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20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80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70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