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律对于任何动工动土的工程,有许多限制,汉堡的易北爱乐厅也花了9年的时间才于2016年完工。图/田牧提供

正值新冠肆虐,各地机场宾馆门可罗雀时节,千呼万唤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却终于不合时宜地落成了,这些天还在验收试验阶段,10月最后一天才将正式开始营运。

本来是喜事一桩,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德国建筑业上的一个难产丑闻。两德1990年统一后,首都定在柏林,为了接应日益增加的航运业,原来的几个机场都已经不堪重荷,因此数年之后就开始规划,欲建一个吞吐量够大的现代化机场。预计于2006年动工,5年完成,于2011年启用。谁知一拖再拖,工程造价也一再追加,其中缘由甚多,除了设计不合格,行政管理出纰漏,官僚主义,甚至腐败的暗箱作业,也都逐渐曝光。柏林市长换了几任,造价也从开始的19亿欧元翻了几翻,到如今算是将近80亿才打住。

刚刚落成的柏林勃兰登堡新机场。图/Günter Wicker

难兄难弟的机场和爱乐厅

这个机场以从前的柏林市长、后来的德国总理威利布兰特命名,正式名称叫“柏林勃兰登堡威利布兰特机场”(Flughafen Berlin Brandenburg Willy Brandt),国际航空的代码是BER。勃兰登堡是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州,从地理位置来看,柏林刚好位在它的中心,所以柏林和它就形成了“柏林/勃兰登堡大都会区”。新机场在逊内菲尔德区(Schönefeld),这里本就有东德原来的机场,所以交通网是现成的,直接有非常便利的电车、火车,大巴连结到柏林市中心。

从这个机场建造过程的尴尬丑闻,可以管窥当今德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建筑业的另一个“难产”项目是汉堡的“易北爱乐厅”(Elbphiharmonie),它和柏林机场可谓是难兄难弟,其“诞生”前的“阵痛”同样地令德国人感到痛心甚至愤怒。构想好、设计美的易北河畔的爱乐厅于2007年开工,打算2010年完成,结果往后拖延了6年,直到2016年末才完成,而且造价从原来的7700百万,跃升了11倍多,高达8亿6千6百万。当然落成的大工程的确美轮美奂,每年吸引了上百万的听众和数倍的参观者。

柏林新机场建造了14年才完工,造价翻了4倍。图/haz.de

德国建筑业堪比落后的第三世界

世人对德国人做事的效率和精准都十分佩服,但是在建筑业上,笔者实在不敢恭维。别说像机场、大楼这样的大建筑,就是在我居家的科隆市,整个城市有数百个挖开的路面,修修补补的小工程,只要是一动工,不论多小的项目,哪怕是埋个网络电缆,或下水管道的更新,一开工就收不了摊,拖上个把月甚至几年都是常事。就拿科隆城南增修的地铁工程来说,十多公里的工程,从开工到结束超过了十几年,路旁的商店都因工地的防碍,一家接一家倒闭,待到全部工程于十数年之后竣工,一切都很美观方便,却凸现了一个缺陷,就是没什么市民搭乘它,这根本是一个多余的、浪费的“无用工”路段,显然是工程计划的预测评估不周密。

作者家门前中世纪的古老城楼,已经有700年历史。

我家门前的旧城楼,美丽古老,是每年嘉年华会的龙头出发点。两年前开始要改建地下安全通道,春去秋来,白发徒增,至今还是深坑一个,偶尔有一个升降的起重机在那儿打转,平日几乎看不到工人在干活,不知何年何月能完工。整条路都重新改道,扰民真是“到家”了。而这种情况遍及整个德国。每每看到中国在短期内建造的华丽大楼、跨海桥梁、飞天公路,都惊诧不已,怎么工业技术先进的德国,在建筑业上竟呈现一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态势?实则是,德国法律对于任何动工动土的工程,有条条框框的限制,繁文缛节,不堪其烦。平常自己家要改造或增建一个阳台,只要房屋外观有所改变,都得向当地的工程局申请,批文一般都得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很是恼人。

城楼底部要加修一个地下通道,建筑工程一拖就是两年,何时完工还遥遥无期

社会风气受到数据化的冲击

年纪大的人都爱抱怨时代变了,怀旧的情绪浓厚。笔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来到德国,那时学生运动余波荡漾,青年一代挑战历史诠释、颠覆社会既有的成规和秩序,但是社会大众依然比较传统守旧,一般人衣着整洁,言谈有度,没有人在公共场合上吃喝、化妆或高声谈笑。而今在电车、火车或者街道上,有时可以看到年轻人手拿着啤酒瓶,边喝边玩手机;女孩子们放纵嬉闹、打电话,将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当成自家的化妆室或客厅。行人道边总有无业游民或吉卜赛人坐在那里向路人伸手。尤其是数据化时代的来临,很多人对其他人或周遭环境都视若无睹,只专注地活在自己手机里的世界,走路时常会被旁边人高声的话语或笑声吓一跳,待要反应,才发觉自己并非对象。以前人们随时都在阅读书报,现在低头族随处都是,连过红绿灯斑马线时,眼睛不是盯着手中宝贝,就是拿着它在讲电话,教养全无,还危害公共安全。

疫情泛滥显出东西方民族性的差异

进入秋季,新冠病毒第二波反扑,来势凶猛,欧美依然是重灾区,美国那无赖无能的川普总统只会说,现在检测数量增多,因此确诊人数也多,美国每日感染人数将近9万,总统都能无耻地无作为,只一心想继续霸著权力,不过他的日子也到头了,美国人民会用选票将他赶下台的。欧洲许多国家再度进入紧急状态,闭市封城的措施,似乎又要实施了,然而这又会让经济滑坡加速,民生凋敝,失业飙增,真是情势堪忧。德国的局面虽然不乐观,据说抗疫疫苗明春就能问世,从医疗系统和经济层面上看,似乎还能安然应对这次危机。但欧盟一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周边国家如今纷纷告急,9月间欧盟轮值主席德国梅克尔夫人领衔主持的联席会议中,提出了救援计划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设计的,现今的危机并未计算在内。冬季以后的情况将如何,谁都说不准。

以前常听说中国人的民族性不团结,是一盘散沙。现在看来,时代变了,人也改变了。武汉病毒爆发,中共政权铁腕手段,雷厉风行,将1100万武汉人禁闭家中,于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控制住疫情,并在全国进行严厉管控,病毒就如“异议份子”一般,硬是被老共压制下去。中国老百姓倒也服服贴贴,没有人反抗政府的强制手段和措施,极力配合。习近平政府打出大外宣,宣扬中国抗疫的傲人战功,对自己作为病毒原发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祸害,没有一点歉意和表示补赎的态度。不论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服贴是真的团结表现,还是为了保命的妥协,都还是能看出,专制独裁采用的洗脑宣传和强制手段,能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命运跟统治者(中共)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甚至在某些认知上模糊了界线,失去了个人的意志。

民主社会包容,极端份子和小众唯恐天下不乱

反观西方民主国家,传统以来的个人主义远比东方文化中占有更高的比重,加之法律上明确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限制国家的公权力,一般人很清楚,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是国家、更不是政府能越权控制或侵犯的。当疫情泛滥,各国政府开始下禁足令时,人民反抗之声时有所闻。各国都有大规模的抗议“抗疫”示威游行。据调查,虽然80%的德国人同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但是少数的小众很会闹事,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以常理跟他们无法沟通。德国的这些“抗疫份子”竟然不知羞耻,自称是“横向思维者”(Querdenker),在全国都有组织,时不时跳出来跟警察对峙,痛责政府。在当下疫情反扑,朝野上下伤透脑筋地在布局应对之时,10月25日的周末,柏林还是有数千人在不同的地点群聚,反对政府的各种限令。这些人的逆向行为,对东方社会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也许新冠疫病不够厉害,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类似感冒的小事一桩,政府何必用大炮打蚊子,闹得社会鸡犬不宁。如果新冠如中世纪的鼠疫或黑死病那么厉害,想来就不会有人反对防疫措施了。总之,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尊重个人的意志和权利,即便在生死关头,政府也不能越权越界,运用强制的禁令手段。当然,目下如果有人在封闭式的公共场合或人群密集的室外不戴口罩,是会被罚款的。但是在有成百上千人的街头抗议行动中,这些参加者故意不戴口罩,不保持一米五或两米距离,警察管不过来,有时发生肢体冲突。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许多极端的极左或极右组织混进人群,打出自己组织的旗帜,利用空隙,制造暴力行为,而警察百般忍耐,只采取防御策略,尽量不让暴力的场景出现在公共视野。

民主社会普遍尊重个人的意志和权利,即便在生死关头,政府也不能越权越界,运用强制的禁令手段。10月25日的周末,柏林还是有数千人在不同的地点群聚,反对政府的各种限令。示意图/撷自DW网络影片

新冠病疫横扫全球,亚洲国家处理应对得比欧美国家好,究其原因,似乎亚洲人的行为模式跟西方人有别。在东方文化里,人们交往时的肢体接触少很多,握手、拥抱或亲吻都十分有限,而且一般人更耐得住寂寞,自我隔离和减少社交活动,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太困难。在西方人的习惯里,这些禁忌都是很难忍受的。这也并不限于年轻人,人们惯于群聚,往往病毒就在私人的庆生聚会、宴请、婚礼等场合扩散开来。虽则当局一再警告,但是违规的例子不断出现。由于长期的孤立隔绝,许多人在精神上都承受不了,心理医生一再警告,病毒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不可小觑,而心理又波及到生理,衍生出许多平日不会出现的病例。这种现象在亚洲似乎并不频繁,也许亚洲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比较紧密,甚至两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孤独的老年人比西方少得多。

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即将来到,为喜爱低温的病毒创造了良好的繁衍条件,疫苗问世之前的几个月将如何渡过,各国政府还有什么保护(限制)民众的措施出台,一切都是未知数。本来以为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代人已经跟战争、瘟疫这两个催命符无缘了,谁知它们就近在眼前。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诚哉斯言……。

台湾《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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