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关于中国各领域现状及未来民主转型的个人看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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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是我写给《中国战略分析》主办的民主转型研讨会的文章,也是我对中国现状与未来民主转型的基本看法,在此供诸位参考。]

本次研讨会的三个单元13个主题中,有若干主题我曾经做过一些个人评析,写于拙作《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人民宪章》、《十论民运》等文章和短评结集中。我对于已经提及过的,而且暂时没有新的想法、创新性观点的,就只将我的部分主要论点摘录于本文,不再重新评述。而对此前我没有充分提及的问题,我会在本文中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当然,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如果完整阐述必须有巨大篇幅、结合实例,全面论证,这需要很长时间。由于我个人条件所限,短期也难以完成,所以只以很简略的方式,讲我大致的、方向性的、某些部分具体细节性的内容,而不是完整、全面、事无巨细皆包含的。此外,因摘录了我在其他文章和短评的内容,因此文章衔接方面不够顺畅。这样书写,难免挂一漏万,阐述不够系统完善,还有些散乱,还请谅解。

讨论会议题的第一单元“对当下中国若干基本问题的辨析”,事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而其他如变革、转型、理论导向实践,均需要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因此该单元课题的设置是很必要的,也是需要优先研究的问题。

讨论会议题的第一单元“对当下中国若干基本问题的辨析”,事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而其他如变革、转型、理论导向实践,均需要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因此该单元课题的设置是很必要的,也是需要优先研究的问题。

探析当今中国在“崛起”还是“衰退”:迷雾中巨龙变幻的阴影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仍在崛起还是正处于衰退中”,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世界都在瞩目着,它巨大的难以遮掩,也有无数人在审视、探析,但却鲜有人能够对它有全面、客观、具前瞻性的认识和判断。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如同“迷雾中的巨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迹象,但是就是难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于主观立场和客观环境,对它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讲的亦为一孔之见,粗疏浅陋,仅供参考(我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以间接的书报网等形式为主,个人直接体会为辅,且已离境一年有余,中国则在不断变化)。

“中国仍在崛起还是衰退中”,这是对中国总体状况的概括视角。我个人更愿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后再组合判断。拆分,可以拆分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当然,如经济还可再拆分为“质”、“量”,乃至科技、产业结构……等次级领域。而其余方面也可类比拆分;同样,对中国崛起/衰退,还可以从国家/政权、人民/各阶层来拆分分析。笼统的讲“中国崛起还是衰退”,是容易偏颇、陷于大而无当的。除“社会”领域过于阔大、涉及内容庞杂,无法在本文中简单讲明外,我在此对其他各方面一一做出简评,然后综合分析当今中国的兴衰。

首先讲经济。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和国际主流的统计,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略高于6%的增长,虽较以前放缓,但增速仍旧让大多数国家艳羡。但如果根据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估算,中国经济实际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还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讲另有测算途径得出GDP仅增长1.67%甚至可能为负的论调。

鉴于中国中央和地方统计机构有过多次已被证明造假、篡改数据的“前科”,以及专制下经济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统计“注水”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无法知道确切乃至大致确实的数据。从中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看,我认为经济仍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是,这个增长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阶层从经济增长中收益的巨大差异),不稳定的(如政治环境恶化、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是处于下行、存在很大风险的。

而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据IMF数据,2018年世界人均GDP为11355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更低,即便官方的统计,人均收入中位数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有0.45、0.55、0.61等多个知名机构的不同口径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贫富差距较大的。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民尤其中上阶层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机制的不完善,实际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如果排除统计中的作假部分,低于中位数的占总数50%的国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也很惊人。

因此,中国在经济总量巨大、经济增速较高的背后,则是人均收入的相对低下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只是总量大),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层居民收入不足导致消费动力弱,让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那辆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剧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但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吗?如果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另外四个的表现,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就会发现,中国并不处于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反仍处于中上游。

而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看,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表现较好的。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无论从规模、质量、国产化程度(工业独立性),中国就都明显强于被国际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而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有明显进展。

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好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教材和文宣中经常提到的经济纲领之一。但如今的情形是,由于执政权贵的私人利益、执政集团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被政治目的打乱经济政策方向,以及腐败、官僚主义和为政绩讨好等原因,经济结构并没有更好甚至呈恶化趋势,作为国家根本的制造业在总体上被不稳定的第三产业挤向次要位置,国家政策和资源也更倾向于第三产业而非制造业,二者此消彼长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运行也因之更趋不稳。

至于科技和经济技术创新,更是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因政治需要之类的战略工程,以及与核心权贵利益相关的领域,就会集中资源、不惜巨本的攻坚,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这就导致其余的重要领域被忽视、所得的研究经费等资源严重不足。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集中于“两弹一星”及各种献礼工程(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工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类似。而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形再度明显化。此外,创新“量”压过“质”,例如专利申报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转化实践率却很低。其实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问题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也就是说,从“质”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同样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从纵向看,中国经济无论从“量(增速和人均)”还是“质(结构与创新)”,都存在很大问题,并且趋向不好的方向;但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质”“量”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较好的。在无特殊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情况下,近十年内不会崩溃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稳定的慢速增长、经济结构的“非优化状态(未来可能变成‘劣化状态’)”、创新领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国经济还与“中国模式”密切相关。在我写的柬埔寨与“中国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体讲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其中“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是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恰恰可以冲淡经济下行、结构不良、创新乏力等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如南非、埃及、乌克兰、阿根廷等国那种经济动荡,也不会发生连锁的政治危机、社会激变,更难触发思想文化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向变革。这也间接让“中国衰落”有了一层坚硬的阻力。关于“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兴衰的影响、相互关系,展开说会篇幅过长,我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议题中再论述。

而从制度与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国崛起还是衰落,要从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待,以及对“崛起”的诠释。

如今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专制政权,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是大前提。从法理和道义上讲,中国的制度及治理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从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哪怕是高压下的稳定)、行政效率、科教文卫建设的客观效果看,它又是复杂的。如果把“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那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

一方面,专制政权下的政府机构(广义)腐败、没有法治、缺乏监督、官僚主义、消耗纳税人巨额财富、整体行政效率低下……但另一方面,依托于巨量可调配的资源(尤其通过高税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政府的政策与实践,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以及通过包括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手段(如户籍制度、公检法的滥权和刑讯逼供、“劳教”和“收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的全面管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相对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较完善的文教卫生体系(哪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城乡、区域、阶级分配是极为失衡的)。而和南亚、东南亚、南锥体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上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而这些在习近平时代没有明显的倒退。当然还要强调一遍,这一切是建立在许多非法的、侵犯人权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说,如果将“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完善”,那中国如今即便不是继续“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而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如今处于社会达尔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溃烂之中。同时,推动人民觉醒、揭露历史真相和反映现实黑暗、追求光明与正义、呼唤人道和文明、促进社会变革、科学理性的进步主义思想,却饱受压制乃至被全面灭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溃烂、对人文与思想的禁锢,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衰落,但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也让中国在国际“软实力”上趋向自我堕落。这些伤害的体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长久的。它会让一代乃至许多代国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被抹杀、科学与理性思维的缺失、对历史与现实认知的错位、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低下……而在海外,与经贸的热络相反,中国大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很低、话语权不增反降。例如对于在最近的香港一系列冲突中,哪怕是非并非那么简单,国际上却一边倒倾向于香港而非大陆,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长城”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软实力”的扩展、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严重降低了中国大陆民众在海外的话语权。而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官僚主义盛行的“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处于溃烂、压抑、混乱、衰落、“劣币驱逐良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态。自中共建政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甚至更糟的状态(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数年份,还有2000年代及前后,相对较好(当然只是相对而已)),只是习近平时代相对于邓江胡温时代,明显更糟且越发恶化(当然,不是中共执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一时代,比较意义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时候也和中国一样是黑暗为主的(文艺复兴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从不看好。与动辄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相反,我觉得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孱弱。由于腐败无能、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以及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的缺乏,军事科技领域的虚浮,尤其中国军队极度不透明化为腐化堕落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让中国表面上的军事发展在实质上大打折扣。而中国军队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普遍好看胜于实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严重削弱了其实质战斗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只会自保、对内(大陆)镇压,而不可能对外用兵,即便对台湾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台湾独立,中共只会继续以此增加民族悲愤以维持人心,以及军事上虚声恫吓,而不会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也没有着力培养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但是军事方面倒谈不上“衰落”,因为它从未强大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乃至任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权,都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挥下的军队不能担负起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任务。例如对日本扩军缺乏反应、在藏南和拉达克地区的退却政策、对美俄两个军事霸权缺乏反制力和行动、南海地区的欺软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认为要改变的。我个人是倾向于既要民主,也要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

至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前面这几个分项,我其中的一些对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复杂的,影响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换、受经济和人口体量影响、以及因“狼狈为奸”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以及这些方式得到的国际地位,不仅不稳固,更失道义的正当性。而为了维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中共在国际上不惜妥协、出卖国家利益,以及“大撒币”,来赢取一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

这一切当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机的表现。同样,中国这种国际处境也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六四以来长久的状态。

但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资源,它不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军政府时的缅甸、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国国际处境不好,甚至经常吃亏,但却并不能促成中共政权的倒台。相反,中共利用十多亿人口及其衍生的庞大“量”的资源产出和影响,出卖人民劳动的血汗和民族尊严、国民权益,讨好、收买从美俄到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制造‘不欢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维系其统治。国家利益被中共窃夺,国际影响力被中共挪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和权利,但中共却通过倒卖国家的尊严、责任、利益,让政权更加稳固。

综上所述,中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总体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状态。孙立平教授说的“中国不会崩溃,但社会在加速走向溃败”(当然我不赞同孙教授许多观点,但这句话我赞同),是最接近中国现状的大体描述。它处处都像处于危机(或者的确处于危机),但细究并无崩溃的可能;它到处都有溃烂的疮疤,但没有一处足以致命。中共统治集团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数据时代”对管控能力的极大加持)、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让政权一直得以存续。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生存环境的残酷、法治与正义的毁坏、平等与公正的消失、民主与自由的剥夺,都在持续的发生、存在,侵蚀着人道、人权、人性,变成十足的“残酷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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