诺娃本人所说,很值得怀疑。因为在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内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意见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斯皮里多诺娃并不具备享有“专断全权”的实施行动计划的唯一代表的地位。而如果说这份证词确实是出自斯皮里多诺娃之口的话,那它则表明斯皮里多诺娃似乎是在想通过将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举动,以保护其他的中央委员,挽救整个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熟知布尔什维克斗争策略和手段的老革命党人,她深知在发生了米尔巴赫事件后,什么样的可怕命运在等待左派社会革命党。她要最后拼搏一下,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如此,斯皮里多诺娃在证词中坚决否认,左派社会革命党要“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

还有一件事能证明斯皮里多诺娃并不是米尔巴赫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在《红皮书》中布柳姆金的供词中始终没有提及斯皮里多诺娃见过他和给他下达过任何指示。这个事实也使得斯皮里多诺娃是米尔巴赫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这一结论得以存疑。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发生米尔巴赫事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被镇压后,7月9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就此事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了两点: 一是它反对刺杀米尔巴赫,二是不赞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方式。关于第一点,声明是这样写的:“我们坚决反对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刺杀米尔巴赫伯爵一事。……从政治观点看,我们对刺杀米尔巴赫持强烈否定态度。”关于第二点,它认为,“随着米尔巴赫的被刺杀,事件发展的逻辑必然促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迫起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暴露了苏维埃政权本身的虚幻。在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受法律保护之后,苏维埃政权就不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从形式上到实际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声明也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鲁莽和侥幸发动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推翻苏维埃政权只有在人民群众参与这一斗争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直到现在,都没有文件能证明米尔巴赫事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所策划,也没有文件能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没有策划和组织米尔巴赫事件,尽管受到起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否认,他们知道中央谋杀米尔巴赫的决定。这不是一个没有证明“是”就是“不是”、没有认定“无罪”就是“罪”的命题,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斗争中的纷繁复杂的实际存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米尔巴赫事件20年之后,即使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作的结论中,也不再使用“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样的词句,而是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死了米尔巴赫这样狭义的文字。

实事求是地看,十月革命后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并未完全蜕化为极权独裁的党。布尔什维克虽然垄断了政权,也确实镇压过它的对手,包括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类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却存在着公开的争吵、辩论和妥协。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列宁的确可以拍板决定,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他也不得不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总之,执政初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多少包含着一点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和斯大林一手遮天的统治相比,它只是一种寡头政权,而不是一种独裁政权,尽管它的最高领袖列宁拥有很大的个人权威。

还应该注意到,直到19世纪末,俄国是由以专制君主为首的国家官僚直接统治的。在1905年革命时期政党合法化之前,即使出现一个拥护君主制度的合法政党也是不可想像的。也就是说,直到沙皇统治末期,俄国是在没有引入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媒介——政党政治,那怕是一个合法公开的政党的情况下被统治的。然而,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政党活动大行其道。十月革命以后也出现了多党并存的情况,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一度联合执政,给俄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米尔巴赫事件使这一希望化为乌有。
列宁为什么要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下手镇压,破坏民主宪政的进程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布尔什维克要建立清一色自己人的政府外,列宁还有另外一个考量,这一点在路易斯.费希尔的《列宁的一生》中有所论述,转录如下:

在1918年底,列宁回顾过去时,想在《悼念普罗相同志》这篇短评中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作一分析(普罗相是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为时不久的联合政府中曾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不久前同普罗相同志的一次谈话。那时可以看出,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分歧了。普罗相对我说,我们两党必须合并起来……”列宁当时对这一建议持怀疑态度(他相信的是党的纯洁),但是他欢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的联合政府。布列斯特和约结束了这种联合。所以列宁不得不承认:“事态竟然发展到举行暴动或发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司令官穆拉维约夫叛变的程度,老实说,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但是普罗相的例子告诉我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甚至连那些最挚诚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深深地陷入了爱国主义……”正是“由于犯了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甚至连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优秀人物也不免铸成无可挽回的错误,让一种幻想的怪异力量即德国帝国主义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

在1918年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是列宁所痛恨的“主观主义”的产物)在苏维埃俄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罪过。列宁认为,正是爱国主义促使社会革命党人去进行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并迫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党人断绝关系。但是,列宁在这篇悼文的最后几行中断言: 在德国革命之后,“如果普罗相不过早逝世,他必然会同共产主义重新接近,而且会比以前更牢靠”。
这几句话里包含着很多内容: 只有国际革命才能够消灭爱国主义。没有国际革命,爱国主义和“民粹派的主观主义”就会占上风。如果工业发达的德国爆发了革命,那它将会使共产主义者同摆脱了本国民族主义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牢固地接近起来。而没有德国或其他国家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本身就有变成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险。

所以,列宁认为,在德国革命不能马上爆发的情况下,不能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持续下去,否则,一旦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爱国主义热情受其影响逐渐迸发,那就会坏了大事。

那么,在叙述了米尔巴赫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情节后,让我们接着再看闻一先生写的下一篇章《布柳姆金是如何准备和实施暗杀?》:

1918年上半年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的岁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党分享一定权力的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以下简称契卡)里,有相当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工作。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并且曾坚决反对签订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在和约被批准后,捷尔任斯基的反德情绪并没有消减。契卡副主席亚历山大罗维奇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契卡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足为奇的。

1918年5月下旬,契卡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反间谍局,由老布尔什维克拉齐斯任局长。反间谍局下设有“反德国间谍处”,布柳姆金被任命为该处负责人。这时的布柳姆金年仅19岁,是一个信仰“红色暴力”、崇奉火与剑的少壮派代表人物。

布柳姆金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打进德国大使馆和接近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他的工作是在局长拉齐斯的直接领导之下,因此他的活动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都应该是知道的。而从该处成立时起,布柳姆金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只有一件:“罗伯特.米尔巴赫案件”。

为了控制和接近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布柳姆金费尽心机设了一个局: 声称抓住了米尔巴赫伯爵的一个亲戚“奥地利的罗伯特.米尔巴赫”,他供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为了证实他与米尔巴赫伯爵之间的“某些私事”,契卡要与大使米尔巴赫伯爵本人会见。现存的档案表明,这个罗伯特.米尔巴赫是布柳姆金编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其目的就是以此为借口要与米尔巴赫大使当面一见。于是,随后就有了布柳姆金和安德列也夫在7月6日下午两点多来到德国大使馆,坚持会见了米尔巴赫大使并枪击他及其两名随从的惊天大案。而且,布柳姆金持有契卡的介绍信。《红皮书》里刊载的这份文件的全文如下:“全俄肃反委员会授权其工作人员雅科夫.布柳姆金和革命法庭代表尼古拉.安德列也夫去和德国驻俄罗斯共和国大使先生就与大使先生直接有关的案件进行洽谈。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捷尔任斯基”。

从上述事实看,布柳姆金一直是以契卡的名义活动的,或者说是在契卡领导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在米尔巴赫被刺杀后,捷尔任斯基在自己的证词中否认他曾经签发过这样的信件,布柳姆金是盗用了捷尔任斯基的签署和契卡的印章。捷尔任斯基还说,他不了解这个人,甚至很少和他见面。

此外,米尔巴赫被杀后,事情的进展是十分怪异的。在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契卡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德国大使馆的电话突然拨不出去。下午三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坐车去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副人民委员卡拉汉通报了所发生的情况。卡拉汉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打了电话,契切林马上给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邦契—布鲁耶维奇通电话。最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将所发生的事向列宁作了汇报。而列宁当即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要他抓凶手:“找,仔细找,封锁所有的道路,给我找!”之后,列宁找来了斯维尔德洛夫,给托洛茨基去电话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扔了炸弹!”

紧接着,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名义签发了一份命命,其中称:“今天,7月6日下午三点,两名(恶棍)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钻到德国大使馆米尔巴赫那里,利用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同志签名的假证件,并在这一证件的掩护下用炸弹杀死了米尔巴赫伯爵。干出了这次挑衅事件的一名恶棍,早就在苏维埃的报刊界多次与俄国保皇党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有联系。据现有的材料,他是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契卡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背叛性地从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转而为欲将俄国拖入战争并以此来保证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人服务……”

在几乎得知米尔巴赫被刺消息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就对在逃凶手的情况如此清楚,而且能指明他们是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不是事实,而是惯常的习惯推理或是事先准备好的答案。在这极短的时间里,谁也不清楚,谁也没有向列宁报告,说暗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的,列宁对暗杀者的背景也不清楚,因为这时布柳姆金已经逃出大使馆了。列宁又是如何得知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呢?列宁对这个事件作出了迅速反应: 派了一支军队去大使馆,撤销了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主席职务,亲自到德国大使馆去悼念米尔巴赫。

列宁所以要撤掉捷尔任斯基的职务,显然是因为凶手来自契卡,而捷尔任斯基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就去了左派社会革命党战斗部队的指挥所并在那里被扣押。这不能不引起列宁的怀疑。捷尔任斯基在7月7日提出辞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专门召开会议批准了他的辞呈。会议的决定一是解除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二是宣布要对契卡部务委员会进行改组。这份决议不仅在报纸上公布,而且张贴在莫斯科的街头巷尾。而在这一切之后,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被镇压和遭到取缔。

米尔巴赫被刺杀,许多情况云遮雾罩,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给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了镇压取缔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理由。从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清除出了政治活动,不能再对俄国的命运有影响。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对左派社会革命党最后的归宿叙述如下:

1918年7月9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各个地方苏维埃、省苏维埃和中央苏维埃开除出去。由于其他一些政党在更早的时候就被开除出苏维埃,所以这个日子标志着一党制在苏维埃俄国的建立。苏维埃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驯服工具。

在这个月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被“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消灭”。但是斯皮里多诺娃、卡姆柯夫和卡列林这三个党的主要领导人未被“消灭”。卡姆柯夫跑到了基辅,他在那里领导了“反对德国人的起义工作”。基辅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后,他被逮捕。后来他突然到了柏林,在那里他成了左派社会革命党机关刊物《旗帜》月刊的编辑。卡列林也跑了,他也成了《旗帜》的编辑。斯皮里多诺娃当时留在大剧院,她平心静气地让肃反人员把自己逮捕起来。1918年11月,她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法庭判处她为期一年的监禁,但是几天之后就被大赦了。大赦后,她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于是不久又被捕了。

此后,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一切党派都成了非法组织,他们的命运由契卡根据秘密指令来解决,这些案件一般是不送交法庭的。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指示契卡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秘密调查和内部情报来消除各方面的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系统的消灭。他们之中的最后一批都是些老人了,在1941年9月11日被枪杀于奥廖尔附近的森林之中。其中就有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她在1917年被称为俄罗斯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她曾因为反对与德国人合作而丢掉了一切,包括自由。尽管如此,她最终被杀害却是由于德国进攻苏联,布尔什维克担心她会投奔到德国人那边去!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10)

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开会讨论天主教会问题。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说,现在波兰人上教堂的人太多了,受宗教宣传影响太深,你们看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后来请来了一位社会学家,让他想个办法。他说:“要想让群众不上教堂吗?这很容易,只要在每个教堂里挂上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就行了。”

荀路 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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