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需要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什么就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能知道的了，即使知道也没有用。因为早就有人替他们安排好了，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些目标高尚而遥远，这些目标强调的是整体的利益。在排山倒海的攻势下，人们对自上而下的迷魂汤只有畅饮，没有拒绝的权利，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是否有什么问题。
当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时，他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哲学家，但是这种思想具有的巨大价值立刻就被希望以一种哲学观点来作为君主制等级制辩护的御用文人发现了，在不允许质疑的情况下，在任何怀疑被像哥白尼一样名正言顺的消灭下，这一套荒谬的理论占据中国人民大脑的时间真可以说创造了记录。
人们从来就不缺少理想，哪怕是空想。等级社会不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被鞋子夹了脚的人还是知道疼的，所以中国历史实际又是一部反抗皇权的历史。但是，历史是个非常苛刻的裁判，它不会因为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对你更加青睐，它不会因为你是受迫害者就让你更加顺利通过它的考试。且不说那些振臂一呼马失前蹄的，那样的人在历史上大多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即使稍微成点气候的，也不外乎用新瓶装那些旧酒，华丽的包装下依然是孱弱的躯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要废除王侯将相这种等级制度，而是不平于王侯将相中间没有他这么一员，他的反抗是他本人没有成为分蛋糕的人，而不是认为蛋糕应该大家吃。
极权统治一直都受到挑战，即使这些挑战大多数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威胁，甚至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一个结果，至少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总是成为鱼肉的人们，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或者他们的天性促使他们不认可他们永远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公平成为这些人的武器，或者是幌子。均贫富的口号几千年不知被多少反抗者一再提出。确实，这个口号具有简单质朴的号召力，也不断让皇权的大厦摇摇欲坠。
但是均贫富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这个想法是善良的，但却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不管如何，我都怀疑他的真诚。均贫富不管是从起点上大家平分所有财产（农业社会主要是土地），还是结果的公平也就是长期保持平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以李自成和洪秀全来做例子。李自成用李岩等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并用“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俘获了大批农民的心，但是这支用平分蛋糕吊起追随者胃口不惜杀官造反的大顺义师入驻北京虽然只有四十二天，没有表现出任何正义化身的迹象。他们反对狼吃人，自己却变成了老虎，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即使他们最终成功，也绝不会实现自己的诺言，顶多就是论功行赏，建设不了一个人间天堂。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平等观以及对农民极具杀伤力的以均田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神的光环下，画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可惜这幅图画不是建筑施工图纸，只是可以称作漫画而已，当不得真。现实中，洪秀全及那些替天行道的东南西北王爷们仅仅占领一隅就迫不及待的享受起来，其腐化堕落比他们起义的理由清政府的腐败还要厉害和不受控制。
之所以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些既不像历史，也不算理论的东西，我的目的很明显，社会结构这个大厦不是靠吹牛说得漂亮就能建设好的，很美丽的图画可能建成的实际就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我们现在包括以后还将遇到狂人和别有用心者向我们展示那些图画，我们还将会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图纸上。善良的百姓总是轻信，但善良总被雨打风吹去。
整个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忽悠与被忽悠的记录，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被欺骗了，当你不能给他饼子的时候，画一个给他也可以让他跟你走，或者保持沉默。
相对均贫富这样简单的纲领，康有为的《大同书》似乎更加精致一些。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游历欧美，这是其他儒学学究所没有的经历，他的眼界也比夫子们开阔一些。但是细读《大同书》，我们发现他还是企图在沙堆上建立一座大厦。他同样以“天下为公”作为一个虚幻的基础，以儒家的仁作为出发点，以公羊三世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达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的美好愿望。虽然康有为抛弃了传统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这对一直把等级纲常作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是一个大突破，起码他强调了平等、天赋人权这个概念，但是他代之以破除九界（废除国家、消灭等级种族男女差别、教育抚养和养老等统一管理、财富平等之类），他的思想更多的像柏拉图似的质朴的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新意。
康有为认为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但是天真的认为“知病即药”，我们知道一个病因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是一个极其草率的结论，也让《大同书》变成童话书。且不说苦难的根源根本就没要这么简单，我们知道一味的强调结果的平等不知有多少人在此犯了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消除一切差别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甚至这种做法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解决问题的渠道。
高扬的理想很可能隐藏难以发现的危险，就像毒蘑菇一样，越是艳丽的蘑菇越是有毒。华丽的外表下毒素将趁虚而入。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毒蘑菇原则”。
中国的百姓数千年来一直在希望和绝望的轮回中挣扎，美好的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那么明晰却又遥不可及。人们成为一些人争夺政权的工具，而且他们的饲料只是纸上的馅饼。我认为我们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责任不仅仅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人们自己也要付很大的责任。争夺政权就象战争，无所不用其极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一再的上当受骗，天真的相信馅饼会掉在自己头上，才是给了别人欺骗你最好的机会。
当一个个口号失去吸引力时，一个新的词语又展露出来——“和谐”。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所有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从来就不是经过人民讨论得出的，而是至上而下推出的。人们只有默默的接受和实行。
和谐这个政治理念跟以前的理念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四个坚持”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更加强调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以及经济文化的政治方向。而和谐似乎更像一直模棱两可的东西。和谐也似乎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向往。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反对他，除非他是一个狂人，他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疯子。
和谐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是描述一直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场景的，是一种去除紧张、消除矛盾的状态，或者至少是紧张和矛盾在可以控制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和谐作为文人的理想无可厚非，作为一种宗教情怀也有其价值。但是当和谐成为一种政治纲领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其警惕。
我们知道，政治家或者统治者的任务是解决社会的具体矛盾，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对公共资源进行安排，这种安排有的是直接行政干预，有的是通过制度和社会内在运行机制自动完成。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前提，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理想状态之下，我们的生活远没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舒适和自得。也许人类社会永远达不到那样的状态。更何况我们没有解决基础的社会问题，又有什么资格去谈和谐这样飘渺的远景呢？就象对一个难民来说，基本的温饱没有解决，让他去谈营养和健美，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个著名的好心肠的皇帝听说发生了饥荒，百姓没有饭吃，他就建议百姓吃肉，非常荒唐！
但是我们绝不认为最高权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纲领并大力推广是幼稚，仔细分析和谐的出炉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作用的。
其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政治的潜规则使然，是胡锦涛巩固其地位的需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跟民主国家政治上的巨大差别。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迭是程序性的，领导人的权威来源于选票，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实际社会问题，比如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而不会冒然提出一个什么社会法则。现今的中国或者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统治集团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用暴力机器对人民的控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认可，即道统的传承。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虽然他们权力大小、执政重点有很大的区别，但无一例外的是都被披上一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提出一个什么新奇的口号，不树立一个旗帜，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就有缺憾。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和谐”看成一次演出，重要的不是演出的内容，而是有一次演出这个事实。
其二，当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由于中共强调经济改革，同时在政治上极度专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国强民弱的畸形儿，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点。公共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侵吞和掠夺公共和私有财产，官民矛盾、社会矛盾极其突出。同时由于开放的扩大，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捍卫自己权利更加坚决，维权运动高涨，与权力的冲突也在加剧。和谐对统治者非常需要的，他们需要人们顺从他们的统治，不要任何的折腾。
其三，和谐的建设和执行并不像这个词语表面那么温和与美好。如果平等主体之间谈和谐意味着克制忍让，但是和谐是在中国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人民处于弱势被掠夺状况下提出的，和谐也就成了帮凶。和谐首先成为打击维权运动的理论依据，并成为了执法部门对人民权利忽视和剥夺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借和谐之名扬公共权力之威风视人民权利如草芥，使中国社会走向危险的境地。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荒唐的政策，也会被在现实中推行下去。借和谐之名血腥和暴力在大地上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因为上位者的荒唐必然有阿谀奉承者全力跟随。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上演了亩产十万斤粮食的荒诞剧，也曾经上演“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权灾难片。这些完全违背常识和社会法则（我不愿意用法律这个词，因为这对统治者似乎更加苛刻了）的事件发生没有在当时得到任何的质疑和纠正。指鹿为马并不是因为大家缺乏动物学的知识，大家缺乏的是反对专横权力的勇气和力量。
与和谐成为孪生姊妹的还有一个词语就是维稳。稳定达到不顾一切去维护的时候，这个药方实际就像吃鸦片一样属于自我麻痹。
因此我们看见在“和谐”的社会里，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被剥夺了，上访演变成截访和“黑监狱”，写作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揭露贪污受贿变成诽谤。
和谐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和谐不能作为掩盖社会问题的遮羞布。和谐是结果，是水到渠成，为和谐而和谐就成为粉饰太平了。
中国的领导人和统治集团没有正视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的权利被剥夺，公共权利的来源不是公民用选票给予的承认，因此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前提下的任何口号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是海市蜃楼。在人们没有任何手段制约专横权力时，在公平正义缺席时，和谐社会是不会到来的。我们已经被蛇咬了很多次了，我们还会做善良的农夫吗？
2010年9月17日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
《民主中国》2010年9月22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