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10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21人,排在前3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他也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了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我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10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这时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我的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10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我失声痛哭当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我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里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20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20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见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20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人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我的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我在这篇大字报中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我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20年了。20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20年呢?20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20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20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20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20年又算得了什么呢?100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20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20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20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20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 遂宁百盛家园

人与人权(2009年4、5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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