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
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复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一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一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一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一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里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一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一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一致。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里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一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一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一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你，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你，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你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你还是底层，可以让你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论民运》中对此也有所评论，摘录于此：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乃至是麦卡锡、特朗普的拥趸。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当然它和它的继承者后来变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诉求很多是左倾的）、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张不一定好，但品质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特朗普式的，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特朗普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特式右翼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以上摘录的，因推特字数所限，文字不够严谨系统，还请谅解。
说到“民间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有识之士一定要为中国未来培养和动员起更多既有丰富知识和广阔视野，更有良心、同情心和责任感、心系人民的新一代学者、社会活动家，要让中国民主和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中国未来是怎样的，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青年一代，新的“民间力量”是怎样的。如今中国青年普遍沉沦，高知青年群体也绝大多数为精致利己、明哲保身之徒，乃至有些就是新一代的统治阶层、压迫者。这令人心痛。正是如此，进步人士才更需向逆而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培养和动员有家国天下意识、正义感与知识素养兼具的男女青年。
如果中国“民间力量”有了这样的新生力量，哪怕只有少数先驱者，就会如同对封建皇权致命一击的吴樾、彭家珍，如同于专制暴政中点亮反抗星火的林昭、张志新，在万马齐喑的中国投下振聋发聩的变革之声；如同为茹毛饮血的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让中国荡涤裹在现代化表象下的蒙昧与野蛮，重新探寻并走上民主与科学、法治与平等的道路。（当然，这很难，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仅仅找“突破口”，撬动青年启蒙的支点，都非常困难。而且我们还要避免培养出“在野共”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才”，如逆向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我们一定要做、要培养和启蒙“新青年”，即便这需要多方努力、巨大投入和长久的坚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