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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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20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80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70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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