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党联合到一党专政(11)

1917年11月14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同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全俄铁总)继续谈判和加米涅夫代表团的行为问题。

列宁在会上三次发言。列宁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立即停止执行。现在不必同全俄铁总谈判,谈判本来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第二,全俄铁总“站在卡列金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那一边”,所以不能让它参加苏维埃,它没有群众基础;(至于为什么说拥有大量员工支持的全俄铁总没有群众基础,列宁却避而不谈) 第三,现在是结束动摇的时候了。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动摇分子的动摇,而且“我们决不动摇”;第四,鉴于莫斯科的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必须派军队到莫斯科去”,“必须援助莫斯科人,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在列宁发言之前,加米涅夫就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立联合政府的条件问题作了报告,并为自己在谈判中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加米涅夫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批评。捷尔任斯基说,决不能(从政府中)撤回列宁。托洛茨基认为:“从报告中看得很清楚,那些没有参加起义的党派是如何想要把政权从那些把他们推翻了的人手中夺回来。”尽管如此,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梁赞诺夫等人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主张继续与全俄铁总谈判。他们虽然属于少数派,但列宁的“立即停止谈判”的决议案却以四比十遭到否决。会议以九比四通过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妥协方案:“允许我党党员现在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所谓清一色(社会主义)政权的最后尝试,以便最终地揭露这种尝试没有根据,彻底停止建立联合政府的进一步谈判。”

列宁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央内部形成的反对派一再发表绝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能成功,必须向苏维埃组织中明显的少数派所提出的最后通牒和退出的威胁让步,这样就是违反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和决议,暗中破坏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从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认为,“反对派必须对阻碍革命工作,对目前等于犯罪的动摇负完全责任”。决议确认,“既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大会之外的情况下,把政权交给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那么,拒绝这个政府,就不可能不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确认,“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不仅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而且等于完全背弃民主制,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就等于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

这次会议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不把经过武装政变而夺取的政权拱手交给别人的决心,也表明了列宁的观点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占了上风。

但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拉林、梁赞诺夫等人继续同中央多数派相对抗。在11月15日深夜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背道而驰的决议案,即要求改变政府组成,组建多党联合政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同意全俄铁总派十名代表进入全俄中央执委会,并邀请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参加政府。决议还规定,劳动、内务和外交人民委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但没有确定人民委员会主席必须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

加米涅夫等人的行为使列宁大为震怒。11月16日,列宁起草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书。通牒书写好后,列宁把中央委员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向他们告知通牒书的内容,并且要他们签字。在这个通牒书上签字的,除了列宁外,还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越飞、穆拉诺夫、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乌里茨基。

这份最后通牒措辞激烈,分量很重:“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少数派“无论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或者会议以后,始终执行一条公然反对我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的时刻,他们却在制造动摇”。这份通牒最后痛斥加米涅夫等人在全俄中央执委会上的行为,并认为“如此骇人听闻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是这些中央委员背着中央干的,是在这几位反对派的代表在中央挑起了好多小时的争论之后干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反对派想用纠缠的办法掌握党的机构,在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最近结果的时候,他们却在暗中破坏党的工作”。多数派要求少数派以书面形式明确回答:“是不是保证服从党的纪律并执行列宁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所制定的政策?”否则将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少数派和其同盟者一道组织新政府,但多数派将不受这个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新政府的任何约束;二是,赞同党已作出的决议,“那么党就应当坚决要求反对派代表到我们党组织以外去搞他们的瓦解工作”。最后通牒说,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当然,分裂会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但是现在开诚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内部进行暗中破坏、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活动和散布诅丧情绪好得多”。通牒最后指出,多数派一分钟也不怀疑,如果把我们的意见分歧交给群众来评判,“我们的政策保证会得到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无条件的、奋不顾身的支持,从而使动摇的反对派在最短期间陷入软弱无力的孤立境地。”

少数派拒绝作出书面保证。11月17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宣布退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不能承担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危险政策的责任,它是违反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意志的……。因此,我们放弃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以便我们有权向广大工人和士兵公开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号召他们赞成我们的口号: 苏维埃各政党的联合政府万岁!立刻在这种条件下达成协议!”

同一天,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工商人民委员诺根、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辞去人民委员职务,宣布退出政府。他们向全俄中央执委会声明:“我们的观点是,有必要组织一个由所有在苏维埃中有代表席位的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我们说,否则只有一条路: 以政治恐怖手段来维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们认为,这……将会导致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建立以及导致革命和国家的毁灭。我们不能为这种政策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要当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面放弃我们作为人民委员的头衔。”
在此前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事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也发表声明说:“我不能由于考虑到党的纪律而沉默,因为我不能看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地违背理智和违反自然威力而不考虑客观情况,客观情况命令我们在面临崩溃危险时应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他拒绝把列宁参加政府作为条件:“我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它会使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人物是否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

少数派退出中央委员会之后,继续在党内宣传自己的观点,抵制中央的路线。11月19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给少数派发出最后通牒信。全文如下:

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及拉林同志:

中央委员会已经向你们政策最著名的代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一次最后通牒,要求你们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和路线,完全停止对中央工作的暗中破坏和瓦解活动。

你们政策的代表虽然退出了中央,但还留在党内,因此有服从中央决定的义务。然而你们不限于在党内进行批评,还在未把起义进行完毕的战士队伍中制造动摇,继续违反党的纪律,在我们党的范围以外,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工会等组织中破坏中央的决议,阻挠中央的工作。

有鉴于此,中央不得不重申它的最后通牒,要求你们或者立即书面保证服从中央的决议,并在你们的一切言行中贯彻它的政策,或者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前退出党的一切公开活动,辞去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重要职务。

如果你们拒不作出上述两种保证之一,中央将不得不提出立即开除你们出党的问题。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

党内人所共知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施略亚普尼可夫及其他等人,也曾试图袭击苏维埃政权。他们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让刚刚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也来参加。1917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决了主张同这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提议,而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叫作破坏革命事业的工贼。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柳亭四人因不同意党的政策,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同一天,诺根用本人以及人民委员会委员李可夫、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施略亚普尼可夫、梁赞诺夫、尤列涅夫和拉林等人的名义提出声明,说他们不同意党中央的政策,并声明他们全体退出人民委员会。一小群懦夫逃跑的事实,顿使十月革命的敌人喜形于色。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帮手们都在幸灾乐祸,高声叫喊布尔什维主义陷于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遭灭亡。但这一小群逃兵丝毫也没能动摇党。党中央委员会轻蔑地指斥他们为革命战场上的逃兵和资产阶级的帮手之后,就转而进行正常的事务。

从以上叙述的内容来看,斯大林对待党内反对派的口气要比列宁凶狠。但是在政权问题上列宁是决不让步的,在必要的时候列宁同志也会凶相毕露。闻一先生在《十月革命》一书中对此有所披露:

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部分委员(指加米涅夫等人)还是与全俄铁总进行了会晤,讨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结果同意成立一个由18人组成的联合政府。18人中,布尔什维克占8个名额,而在这8人中不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会谈结果遭到了没有参与会谈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坚决反对。列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对布尔什维克中央支持多党联合政府的人声明:“如果你们取得多数,你们就把中央的权力拿过去,而我们去找水兵!”列宁所以说“我们”,在这时至少是指他和托洛茨基。列宁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抵制联合政府的路线,就是因为列宁所全力奋斗和拼搏以求的就是“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任何多党联合政府的建议都是与列宁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在政权已经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时,这更是列宁无法容忍和接受的事。

列宁在全俄铁总事件上所说的“我们找水兵去”,其实际意义就是: 向群众呼吁,我们将去发动群众,找握有枪杆子的人。“去找水兵”成成了列宁退守的最后基地,也同时成了他进行胜利决战的新出发点。也许这一切可以归结为列宁的一句话:“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全俄铁总的最终失败说明了列宁的这个“依靠民意”进程的实质。在与全俄铁总的斗争中,列宁就采取了直接向群众呼吁的手段:“全俄铁总用罢工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要向群众呼吁,我们要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想用罢工使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挨饿?我深信铁路部门的无产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列宁说的“找水兵去”并不是一种凭空的威胁,而是他根据十月以来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当时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工人、赤卫队都没有足够的武装来夺权和保卫政权。此外,这时对于列宁来说,唯一正确的逻辑是:“既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大会之外的情况下,把政权交给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那么,拒绝这个政府,就不能不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这场先是政府危机、后来演变为党内危机的斗争中,列宁再次使用了“找水兵去”的策略。……

“找水兵去”还有问题的另一面。“找水兵去”这种说法也反映了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在党内处于少数。列宁为了取得他所追求的“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的目的,为了成为党内的多数和权威,不得不经常进行搏斗,甚至是在自己的同志之间。“找水兵去”不仅是列宁的斗争策略手段,也是他坚守自己的立场和阵地的最后一张王牌。

结果,在内外压力下,少数派最后都向中央和列宁承认错误,重新归队。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次意见严重分歧、第一次政府危机以列宁“找水兵去”的策略而胜利告终。

列宁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成功地化解了这次政治危机,全俄铁总并没有组织起罢工,少数派纷纷承认错误重新归队,布尔什维克党则准备吸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11月20日,季诺维也夫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说:“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时,我们有责任重新与我们的老同志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时期。提醒党当心犯错误,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义务。我们还留在党内,我们宁愿与千百万工人和士兵一道犯错误,与他们共同奋斗,而不愿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袖手旁观。我们中间可以存在意见分歧,……但在事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并采取像左派布尔什维克所采取过的态度: 他们在参加预备议会问题上处于少数,他们必须在这些事务中依从多数派的路线。在我们党内将不会,也不允许出现分裂。”

11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撤销加米涅夫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列宁提名斯维尔德洛夫继任这一重要职务。随后,彼得罗夫斯基接替施略普尼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施略普尼可夫接替洛佐夫斯基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施希特尔取代米柳亭为农业人民委员。

随后,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要求接受他们回到党中央。12月2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列宁说:“这四个人的申请清清楚楚地说明他们同我们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他们认为是中央同意作让步”。列宁提出具体建议,要求他们提出书面声明,然后中央再书面回答他们:“我们不接收他们回到中央。”由三名中央委员组成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后来,他们表示完全服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才被同意重返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

列宁在政权问题上决不放弃原则,具有坚决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决心和手段。加米涅夫等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立场,是因为他们对当时俄国无产阶级能否掌握政权信心不足。十月革命前夕,他们就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力量夺取政权。这次加米涅夫等人采取妥协立场表明,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后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俄国无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单独掌握和巩固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需要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参与。而这一点却犯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大忌,由此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第一次发生严重的内部分歧: 是多党联合还是一党专政?虽然此后紧接着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两党联合政府,但这个双方妥协的产物仅仅维持了六个多月就烟消云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从此延续了73年,直至苏联解体。

(全文完)

东欧政治笑话(13)

70年代的一天,一个骑自行车的匈牙利老头来到国会大厦门口,把自行车停放在一边后将要离开时,一个匈牙利警察过来对他说:“这里不准停放自行车。”老头问道:“为什么?”警察告诉他:“因为苏联大使马上要到国会来。”老头听了马上说:“那我得把自行车锁上。”

荀路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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