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民运是有历史、有记忆的，九二民运是一些人在”六四”镇压后为反对独裁专制进行的一次探索，是一部分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次努力。将九二民运的经过披露出来，将有助于大家了解在那红色恐怖的时代一些有志之士出于良心的反抗，其经验教训也可供大家借鉴或批评。
1992年5月下旬，以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被抓为标志的九二民主运动失败了，还有河南的安宁案，新疆的孙盈斌案，内蒙古的陈明心案，均与此案有牵连，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也有人因此相继被捕或受到拘押、审讯。到底有多少人被抓，由于我们当时比较注重单线联系，后来出狱后许多人也联系不上，我至今也无法得知全貌。不过这是自八九民运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次被打击也是二十年来除了九八组党事件中国民运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广为人知，或者仅仅被视作一个在”六四”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原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去年8月26日才被释放，为解读这次运动提供了良机。
九二民主运动的首脑都被判以重刑，案件的审理事件超过三年，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我在出狱后曾经与其他同案人员商量是否要将九二民运写出来，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事件的一部分，冒然写出是否会歪曲事实也让我望而止步。因此我们也只是停留在为狱中难友呼吁。
不过现在我不再有顾虑，出狱后的难友要么迫于生计而整天奔波，要么身心疲惫难于提笔去回忆往事，触动内心的伤疤，这一段历史因此逐步蒙上尘埃被人们遗忘。
民主是我们许多人的理想，但民主运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被唤醒，许多人逐渐在成长。我认为民运是有历史、有记忆的，九二民运是一些人在”六四”镇压后为反对独裁的一次探索，是一部分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次努力。将九二民运的经过披露出来，将有助于大家了解在那红色恐怖的时代一些有志之士出于良心的反抗，其经验教训也可供大家借鉴或批评。
当然，由于我对事实的全部过程不可能都清楚，特别是秘密组党的有些情况，这些都需要其他参与人员补充，我希望将那个时代我们的经历和思考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有可能只是民运的一个小插曲。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间已经将我的一些记忆淡化了，如何评价这次民运也不是我能承担得起的，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责无旁贷。
回想将近二十年前的经历，我心里波涛起伏，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经历，是我最值得回味的阶段。正是九二民运使我从八九民运中的一个学生领袖转变为以推进中国民主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民主战士。
一、回到北京的见闻
我是1990年12月中旬被释放的。1990年10月31日，我和马少方是秦城监狱内被关押的八九民运参与者中最早收到起诉书的”动乱分子”。我们两人应该还是一个审判长，因为当时就一起法院的人来到秦城监狱。马少方是11月7日开的庭，我则是11月9日开的庭。起诉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不过开庭后没多久，整个监狱的气氛就变了。那些本来凶霸霸的管教脸色也好了，语气也温和多了，而且以前比较难买的方便面和水果罐头他们也主动来问买不买了，两天一次的馒头也变成每天一次了。这一切让我们觉得是否形势有什么变化，或者上面对我们有什么新的政策。
果然，我的审判长频繁的来找我谈心，也不做笔录。大概每周两次。他叫我将起诉书交给他，这给我一个信号，他们要将开庭这件事抹掉了。然后他叫我写一个认识，当然我不可能违背良心胡说。但是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必要去写过激的东西来刺激他们。写了两次后审判长不满意，叫我重写。我与同监室的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克洲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信号，他们有可能释放我！于是我就写了一个认识，除了空话外，我写了一句双关语：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该次事件，中国将不可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言下之意是可以进行其它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我相信审判长和监狱管理的警察还是有些察觉的，他们看到这个认识都有些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不过都没有揭穿。
12月中旬，我获得了自由，随即我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对我做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春节过后，我就回到学校要求读书的权利，学校不让我住进原来的宿舍，安排我住在运动员和培训学生居住的七号公寓里，一边应付我。
此时，我就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参加了八九民运的学生和老师。
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与主题有些距离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许多八九民运人士实际在运动前和运动中很少有机会交流。运动发生之时大多数都是比较单纯的学生，有些是研究生，基本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行动。大家的政治斗争经验基本没有，更不用说相互配合和纪律约束这些东西了。实际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跟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二十年来我跟许多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交流过，这是一个共识。许多人都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虽然在被关押期间我们都进行了许多反思，但在自由的环境中无拘无束的交流还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铁窗以及”六四”血的教训，大家似乎都成熟了许多，也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隐隐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发酵期。一些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经历了监狱的磨难和流血考验的人们不可能去逞匹夫之勇了。
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中学同学刘贤斌提供的。
刘贤斌在中学时就非常关心政治，他算的上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高中时他通过将班上要好的同学结拜为兄弟的方式来形成一个团体，大概有十几个人，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比较正直和有勇气的，好几个人因此还受到牵连，甚至被关押，毕业工作也受到影响，一个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乡村工作很多年，民运人士欧阳懿也是这个”兄弟连”中的一员。不过八九民运时刘贤斌没有参加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他参加了许多示威活动，而且回到四川遂宁家乡张贴大字报。所以”六四”结束后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理。不过他也就与民运的中坚分子没有联系。
但是当通过我让刘贤斌认识了许多八九时期的领袖后，他非常兴奋，跟许多民运人士进行了交流，而这些人也通过跟他的交往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刘贤斌很快就被警方注意，并因为八九时期在四川遂宁贴大字报的事情被抓，后来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半。好多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胡石根等人找过他，交流过对中国民主化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他在91年不被抓判刑，92年也跑不掉，”因为当时我跟九二案件的很多人都见过，后来组党一定有我一份”。这个事实说明，九二组党在1991年春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二、再次被关押
期间我们原来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也来找到我，这时我才了解到，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在”六四”事件中两名学生被戒严部队打死，其中一个是四系（光学工程系）的刘洪涛，，有两个学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五系（电子工程系）的禹方强。而在90年3月，原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周建军、殷卫江、王满全与南开大学的教师戚津生为了纪念”六四”烈士死难一周年计划在清明节的时候到北京大街小巷散发小白花，他们形象的将之称为”四月雪”事件。不过该计划被警方察觉，他们也被抓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是很有名的”K字楼”。由于周建军等都是在校学生，所以在秦城监狱中的学生被处理后，他们也就被释放了，戚津生应该被判刑了。我在这里述及这件事是想说明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反对者，不管当局怎么镇压，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放弃的。
我于91年4月底回到家乡–四川省遂宁市，这是逼不得已的事。因为我到人民大学怎么都找不到刘贤斌，他的同学也都说不知道刘贤斌的去向。这件事引起我的怀疑。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失踪，我的一个同学出了一个主意，我找了一个人冒充刘贤斌的亲戚，刘贤斌的一个同学才说刘贤斌可能被抓了。我只有尽快回到家乡，希望从刘贤斌的家里证实这个消息。于是我加紧与学校关于我的学籍谈判，学校副校长李志祥答应让我回去参加高考，他派人到四川来录取我，我不知这个承诺是否是真的，但是对我来说重返大学校园极具吸引力。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09年9月15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