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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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30个人中有20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20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20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3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3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80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20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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