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By Alastair Philip Wiper

六部半

2007年,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犹如困兽。他身高一米九,金发,英俊,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住在瑞典的海滨小城马尔默。他三十九岁。他是个挪威作家——小说家,准确地说。他出版过两部颇受好评的小说:《出离世界》(挪威文学评论奖)和《万物皆有时》(北欧文学奖)。他正在写第三部——那正是他困境的来源:他写不出来。他已经写了六年(从妻子怀上第一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父亲的中年离家,父亲的死,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第一次醉酒),他自信有才华和天赋,但是——他就是写不出来。一片空白。写作瓶颈。他被卡住了。

克瑙斯高,By Martin Lengemann

阻碍他前进的清单中包括:纸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香烟、酒、妻子、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妒嫉、虚荣、焦虑……一切。或者说,生活本身。生活本身让他无法继续写作——无法继续虚构,准确地说。他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虚构的能力:他无法再去编一个故事。

因为如果说“虚构”是一道光,那么现实生活就像黑洞,一切都被吸入其中,任何东西都无法从中逃逸。相比坚不可摧的现实,虚构显得可怜、可笑,甚至可耻。但虚构——哪怕是没什么故事的虚构——难道不正是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责任?更不幸的是(或者应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克瑙斯高先生具有一种高强度的、近乎自虐的责任心,无论是作为儿子、父亲、丈夫,还是小说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如此痛苦、焦躁、迷茫、坚持、绝望,直至最终,顿悟。

跟克瑙斯高笔下的其它许多时刻一样,这次顿悟被描绘得具有双重色彩:既日常又神秘。它来自最平凡的日常体验,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半神启式的光晕: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我在面对的窗玻璃中能模糊分辨出自己脸的映像。除了一只眼睛,它在闪烁,以及下方紧挨着它的那部分,微弱地反射出一点光亮,整个左脸都在阴影里。两道深深的皱纹切开我的前额,每边脸颊都被一道深深的皱纹横贯而过,这些皱纹似乎都被填满了黑暗,再加上严肃凝视的眼神,微微下垂的嘴角,很难不认为这是张阴郁的面孔。

是什么雕刻了我的面孔?

今天是2月27号。时间是晚上11:43。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生于1968年,此刻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三十九岁。我有三个孩子——维佳、海蒂和约翰——这是我的第二次婚姻,妻子叫琳达·博丝特默·克瑙斯高。他们四个正在我周围的房间里安睡,这是马尔默的一套公寓,我们已经在这住了一年半。

2007年2月27号晚上11:43。在克瑙斯高的第三部小说,长达六卷本(近四百万字)的《我的奋斗》中,这是个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时间。一切都由此开始(事实上,我们会在第二卷看到,虽然这段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开头,但它的确是他为这部巨型作品写下的第一段话)。一切都以此为轴心向外辐射、扩散、旋转。

《我的奋斗》,2018
1、父亲的葬礼 林后 译
2、恋爱中的男人 康慨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是在这一刻,当他凝视着玻璃窗中自己幽灵般的面孔,当他写下“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产生了一个顿悟:

既然生活让我无法虚构,那么我就来写写这个让我无法虚构的生活。

既然纸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香烟、酒、妻子、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妒嫉、虚荣、焦虑……一切都让我无法写作,那么我就来写写这让我无法写作的纸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香烟、酒、妻子、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妒嫉、虚荣、焦虑……一切。

既然我无法虚构,我就不做任何虚构,姓名、时间、地点、事件——统统照搬现实。总之,这是一次对虚构,对“编故事”的彻底放弃,并且这种放弃因为精疲力尽而显得更为从容不迫。

于是它成了一场对自我的超级凝视。正如这个顿悟场景所暗示的,他久久注视着镜中自己的脸:“是什么雕刻了我的面孔?”这无异于在问:是什么雕刻了我的生活(这令我无法再去虚构的生活)?这3600页的六卷本就是他的回答:是死亡(第一卷:父亲的葬礼),是爱(第二卷:恋爱中的男人),是童年(第三卷:男孩岛),是工作(第四卷:黑暗中的舞蹈),是梦想(第五卷:雨必将落下),是思考(第六卷:终结)。

克瑙斯高, By Beowulf Sheehan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费里尼那部著名的电影《八部半》。两者的主人公都是深陷中年困局的艺术家(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小说家),他们的危机都来源于自己的创作(《八部半》中的导演圭多——他完全可以被看成是费里尼本人的分身——正在筹拍一部科幻巨片,而克瑙斯高则不停地说——以致于听上去就像某种咒语——自己要写一部《白鲸》式的杰作),而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他们最终采取了相同的解决办法,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展示危机本身。圭多在片中的名言是:“我无话可说……但我还是想说”,他接着又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拍摄进去”。这几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克瑙斯高:我没故事可写……但我还是想写——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从“一无所有”到“所有一切”,这两者之间有逻辑关系吗?

D.A.米勒在对《八部半》的精彩论著中曾这样写道:“如果你无法拍摄所有一切,那么无就成了真正的完美。但如果像圭多一样,你不可能选择无,那么所有一切就是最好的替代。……(于是)我们似乎从一种消极的混乱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混乱,从思想贫乏转化为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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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影剧照

但这种“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性”很快就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这种极端的自我沉溺有什么意义?(用《八部半》中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个记者的话说,“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真的以为你的个人生活能引起别人的兴趣?”)时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拍于1963年的《八部半》已成为名垂影史的杰作,而《我的奋斗》则是21世纪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它的英文版已经出到第五卷,中文版刚刚推出第二卷),它让全球无数读者心醉神迷——就像一部成人版的《哈利·波特》,虽然它既没有魔法,也没有情节(几乎没有)。这也许再次说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那就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把自己当回事,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永远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

My Struggle,5卷

即使当我们在阅读别人的生活时,我们也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寻求共鸣、对照,或者补偿。事实上,那正是阅读——尤其是阅读小说——最深层、最本质的原因,不是吗?而所谓文学,难道不正是为更有效地制造这种共鸣、对照或补偿所产生的各种技巧的总称?所以《我的奋斗》的成功秘密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自曝隐私”或“小说真人秀”,它真正的秘密在于,克瑙斯高似乎在有意无意之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技巧——由此我们的阅读共鸣被提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如此全身心地、不知不觉地、无法自控地融入一个角色了?巴尔扎克之后?狄更斯之后?经历过乔伊斯、卡夫卡、贝克特、罗伯·格里耶、唐·德里罗的艰险崎岖,阅读克瑙斯高简直就像在空中滑翔,或者冰面上滑行,轻快得几乎令人有罪恶感。他的叙述似乎带着一种速度感(这也许是因为他写得很快,据说他最多一天能写一万字),一旦踏入其中,我们便像登上了一辆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但同时一切又都是清晰的、安稳的——这是一辆磁悬浮列车。他取消了与风格的摩擦。

虽然他描写的对象包罗万象极其繁琐,但他使用的句子却是雷蒙德·卡佛式的,简洁、透明、流畅,极富节奏感,我们几乎要被它们席卷而去——那也正是它为什么会让人手不释卷,即使没有魔法没有虚构没有情节,即使喝一杯咖啡可以写上二十页,因为:你怎么可能跳下一辆飞驰的磁悬浮列车?

除了这种节奏感,这种白描式的速写手法,克瑙斯高叙事中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反讽”的完全缺失。在这里,语句的节俭克制与情感的毫无克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哭,他怨恨,他愤怒,他温柔,他嫉妒,他挣扎、奋斗(是的,即使这惟一带有一点反讽色彩的,来自希特勒的标题,《我的奋斗》,最后也显得无比贴切)……他几乎毫无掩饰地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正常感情,而这对于现代小说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

如果我们说,《我的奋斗》是近五十年来最真挚的一部小说(它的确是)——那么这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污辱,而不是赞美。因为“真挚”这个词——至少对现代小说而言(更不用说后现代了)——已经彻底沦为贬义。从本雅明到昆德拉,“反讽”已经成为现代写作的必备装置,其重要性就像避孕套之于做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文学的艾滋病:媚俗。那么,克瑙斯高凭什么免疫?
凭借放弃。因为正如我们在一开头就看到的那样,《我的奋斗》并非源自某种希望、灵感或者创意,而是源自彻头彻尾的失败和绝望。2007年二月二十七号的那个晚上,当克瑙斯高决定彻底放弃虚构的时候,他知道那也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伪装,所有伪善,甚至所有风格。这是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悲壮的“真挚”。有哪个作家会(敢)在作品中数十次地反复抱怨做家务让自己无法写作?有谁敢公开声称自己觉得父亲“还不如死了好”?这种“真挚”毫无媚俗迎合之意,它更像是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复仇,一种“文学自杀”。

但出乎意料的是,借助轻盈灵巧的叙述,这种毫无反讽、全盘坦白的“真情写作”获得了比内敛的“零度写作”更为强劲的效果。我们变成了他。变成了他的眼睛,他的思想,他的孤独,他的爱。(当他抱着自己幼小的女儿感叹,“哦,天哪,她小小的心在跳!跳得多么强劲!”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不,摸到——她那小小的、温暖而强劲的心跳。)

《八部半》以导演圭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钻进桌子下开枪自杀而告终,而在《我的奋斗》最后一卷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欣慰地宣布,我已不再是个作家了”。《八部半》里的“半部”代表着什么?那部令人绝望的,永远拍不成的科幻大片?还是这部没有故事,自我映射的电影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我的奋斗》的六卷本是“六部半”。

那隐形的“半部”代表绝望、放弃,和完美。那“半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么在意自己的人生,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回事,我们最终都将归于尘土,无足轻重。但我们应该把这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放弃当成一种动力,一种反抗,一种安慰。就像克瑙斯高在第一卷,《父亲的葬礼》的结尾,当他最后一次面对父亲尸体时所写的:

现在我知道他死了。现在,曾经是我父亲的这样东西已经跟他躺在上面的桌子,或者摆放桌子的地面,或者窗户下方的墙面插座,或者通向他身边那盏灯的电线,毫无区别了。因为人类不过是世界在永远不断制造的许多东西中的其中之一……而死亡,以前我总认为它黑暗,复杂,是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其实不过是一条漏水的水管,一根风中折断的树枝,一件从衣勾滑落的外套,然后掉落在地上。

《我的奋斗》的成功秘密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自曝隐私”或“小说真人秀”,它真正的秘密在于,克瑙斯高似乎在有意无意之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技巧——由此我们的阅读共鸣被提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孔亚雷,1975年生,写作,翻译。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者》,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译有保罗·奥斯特长篇小说《幻影书》,莱昂纳德·科恩诗文集《渴望之书》等。2013年获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提名奖。他住在莫干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来源:《新京报》2016年03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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