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先是从物资上，后是从道义上减少了对别国共产党包括东南亚国家共党武装斗争的支持。至1980年代中，这种支持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十分明显，中国支持别国共党武装斗争的钟摆，已经从激进主义摆向了温和主义。
这个钟摆将会摆得更远吗? 在其当前朝向温和—端的摆动中，将会摆出多远? 这—摆动是假的摆动吗? 它会不会再摆回来? 推动这一摆动的，除了中国国内发展需要以外，还有其他的需要吗? 如果说两个共产党巨人——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和解，那么是哪—方的思想变化最大? 何时，为何和如何变化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认真考查中国自身对其政策取向的表述。
众所周知，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行分析，即：国际体系层次、主权国家层次、个人特质层次和意识形态层次。 迄今为止，还没见到中国官方作过任何具体声明，来行阐述他们当今对于毛泽东式暴力革命抑或赫鲁晓夫式和平过渡问题所持观点。在1960、1970年代，这个问题曾是引发国际社会出现湍流的极大问题。中国官方未有声明一事，使得大多从国际体系、主权国家、个人特质三个分析层次来行考察上述问题的努力，遇上视野模糊之累。然而，由于行动—成不变地来源于思想，所以，若集注意力于最后一个分析层次即意识形态，认真考察一下中国官方和准官方的出版物自己说了些什么，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说，在回答中共如何改变了它对泰共和其他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一问题时，本项研究将着眼于更为概括性的意识形态层次，来行分析中国在其国际共运政策取向上有了什么变化；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去探究中共为何以及如何决定取消对于泰共武装斗争的支持的内幕。这种国际共运政策取向像一个过滤器，中国给予或者取消对于泰共和其他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的决定，在其成形以前都须经过这—过滤器过滤。由于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都一成不变地证明了它对共产党行为的成型方式和取向方式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采用上述这种更加概括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着眼点的研究路径，肯定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为何取消对于泰共和其他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这—较为难以具体回答的问题的认识，变得清晰起来。
为了评估中国在毛泽东式暴力革命抑或赫鲁晓夫式和平过渡模问题上的观点变化，本项研究将会试图借助中国官方和准官方的出版物，来论述中国在下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的最新观点：(1)“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吗?”(2)“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样板中心吗？”(3) 以及最为重要的，“武装斗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吗?”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于1978年开始，出版名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分类资料集子，它有选择地复印全国各地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它所收集的有关理论性文章，大部分应被视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或者至少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毋庸置疑，这些文章应被视为经过当局批准，或者至少得到当局容忍。因此，这些文章可以被视为是准官方的。本项研究全面参阅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三个分集，即《D1科学社会主义》(本章以下简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D1科社》)，《D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章以下简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D3共运》)和《D6中国外交》(本章以下简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D6外交》)，并且从中引用了近百篇文章的论点及论据。据信，这些文章的大部作者，都是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专门人员，因此，他们与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联系，比起他们的那些在离开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人较远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同事，来得更为密切。再加上从其他来源所获得的信息，这项研究将能使我们更加真实、更加正确地评估中共高层领导在毛式暴力革命与赫鲁晓夫式和平过渡问题之上所发生的思想变化。
新的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
就中国在毛逝世以后所采取的的政策取向而言，迈克尔•B•亚胡达观察到了：“也许，对毛的遗产的最大背离，便是全抛弃或者半抛弃了他的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 从1980年起，中国高层领导就开始修改中共过去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声明，当推邓小平于1988年5月会见来访的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时所讲的话:
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70年代以后，人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
1986年7月，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重要文章。作者陈启懋，时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陈氏指出，到1984年为止，二战以后爆发的大大小小战争共计139起，却没一起发生在发达国家，所以他辩称：
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战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新的科学论断，而不能停留在列宁在一战前后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所作的论断上，更不能简单搬用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提出的某些观点。
陈氏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论述了作为二战之后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结果，新的大战得以避免发生的现实可能性。首先经济，由于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再是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适宜手段。各资本主义国家曾发生过千百次争吵，但谁也不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而是谋求通过不断的谈判，反复的讨价还价来求得调整。其次，战后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当代国际体系多极格局的形成，结束了战前几个列强主宰世界的局面。不难理解，这两个反垄断的因素对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来说，均属至关重要。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打赢他们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局部战争，这说明超级大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主宰世界了。再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已经到达了所谓“核恐怖均衡”的阶段，从而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并促使保卫世界和平力量发展得更加强大，更有组织。
由此看来，中国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赫鲁晓夫早于20年前就弄明白了的道理：当武器发展到了可以威胁所有人类生存的水准，某个国家若是发动战争，其结果不但会毁灭对方，而且也会使自己难以存在时，任何人都不能不慎重考虑发动战争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超级大国尽管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却均应避免迎头相撞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高层领导最近几年所发表的各种言论中，陈氏从四个方面归纳了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新观点：(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2)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3) 但是，能够制止战争的和平力量有了令人鼓舞的发展；(4) 只要世界人民坚决地进行斗争，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本世纪 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那么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了。
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是与“时代论”密切相关的。时代论一向是制订与发展国际共运战略战术时最为基本的依据。
众所周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式，曾把当今时代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这一时代“充满着冲突和战争，前进和倒退，胜利和失败，无产阶级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逐步走向胜利。”据认为，“当今时代的主要内容与方向都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 尽管各国共产党对于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公式却—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
1988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理论家高放争辩说，苏联共产党于1986年制订的党纲不像以前的党纲，它在仍然坚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提法的同时，取消了“帝国主义崩溃”的提法，新增了“两个世界性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历史性竞赛的时代”这一表述。高氏认为，这一修改说明苏共高层领导对于时代作了更清醒、更现实的研究。关于时代的看法，高氏的观点甚至比苏共高层领导的观点更为悲观。他说苏共的：
这种概括是不够准确的。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全世界都不会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看来，这一过渡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
几个月以后，高氏进—步对当今时代下定义：
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处，合作和竞赛。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必要的条件和途径……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同资本主义竞赛和竞争，才有可能超过和取代资本主义。
由于高氏在当时负责主持准官方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故尔很难把他的观点成是纯粹个人的。何况，学会的另一位负责人王惠德，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实际上，高氏所主张的观点早已被许多别的人所散布。例如，一位名叫黄百炼的省级理论家，早在1985年就抢在高氏前面，阐述了这—观点：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展开全面的和平竞争，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都在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力争政治稳定，社会繁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用战争和冲突的方式，而是用和平的手段，在保存人类生存环境的前提下，探索社会变革的各种途径和方法。
黄氏于此并没有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公式是错误的，他只是巧妙地把他的所谓的新一时代说成是对前一时代的继承。
陈启懋和黄百炼都提及：毛泽东的错误的时代理论，曾经引起“逆火喷射”，无论是在国内领域或者是在国际领域，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黄氏说道：
过去由于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的特点，并且受林彪杜撰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影响，我们始终把向资本主义直接进攻，作为我们的国际战略和策略。那时我们提出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早打，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战争的口号，搞备战备荒。这样贻误了我们和平建设的时机，反而降低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威望。与此联系，也使本国人民遭受了一场灾难。
陈氏还把毛氏错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事，部分地归咎于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左”的估计。”
中国应否成为世界革命样板
迈克尔•B•亚胡达把大约从1963年7月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这一段时间称为“毛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别国人民战争的支持。在这一阶段，中国高层领导坚持认为，那些致力于暴力革命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那些以和平过渡为目标的共产党，则是异端的修正主义政党。中国将同前者“同舟共济”，不同后者“同流合污”，而且还愿意充当世界范围暴力革命的根据地。由于这些倾向于暴力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大部分均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生活在东南亚国家，因此他们都被期望在其当地的武装斗争中，遵循毛式的农村斗争模式。于是，这便构成了中国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则。
然而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领导集团就对这一毛式原则施行了“拨乱反正”。1980年5月31日，邓氏公布了他同中共中央联络部一些高级官员的谈话内容（该部的主要作用，过去是负责中共同其他共产党或者组织的关系，特别是负责中国对于别国共党或者组织所从事的武装斗争的援助）：
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这篇题为“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的讲话，后被收进《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于其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表述了以下四条新的原则：
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予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据报道，胡氏在十二大召开前后接见外宾时，曾经反复讲述以上四条原则。
198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廉岩的文章“谈谈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的调整与发展”。 该文逐—详述了这些原则：
概括地说，真正的独立的自立，就是各国党对本国和本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对某一外国党或国际中心负责；这就是各国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自己选择本国革命、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方式，而不是照搬别党别国的现成模式；就是各国党自己决定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主张，而不是服从于某个大党大国的外交斗争和政策需要；就是各国党自己管理党内的一切事务及处理同其他党的关系，而反对任何外来的干涉和控制……我们反对用所谓“共同战略”和“协调行动”来约束别国党的行动……反对借口国际主义去干涉和控制别党别国的行为。
党际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各党不论大小强弱，历史长短，执政或未执政，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战后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表明，它不需要也不应该有领导中心和领导党。任何一个党，不管它的历史有多长，不管它的革命胜利有多早，也不管它的经验有多丰富，都没有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的特权……
我们还认为，各国党都有长处和短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由于各国党的处境和经历不同，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各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或不同意见，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应该成为发展相互关系的障碍。对于这种意见分歧，只能求同存异，或通过自愿的友好协商和耐心的互相等待来逐步解决，而不能强求一致，或把一方的意见强加给另一方。
各国党之间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一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教训。没有这一条，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都谈不上。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各国党之间当然也要互相帮助，但决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都只能使别国的革命事业受到挫折和失败……”我们党所强调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仅包括不干涉别国党的一切内部事务，而且包括不通过党的关系去干涉对方国家的内政，也不利用党的双边关系去损害其他党及任何第三者。
1985年5月，胡耀邦在接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对这四条原则又补充了三点；即在中共与别国共产党之间：(1) 不应该签订任何秘密协定；(2) 不搞侵犯国与国关系的物资援助；(3) 一方不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另一方。
在这方面，大部分准官方出版物，均以千篇一律的三部曲来论证中共的这四条原则：第一，马克思、恩格思和列宁在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中，早就对这四条原则的精神有所论述；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已故的毛泽东完全执行了这条路线。在这方面的两个突出事例，便是毛泽东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战争时期，拒不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和于1960年代中期，推动中共与苏共决裂；第三，苏共坚持以“老子党”的身份在国际共运中出现，曾带来过巨大的挫折和混乱。
然而，由于中共与苏共关系正常化在当时还属无望，这四条原则明显地是在谈如何调整中共与东南亚共产党和西欧共产党的关系。像以往一样，在毛氏领导阶段（包括文革期间），中共主要是依据其在暴力革命抑或和平过渡问题上的观点，将东南亚共产党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把西欧和东欧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的政党。而到如今，这种二分方法却被认为属于错误。对于中共在这一阶段中“强行推动革命”的过火行为的批判文章，赫然出现。不过，相对“强行推动革命”过火行为所致负面影响而言，这些文章无论是在数量上或者是在份量上，均显不相匹配。
其中，陈秀惠撰文警告说：
文革中，我们……以我划线。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推倒了斯大林式的金字塔结构，还会再生一个类似的纵向结构，这等于自己毁灭自己。
付斌明确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因而也出现了一些把自己的意见或观点强加于人的作法，妨碍了同各国党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发展。
而马鸣棠则说得更为直接，他甚至把邓小平的谈话，视为邓氏就中共对己以往处理与其他共产党关系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公开自我批评。
不难看出，大部准官方理论家在论述这个问题上，仍属含糊其词。但是有个名叫张明养的理论家特别敢于直言。在他的文章“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中，张氏把中共的错误大部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
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喊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施展种种险恶的手段，首先是否定我们建国以来外交斗争的伟大胜利，给革命外交路线扣上“三降一灭” 的修正主义帽子，然后炮制一套反动的谬论和战略方针，如“革命影响论”啊，“世界革命中心论”啊，“下层路线”啊，“四面出击”啊等等，作为推行其极左路线的理论根据和行动纲领……这一为列宁所批判过的“强行推动革命”论，在一段时期内使我国的国际声望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值得提及的是，“强行推动革命”这一术语，曾被好几位准官方理论家所使用。“强行推动革命”其实可被看作是对另一个不好听的术语“输出革命”的代用语。
准官方理论家不仅否定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更下力气地否定了国际共运以某个组织或者某个政党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
陈秀惠在他的“从金字塔结构到网络结构：试论当代国际共运的结构性变革”—文中，把国际共运中斯大林式的党际关系模式，描绘成一种纵向的，类似于金字塔的结构，苏共位于这一结构的“塔尖”向其他党发号施令。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均曾试图维持、修补这种已被证明是当代国际共运发展的—个主要障碍的金字塔结构。要他们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过去曾经一度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陷入了这种结构模式当中。另一位准官方理论家吴江承认道，我认为我们不必讳言：我们自己也曾是“两个对立阵营和市场”理论的信徒：
……例如，我们曾错误地批判过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及其自由进入西方世界市场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未能意识到正是“有一个领头的国家是必要的”这种理论与实践，曾经是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磨擦，不公正，冲突，侵犯主权和军事入侵等的重要原因。这一错误的观点现在已在大多数情况下逐渐地得到了纠正。它也必须要纠正。
陈秀惠继续指出，这种以苏联为中心的纵向结构曾经受到三大横向运动的冲击，即南苏冲突，中苏冲突，和西欧各党与苏共的冲突。陈氏早在1986年就预见到，或许会出现第四次横向运动，即东欧各党与苏共的冲突；如果这一横向运动出现，将会最终敲响上述金字塔结构的丧钟（1980年代末这还真出现了）。陈氏宣布，一种新型的网络结构已在崛起。联结各国共产党的新形式，应是双边或者多边会晤。与旧日的从属型、单一型和封闭型的纵向金字塔式结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种新型网络结构是自主型、多元型和开放型的。这种结构替换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有可能帮助目前的国际共运渡过其当前面临的致命性的结构危机。
武装斗争并非颠仆不破法宝
现在终于轮到讨论本项研究最感兴趣的题目了。暴力革命以往常被中共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法则。“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共喉舌《红旗》曾于1964年说道：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法则，承认不承认早的国家机器必须被打碎，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与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众所周知，由于暴力革命抑或和平过渡问题曾是共产主义信仰核心部分，以致它—度成了中苏两党大论战的焦点，但是，从前述林林总总中国近年以来的官方和准官方的出版物来行判断分析，人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今天的中共也像过去的苏共—样，不再坚持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法则了。邓小平领导集团业已大步跨越了这个“分水岭”。
暴力革命不再普适于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大多数准官方理论家均像以往一样，首先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朱本源在他的“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暴力革命论与和平过渡论初探”中，得出如下结论：18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暴力革命当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遵循的唯—道路，但至1870年代初到1890年代前半叶，他俩就开始把这条道路限制在在大多欧洲大陆国家，同时还认为，所有那些采用议会主义和普选制度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可能走和平过渡的道路。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合法的道路。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合法的道路。马克思认为，至于究竟应当走哪一条道路，那就“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因此，把其中的任何一条道路确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模式，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篇文章的续篇“列宁的暴力革命论与和平过渡论初探”中，朱氏进一步强调指出，列宁“并不否定在适当情况下进行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列宁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论，是针对当时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机会主义只承认和平过渡而否认暴力革命的偏见而发的。列宁的和平过渡观点是和马克恩、恩格斯的相应观点一致的，即：在那些已经建立和将要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反之，在议会民主制徒具形式而议会权力受到限制，或者是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议会民主制度的那些专制或者半专制的国家中，暴力革命便为不可避免。
朱氏争辩：自从“第三国际”(1919——1943)成立以来，苏共就一直把它的观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强加于各国共产党之上。这种做法是同坚持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一正统立场分不开的。
朱氏在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观点后，推论道：
所以这样看来，以是否赞成暴力革命是绝对模式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党是否是修正主义，这种是非标准是错误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洪韵珊于其“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一文中，提出了四点看法：第一，适宜的革命道路的问题，只具有策略意义，不具有原则意义。不应把策略提高为原则；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认识，有—个随着革命斗争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后，洪氏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能够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根据这一思想，不能把暴力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把和平过渡视为修正主义的观点；第三，说恩格斯晚年强调合法斗争就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第四，但是，要不要取得政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属于策略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把合法斗争置于策略地位的。
在反驳王海鲸关于暴力革命是必然的， 和平过渡是偶然的这种观点时，张秉夫论证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革命道路不能随心所欲地挑选，不能事先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必须依据主、客条件来确定革命道路。 他又补充说：
如果压迫阶级足够理智，肯放弃暴力；或因其暴力机器不完备，或因其他原因，使压迫阶级不能使用暴力，那么，无产阶级就可以和平过渡到新政权。
在探讨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李洪雨也阐发了他自己的论点。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大经济危机均未直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相反，倒是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形成。然而，在核子时代，必须避免发生一场世界大战，同时这场大战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李氏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不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他说，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战略任务是通过和平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实现和平过渡的主、客观条件如下：
——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基本上只是人民斗争的目标，而现在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得到实现。那些迫使资产阶级屈服于无产阶级意志的条件，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优势；其教育水平和组织程度，均有相应提高。
——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成功地通过它们在议会中的代表，分享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
——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对无产阶级采取了妥协政策，这有助于铺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有些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指望从警察、军队、大学、教会那里得到各种支持。例如于1976年，在罗马举行的选举中，治安部队绝大部分人投票支持意大利共产党。
高放对于当前国际共运的看法更为悲观。他指出，1960年代以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在缺少革命形势的国家，既无法发动暴力革命，也难以实现和平过渡；在大部分确实出现过有利于暴力革命的形势的国家中，成功地进行武装斗争也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高氏的处方是什么呢？正像“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高氏建议说，我们也可以说“条条道路通通向社会主义”。他的意思是说，所有可能走得通的道路，都可以被合法地视作是革命的道路，应由某个党自己来决定它走哪一条革命道路。暴力革命不是苏联城市暴力革命模式和中国农村暴力革命模式的专利，和平过渡也不是议会斗争模式的专利。
战后“交枪逆流”得获平反。中共准官方理论家们甚至对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政府缴枪投降这一问题，也给予了重新评价。
二战以后，法共被迫同戴高乐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达成妥协，把它在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由25，000名游击队员组成的武装部队，以及它的“爱国民兵”组织解散了，并以此为条件加入了合法政府。据说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西欧一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都这样做了。这种做法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和批判。1960年代，中国的新闻媒介对于这种做法持完全否定态度，给西欧有关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法共的这类行为，批判性地扣上了“缴枪逆流”或者“议会主义背叛”等大帽子。
然而，北京中央党校科社教研组研究员、准官方理论家胡振良却说：最近，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更为公正地评价这一历史实践的呼声，越来越大。他的文章“二战后法共缴枪政策初探”发表于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期刊上。于其中，胡氏大胆辩称，法共在二战之后当时形势之下，决定放弃武装的举动，应被重新评价为是对的，因此是合法的。首先，胡氏指出，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得到了大多人民的支持。远远没有接近它的“历史性末日”。其次，法共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由于战争初期阶段的失误，法共在发动针对德国入侵的武装抵抗方面，落在了戴高乐派后面，故尔在战争临近结束时，它的力量仍然相当弱小。第三，由于每地的革命不是相互孤立的，因此法共就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法国当时完全处于盟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并且由于离苏联红军太过遥远无法得到援助。苏联的战略是尽快地结束战争，并避免同美国及英国发生冲突。这三国还在它们之间划分了势力范围，即东欧归苏联，西欧归美、英。在这种情形下，法共如果发动了武装斗争，是很难能指望得到苏联的同意和支持的。所以，法共的决定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胡氏的结论是：
如果爆发内战，从力量的对比来判断，法共即便能抵抗一、两个月，最终也必然要失败。如果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法共将彻底失掉它的合法地位，以及避行合法斗争的前提条件。因此，为了尽力适应形势，对法共来说，放弃武装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胡氏继续论述：当时法国的形势，并不同于确实具备不须放弃武装的有利条件的中国和南斯拉夫。他强调，法共当时，“交出武装，势在必行。”
中共高层默许淡化暴力革命
北京大学曹长盛教授在接受作者面访之时披露，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国务院下属的国家教委，曾经联合召开过一系列会议，讨论中方于1960年代中苏论战中所发表的“九评”的是非对错。许多与会者都是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员，有些则更是上面引述过的准官方理论家。对于“九评”的每一评的评价，会议都作了简报，送到中共高层领导手里，此外，中共中央联络部还向中央呈送了两份独立的总结报告。除了一些个别问题之外，这些会议对于“九评”所持的态度，基调是否定的。联络部的两份总结报告请求中共高层领导批准这些会议所作的结沦，并责成党的有关机关把它们下发全党，以便统一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中共高层领导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他们自己的立场，但却正式地把这些会议看成是作用积极的且富建设性的。两年以后，从其自身也已重新制订国际共运政策来行判断，中共高层领导观点改变一事，已属极为确凿。
另一方面，在1981年和1982年之间，国务院下属的外交部曾经两次召开驻外大使会议，来行批判性地评价先前僵硬的反苏政策，但是会议未能作出意见—致的结论。会议的分歧意见被上报给了中共高层领导。于其他们答复之中，中共高层领导建议，这类讨论现应结束。
曹教授还对笔者说，外交部的两次驻外大使会议认为，从1966年左右起，到1972年他病得不能坚持工作为止，一直全权抓联络部工作的极‘左’派康生，理应对在激进的毛主义阶段，向国外“强行推动革命”一事，负上主要责任。
总之，无论是官方、准官方的出版物，还是其他信息来源都可证实：邓小平在暴力革命抑或和平过渡问题上从激进主义向温和主义的转变，不仅是外显行动上的，而且还是思想深处的。
来源：作者提供，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