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册（结语）
如何看待苦难乃是社会文明度的重要刻线
中共红色革命乃不成熟的早产儿，肇灾之巨，绵延至今。总结起因，相当意义上源于对苦难的认识，过于激进，企求「一锅烩」解决，未意识到苦难的存在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如何看待社会苦难，看似一道比较简单的道德问题，实则内涵深广，触须深远。苦难不仅是一切社会改革的初始动力，也是所有革命理论的支撑性价值。苦难激起人们的强烈道德感，继以审视既有道德既有法律。革命也总是从苦难起步，或曰革命者总是从「说苦难」开始构筑价值起点。消除苦难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第一感，也是解决苦难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很简单，设若没有苦难，还需要改革吗？还需要发动革命吗？
不过，如何看待苦难？如何具体地历史地看待苦难？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工程。今天，当我们再来讨论这一基础性社会命题，再来考察这一关键性认识起点，依托中外近代数百年革命史，有着诸多史实性论据，应该较易形成共识。
本文基本论点：一、苦难必然对道德现状与现代法律提出质疑，乃是修正道德法律标准的价值起点之一。从价值顺序角度，道德与法律只是一种追补型堵漏，从源头上消弥苦难才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二、深入分析苦难成因乃是社会文明度刻线之一，道德与法律并非万能，理性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消弥苦难之源泉，或逐渐趋向这一目标，才是社会文明的实质性提高；三、理性提出解决苦难的方案乃是社会综合实力的体现，告别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设计，承认客观现实的种种掣肘，逐步解决而非不切现实的“毕其功于一役”。
为达上述目的，首要之点便是合乎分寸切合实际地看待苦难，谨防将局部苦难放大成全域性，动辄要求对社会开大刀、动大手术，势必一脚踏进乌托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非有苦难就必须革命，或曰决非只要苦难存在，就是必须举行革命的绝对理由。其实，从相当意义上「炉灶」本身就是经验的凝聚。即使万恶的专制，也是「存在即合理」，有着不得不然的「合理因素」。专制因权力集中而行政效率甚高，所需人员较少，管理成本低廉，与农业社会落后缓慢的生产力相一致。清代官员总数未超过四万，官民比例仅万分之一。以农业社会的经济承载能力，不可能供养太多的官吏；再以其时的公务，也不需要频繁开会的议会，没那么多事儿。而对弱民愚氓来说，「一切老爷作主」，既省事又省心。因此，万民都希望拥有一位「青天」，因现实而合理。
当然，从绝对意义上，所有苦难都是社会能力不足的外化表现，都是一个社会与国家脸上不光彩的瘢痕。从道德角度，所有苦难当然应予消除。但历史经验痛苦地告诉我们：苦难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解除苦难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今世界各国普遍铺设「社会保险」，便是一项现代社会才可能提供的当代产物。旧时不仅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构想，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社会可能。消除苦难，关键当然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谈不上呵！
苦难原因十分复杂多样，有单因也有复因，很多时候也裹含受难者自身原因。如何对待苦难者，一味救济，无视苦难者身上的人性弱点，照样好心办坏事。韩国对待「脱北者」的一系列设置，先救济后鼓励自立，才叫授人以渔，真正「扶上马，送一程」。每位「脱北者」首先得到韩国政府50万韩元／月（约合2900元人民币）定居援助金，一共半年；然后给予半年～一年职业培训，政府支付20万韩元奖学金／月，培训结束再得240万韩元（约人民币13600元）奖励，如完成带技能的大学课程（一年），奖励200万韩元，获资格证书再得200万；「脱北者」参加工作一年，奖励450万，次年500万，第三年550万。每位「脱北者」三年共获2140万韩元（约13万人民币）。可怜的「脱北者」还有严重的「社会主义」骄贵病——不愿承担肮累危险工作，甚至放言「正是因为韩国政府提供金钱能让自己衣食无忧，才冒生命危险越境，才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为什么非要从事韩国人都讨厌的3K工作（脏、累、危险的日语首字母）。」一受上级斥责，立马走人，无故缺勤、装病休息等，不断整出麻烦。尽管韩人对「脱北者」有所歧视，韩国政府仍尽力帮助每一位「脱北者」。[1]
1950～70年代，「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乃是一个不顾客观现实的经典史例。一个扫街清洁工，无论社会贡献还是社会承认，难道能与工程师、医生、教授或市长一样吗？如果真的一样，尤其收入一样，谁还愿意耗费数年宝贵光阴去上大学、去攻硕读博，去获得进入社会名流的努力？社会又如何从低走高？又如何实现全民知识化智慧化？既然无知者最光荣最高尚，知识者最无耻最卑鄙，谁还愿意吃吃力力去成为一个被唾弃的有知者？可见，没有价值秩序的正确码放，便不可能得到符合客观现实的结论，社会也会因此而遭扭曲。
再如似乎最最响亮的「劳工神圣」，仅就这一口号本身，似无多大问题，对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工农具有启蒙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正确无比，难道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工农不神圣吗？麻烦出在其后的第二步逻辑连缀，即紧随「劳工神圣」提出的政治要求：「一切权力归工农兵」、「穷棒子坐江山」。如此这般，麻烦便随着错误一起来了。工农当然「神圣」的一面，但也有缺少知识化的另一面。片面强调他们「神圣」的一面，掩盖他们缺少基础教育的另一面，既不合乎客观现实，也使其连缀的政治要求——「一切权力归工农兵」、「穷棒子坐江山」——失去价值基础。工农毕竟没有受过基础教育、不会读写、缺乏现代化知识的武装，不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缺乏处理社会事务应有的审慎之态，极易情绪化……
将简单劳动者一夜之间魔术般捧抬为「最高贵者」，将他们从最卑微的社会底层推升至指点江山安排社会的「当然主人」，除了混乱与蛮干，还能指望得到什么理性之果？因为，既然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知识，也就不可能明白知识的作用；既然他们除了自己的乡村与工厂之外，对现代世界所知甚少，怎么可能具备「最聪明最高贵」的知识结构？既然他们不明白社会各方利益的复杂性，也就不可能理性地安排利益关系。尤其对于财产，他们此前除了嫉妒，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财产成为「经济增长点」。工农运动中这一弊端，当然不幸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更不幸的是：这一结果竟早为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所揭橥——「笨蛋闯进了天使都不敢落脚的地方」。柏克的一段话具有经典性:
一个理发匠或一个蜡烛商的职业,对任何人都不会是一桩荣誉——更不用说许多其他伺候人的雇工了。这类行业的人，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压迫，但是如果允许像他们那样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来进行统治的话，国家可就要遭受压迫了。在这一点上，你们认为自己是在向偏见进行斗争，但是你们却是在向自然开战。[2]
从相当意义上，人类社会也是一项自然产物，也需要「保护自然」，不能随意破坏「生态平衡」，打破既有重大价值逻辑链条，势必引发社会震动，往往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所谓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思想现代化，或曰认识现代化，即正确码放各项社会价值，依次处理各项社会事务，而非主次不分轻重倒置。极左思潮的哲学错误就在于错码社会价值顺序，将局部苦难放大为必须更动所有制的社会大革命，革命革命再革命，既左又左再往左，最后弄得不可收拾。文革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一刻都不能想到自己，有违人类本性，这人还能活吗？又如何捍卫自身权益？根据这一价值起点放射出去的逻辑，还能正确吗？社会还能不被搅得稀烂吗？只要稍微想一下，如果自己都不管好，还怎么去帮助别人？又如何革命？就是按你红色逻辑，也必须适度存私呀？！否则，一点都不能想到自己，一动欲望就「反动」，你叫人怎么活？革命者本身都无法存在了。
当然，不可否认工农乃是最广大的社会苦难承受者，但苦难的承受者就一定得成为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者么？两者之间存在哪些价值性必然联系？解决工农所承受的苦难难道可以单方面满足工农的自我要求么？难道可以无视社会秩序的整体性么？难道毋须兼顾社会利益的其它各方么？就社会和谐而言，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呵！
现代化社会建设离不开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最终得转化为文化现代化，方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性推力。为达此目的，肃清极左思潮的文化垃圾与后滞性影响，便是我们应该清晰认识到的「时代任务」。
初稿：2010-3-1；补充：2010-8中旬
[1] （日）水沼启子〈韩国「脱北者」问题严重〉，原《读卖新闻》；《检察风云》（上海）2009年第20期转载，南康译，页50。
[2] （英）柏克（Edmund Burke）：《法国革命论》（1790），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9年，页56～57、59、65。
原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