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军是四川民主党的一个重要领袖，我认识他缘于我的一篇文章。1995年初我曾写了一篇《后邓时期与邓后时期的中国政局》的长文，写成之后我拿了一份打印稿给成都的王林建。当时我与王林建也认识不久，王林建是四川大学”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曾被当局关押过一年多时间，他与成都的民运朋友很熟稔。不久他就告诉我，说我的这篇文章在成都的民运朋友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几个朋友很想见我。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我认识了汪建辉、袁亚娟、买天让、杜力等几位朋友。汪建辉是福建人，也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当局判处劳教一年，出狱之后就在成都谋生，我认识他时，他正在《成都商报》工作，袁亚娟是他的妻子，也是成都某报的记者。有一天，汪建辉夫妇告诉我，说有个叫胡明军的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章后也很想见我。当时我正致力于四川民运的整合工作，因此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认识他。没过几天，汪建辉夫妇就带我到胡明军家登门拜访。
当时胡明军住在成都西边的”八一”中学，他的妻子在这所学校任教。胡明军见到我后非常高兴，他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已从汪建辉那里知道了我的基本情况。在此之前，我听见汪建辉他们称他为”老胡”，我以为他比我们要年长许多，谁知见面之后才发现他只比我大几岁，个头比我略高，戴着一副眼镜，面容白皙，举止文静，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一番寒暄之后，胡明军给我们讲起了他的经历，原来他是四川攀枝花人，”八九”民运时他积极参加了攀枝花市的民主运动。说着他就拿出了当年参加游行的几张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上的他头上系着一条布带，正在高呼着口号，完全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样子。他又告诉我们，在”八九”民运之后，他也受到了单位的政治审查，于是在九十年代初他就辞职下海，开始干起了个体户。最早他在成都靠摆地摊谋生，积攒一些资金之后他就开了一家电脑婚纱摄影，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终于跻身于有产者之列。面对胡明军的勤奋和精明，我只能感到惭愧，1994年初我与欧阳懿也曾在成都荷花池市场里卖过皮鞋，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尤为可贵的是，胡明军在谋生和经商的过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没有忘记”八九”民运的理想，他一边挣钱，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一边写作，在成都的几年，他居然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文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国时局的深切忧虑和强烈的使命感。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流，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以后肯定会成为我的战友。但可能是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他当时的思想显得还不是很成熟，甚至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主。在”八九”民运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经过”八九”民运的洗礼后，尤其是1994年我到北京与王丹、李海等人相处一年之后，我已彻底放弃了这种思路，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应当选择”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为此我与胡明军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虽然没有说服他，但后来几年胡明军却逐渐接受了这个原则。
认识胡明军之后，我们很快就成为了要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交流思想认识和对时局的看法，没多久他就成为了四川民运圈子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那几年，我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是一个典型的”无业革命家”，经常在四川各地、西南各地甚至全国各地走动。胡明军知道我在经济上很困难，就经常对我施以援手，当然在他看来，援助我就等于在支持四川的民运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还在成都为我租了房子，并一再劝我要安心搞民运，不要考虑经济方面的事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民运在经济方面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胡明军等朋友的支持，我不知道自己在从事民运活动中能坚持多久。除此之外，胡明军还从经济上帮助过许多其他朋友。
1998年，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判处十年重刑的张明出狱，我与胡明军一起到郫县看望了张明，在了解到张明急切地想找份工作时，胡明军马上就决定让张明到他那里打工，月薪一千元。前不久我和张明谈到胡明军时，张明还对”老胡”当年的帮助深表感激。也是在1998年，四川广元的民运人士佘万宝也来到成都找工作，胡明军又让佘万宝在自己那里打工，并让佘万宝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而且还在”中央花园”租了一套房子让佘万宝住，当然我这个东西南北人有时也会住在那里。这个时候，浙江的王有才等人已经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我们四川虽然没有马上跟进，却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当时四川的民运也比较活跃，我们在成都每周都要举办一次沙龙，每次聚会都有至少十多个人，一切费用全是胡明军承担。
在筹备组党期间，胡明军又专门为我们配置了一台电脑，用以打印文稿。而且在那个时候，经常有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成都来商讨组党事宜，如浙江的吴义龙、北京的査建国、东北的王泽臣、西安的傅升等人都来过成都，不用说，这些费用也全是胡明军承担。记得在四川组党前夕，我们平均每天要开销几百元钱，其中大部分开销都是由胡明军来承担。如果换成一般的生意人，对于这么大的开销一定会感到心痛，但胡明军却从来没有为此计较过，尤其是他本人当时并不怎么富裕。这只能说明，在胡明军的心中，中国的民主运动重于一切。1998年底，我接过秦永敏的”人权观察”之后，胡明军又专门为我提供了一台价值几千元的传真机。所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若说到在经济方面对四川民运的贡献，没有人能与胡明军相比，可以说他是那个时候四川民运的萧何，他为四川民运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直到今天，想起这些往事，我还对”老胡”充满深深的敬意。
然而胡明军却并不满足于当四川民运的萧何，在他内心深处，他很想象我一样公开从事民主运动，而且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理论水平、组织才能都是非常不错的，但考虑到他对四川民运的重要性，我们就一直有意地限制他，尽量不让他从事公开的民运活动，生怕因此而毁了他的经济事业。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却一直把他看成四川民运的重要一员，所以每当遇到民运方面的重要事情，我和佘万宝都要找他商量。我们之间的信任、默契深为当时各地民运朋友所称道，有人戏称我们三人是当时四川民运的”三驾马车”。在组党运动前期，我们四川民运对组党这件事一直非常谨慎，我们认为这会导致当局的严厉镇压，所以尽管山东、北京、天津、湖北等地已跟随浙江公开组党，但我们四川方面却一直按兵不动。后来考虑到中国政府即将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作为公民，尤其是作为当时国内民运的重要地区，我们认为有必要表明我们的态度，于是在经过分析、讨论之后，就决定在1998年10月15日也就是公约签署的第二天公开申请组党。
但是我们仍然担心受到当局的镇压，所以就决定不倾巢而出，而只派三个代表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即使受到当局的镇压，四川民运的有生力量还能得到保存，有利于四川民运的长远发展。在这段时期，胡明军表现得相当积极，很想参加四川民运的公开组党活动。按理说，以当时胡明军的能力水平和在四川民运圈内的影响力来说，他应当是四川民运公开组党活动的合适代表，但考虑到他对四川民运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我和佘万宝最后还是劝阻了他，并决定让黄晓敏来弥补这个空缺。当时黄晓敏才刚进入四川民运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当局对黄晓敏还不是很重视，如果当局真的最后要进行镇压，黄晓敏也不会受到太严厉的判处，同时也就保护了胡明军。当然这样的后果是跟黄晓敏讲清楚并征得他的同意了的。因此在10月15日，佘万宝、黄晓敏和我就代表四川民运界到四川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备委员会”，而胡明军则和文强、杨伟等人跟随助阵。四川的组党活动掀起了国内组党运动的第三波高潮，紧随我们之后，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等省也进行了公开的组党。
胡明军虽然没有代表四川民运去公开组党，但他却一直是四川民运组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那段时期我们一直在他经商的办公室里一起商讨组党事宜和其他民运事宜，他在成都磨子桥的那间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当时四川民运的总部。在此期间，我们还以”万贤明”的名义发表了几篇时政文章，”万”就是佘万宝，”贤”就是刘贤斌，而”明”就是胡明军，其中有两篇文章就是由胡明军亲自执笔写成的。四川公开组党之后不久，北京的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邀请四川民主党代表过去商讨民运事宜，胡明军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拜见徐文立，看见他热情这么高，干劲这么足，我与佘万宝就不好意思再阻拦，只好同意他去。他这次到北京不仅见了徐文立，而且还见了”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彭明。
不久，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三位民主党领袖被当局正式逮捕，在此之前秦永敏曾委托我们四川方面，说如果他遭到逮捕就由我们四川方面继续主办他所创立的”中国人权观察”。君子重然诺，为了不辜负秦永敏的托付，我就回到遂宁以临时主办人的身份继续办起了”中国人权观察”。但在当局的打压之下，我后来也无法再办下去。于是在1999年1月我又来到成都，与胡明军等朋友见过一面之后，又到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北京走了一圈，与各地朋友商讨组党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到北京之后不久，我就被当局抓捕，在北京市收容所被关押一月后又被送回遂宁，从此我就受到当局的监视居住，再也无法离开遂宁，直到1999年7月7日被正式逮捕。同年8月6日，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进行了公开审理，在进入法庭之前，我看见了胡明军与许多朋友在法院门口对我进行声援，这是我见到胡明军的最后一面，但他却并没有看见我。当天法院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庭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三年，我对此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相信四川民运不会因为我的入狱而停滞不前，我相信胡明军他们会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而继续努力。
果然，在我与佘万宝入狱之后，胡明军、欧阳懿、陈卫等人相继扛起了四川民运的大旗，而胡明军更因为与王森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而被当局判以重刑。直到2002年，我才在监狱里面获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从达州监狱转监过来的一名服刑人员，他告诉我说，他曾在达州看守所与胡明军关押在一起，胡明军已被判了十一年徒刑，王森被判了十年徒刑，都已被押送到南充的川中监狱服刑。他还说，胡明军与王森在看守所里表现得很坚强，并且经常向其他被关押的人员宣讲民主党的主张和事迹。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虽然以胡明军的性格来说，他迟早会走到这一步，但从四川民运的长期发展来说，他的入狱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2008年我又碰见了几名从川中监狱转监过来的服刑人员，他们在川中监狱服刑时刚好与胡明军、王森关押在同一个监区，于是我从他们那里又了解到了胡明军他们在狱中的一些情况，得知他们在狱中的处境很差，而且没有获得一次减刑。而这时我在川东监狱已获得了三次减刑，即将走出监狱。与我的软弱、明哲相比，胡明军、王森真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啊。出狱之后我又从朋友处得知，胡明军在监狱里经常被关禁闭，听说在”5o12″地震中，当其他服刑人员都从监舍里跑出来时，胡明军却仍被狱方关押在禁闭室里。如今胡明军的刑期还有两年多，我不知道他最后能否健康、平安地回到我们的身边，我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老胡，你一定要多加保重！”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相信胡明军在经受长期炼狱的痛苦考验之后一定能在将来担当更大的责任，而他对四川民运的重大贡献也必将会彪炳史册。
2009年9月22日写于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民主中国首发】9/2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