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3)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

 3、革命少爷的“革命人生”

郭海长(1916~1992),出身豫北名门,父亲郭仲隗乃河南民主革命先驱,早年加入同盟会,清廷判处“永远监禁”;辛亥后获释,中英合办焦作煤矿公司董事长,国民党开封市党部主委、安阳新乡两区专员,抗战时国民参政员、豫鲁监察使。他有保留地支持儿子参与中共活动,蒋介石大会不点名斥责“纵子为匪,不以为耻”。

左倾学生

郭海长从小受父亲影响,正直敢言,同情弱者。小学毕业考上开封初中,独自从新乡乘火车赴学,车上就打了一场抱不平。1931年夏,15岁的郭海长初中毕业,带着200块光洋求学北平。“九·一八”后参加救亡,加入“反帝大同盟”,担任交通,经常贴传单、游行。1934年夏入辅仁附中,1935年转汇文中学,“一二·九”积极分子,1936年加入“民先”,任汇文分队长、东城区队长。

1937年10月,中共豫北特委书记王心波找他谈话,吸收入党,由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领导。朱瑞兼北方局军委书记,郭海长的主要任务是“统战”其父,搜集豫北军政情报。郭海长兼任“民先”豫北总队长,发展各县“民先”。因日寇进攻,他紧急撤离新乡,与朱瑞失去联系。

1939年秋,郭海长考入疏散至豫西嵩县的河南大学历史系,由于表现左倾,194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郭晓亲至河南大学,吸收他重新入党。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中共基层组织停止活动,郭海长再次失去组织联系。1941年暑假,郭海长被河南大学“劝退”。他赴渝转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该系十分“红”,每旬举行座谈会——“十日谈”。郭以“一二·九”惟一参加者身分,成为主要发言人并主持“十日谈”。院系大规模集会,他也是一门大炮。为方便活动,他加入国民党,既不办理入党手续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要一张“护身符”——国民党证。

省参议员

日本投降后,他随父回豫,办《中国时报》,发行量五千份,创开封新闻界纪录。《中国时报》明显亲共,蒋介石震怒,电令河南省府主席刘茂恩:“查《中国时报》立场反动,言论荒谬,应发动群众运动予以制裁。”

此时,郭海长失去组织联系。1946年4月,中共冀鲁豫区委城工部派老同学李铁林来联系,为经济困难的《中国时报》拎来一箱钞票(刘邓首长特批),郭海长再次入党。城工部长王幼平指示:“郭海长在国民党政坛上爬得越高,就越能发挥较大作用”。于是,郭海长弄来一个省参议会员。如此这般,《中国时报》居然办到1948年6月22日开封易手。同年十月,开封再次易手,中共组建特别市府,郭海长任文教局副局长。

“解放”了,郭海长却无法立即由旧变新,“旧社会头面人物”一变为“新社会上层人物”,引起一些“新社会主人”的不满。偏偏这位“革命少爷”浑不自知,还以为和老区同志一样,都是“新社会的主人”,仍豪爽直率,有啥说啥,我行我素,不拘小节。他特讨厌官场习气,对某些机关“规矩”不以为意,从未意识到必须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社会”。新华社开封分社负责人致函开封市委,反映许多老区同志对郭海长仍是开封“上层人士”很有意见,郭乃“解放前”开封四大少爷,现当上共产党,共产党原来也是这么一批人,云云。

一门三“右”

“反胡风”时,郭海长就已“说不清”,重点审查对象。过去所有的优越性全成了可疑点,各种复杂关系越说越复杂,历史交代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老实”、“企图隐瞒”、“政治立场不稳”、“阶级观点模糊”……接着“肃反”,以前引以为豪的一批朋友与鼎力相助的战友,竟被怀疑“非组织活动”,日常友聚成了“小集团”,一条条一句句交代。烙来烙去,最后宣布结论:“他们中间还没有发现政治上有组织地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但他们议论统战部领导与分工,都是“不应有的错误”。如此这般,郭海长怨气渐积。

“鸣放”一起,号召“向党提意见”,一贯有话直说的郭海长,不再沉默,认为党内提意见不用转弯抹角。他不仅尖锐批评“肃反”的粗暴胡闹,还指出省委、统战部缺少自我批评,对运动中的打人死人、打击面过宽等未做一点检查。他还保护河南上层民主人士。如此这般,河南统战部干部郭海长被划“极右”,《河南日报》整版整版猛烈批判。

老父郭仲隗一生不畏权势不怕坐牢杀头,两次拒绝蒋介石送来的飞台机票,这会儿也难逃“右网”。郭妻韩公超,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时任中学校长,也划了“右”。一门三“右派”,四个幼孙如何长大?刚强的老父绝望了,很快中风,含冤而逝。

郭海长遣送农村劳改,大饥荒时靠刨挖红薯充饥。他最痛苦的是:如此为中共出力,却以“反革命”献身。之所以没自杀,完全是顾及四个孩子不能都丢给妻子。

文革爆发,郭海长当然是逃不掉的“死老虎”。起初在省政治学校“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势似乎很紧张。大概“油水”榨尽,居然只打雷未下雨,突然调至省参事室(研究员),不断写外调材料,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他写了四百多份证明,对象有部长、将军,也有普通干部,多数是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来的四百多份材料,经得起时间与道德的检验,可以对历史负责。

文革后,郭海长终于恢复党籍,“民革”省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充沛的精力,都耗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1]

2010-12-28于沪

[1] 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一生都在波涛中》,中国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上册,页157~184。

原载:《开放》(香港)201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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