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新冠肆虐，各地机场宾馆门可罗雀时节，千呼万唤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却终于不合时宜地落成了，这些天还在验收试验阶段，10月最后一天才将正式开始营运。
本来是喜事一桩，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德国建筑业上的一个难产丑闻。两德1990年统一后，首都定在柏林，为了接应日益增加的航运业，原来的几个机场都已经不堪重荷，因此数年之后就开始规划，欲建一个吞吐量够大的现代化机场。预计于2006年动工，5年完成，于2011年启用。谁知一拖再拖，工程造价也一再追加，其中缘由甚多，除了设计不合格，行政管理出纰漏，官僚主义，甚至腐败的暗箱作业，也都逐渐曝光。柏林市长换了几任，造价也从开始的19亿欧元翻了几翻，到如今算是将近80亿才打住。
难兄难弟的机场和爱乐厅
这个机场以从前的柏林市长、后来的德国总理威利布兰特命名，正式名称叫“柏林勃兰登堡威利布兰特机场”（Flughafen Berlin Brandenburg Willy Brandt），国际航空的代码是BER。勃兰登堡是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州，从地理位置来看，柏林刚好位在它的中心，所以柏林和它就形成了“柏林／勃兰登堡大都会区”。新机场在逊内菲尔德区（Schönefeld），这里本就有东德原来的机场，所以交通网是现成的，直接有非常便利的电车、火车，大巴连结到柏林市中心。
从这个机场建造过程的尴尬丑闻，可以管窥当今德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建筑业的另一个“难产”项目是汉堡的“易北爱乐厅”（Elbphiharmonie），它和柏林机场可谓是难兄难弟，其“诞生”前的“阵痛”同样地令德国人感到痛心甚至愤怒。构想好、设计美的易北河畔的爱乐厅于2007年开工，打算2010年完成，结果往后拖延了6年，直到2016年末才完成，而且造价从原来的7700百万，跃升了11倍多，高达8亿6千6百万。当然落成的大工程的确美轮美奂，每年吸引了上百万的听众和数倍的参观者。
德国建筑业堪比落后的第三世界
世人对德国人做事的效率和精准都十分佩服，但是在建筑业上，笔者实在不敢恭维。别说像机场、大楼这样的大建筑，就是在我居家的科隆市，整个城市有数百个挖开的路面，修修补补的小工程，只要是一动工，不论多小的项目，哪怕是埋个网络电缆，或下水管道的更新，一开工就收不了摊，拖上个把月甚至几年都是常事。就拿科隆城南增修的地铁工程来说，十多公里的工程，从开工到结束超过了十几年，路旁的商店都因工地的防碍，一家接一家倒闭，待到全部工程于十数年之后竣工，一切都很美观方便，却凸现了一个缺陷，就是没什么市民搭乘它，这根本是一个多余的、浪费的“无用工”路段，显然是工程计划的预测评估不周密。
我家门前的旧城楼，美丽古老，是每年嘉年华会的龙头出发点。两年前开始要改建地下安全通道，春去秋来，白发徒增，至今还是深坑一个，偶尔有一个升降的起重机在那儿打转，平日几乎看不到工人在干活，不知何年何月能完工。整条路都重新改道，扰民真是“到家”了。而这种情况遍及整个德国。每每看到中国在短期内建造的华丽大楼、跨海桥梁、飞天公路，都惊诧不已，怎么工业技术先进的德国，在建筑业上竟呈现一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态势？实则是，德国法律对于任何动工动土的工程，有条条框框的限制，繁文缛节，不堪其烦。平常自己家要改造或增建一个阳台，只要房屋外观有所改变，都得向当地的工程局申请，批文一般都得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很是恼人。
社会风气受到数据化的冲击
年纪大的人都爱抱怨时代变了，怀旧的情绪浓厚。笔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来到德国，那时学生运动余波荡漾，青年一代挑战历史诠释、颠覆社会既有的成规和秩序，但是社会大众依然比较传统守旧，一般人衣着整洁，言谈有度，没有人在公共场合上吃喝、化妆或高声谈笑。而今在电车、火车或者街道上，有时可以看到年轻人手拿着啤酒瓶，边喝边玩手机；女孩子们放纵嬉闹、打电话，将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当成自家的化妆室或客厅。行人道边总有无业游民或吉卜赛人坐在那里向路人伸手。尤其是数据化时代的来临，很多人对其他人或周遭环境都视若无睹，只专注地活在自己手机里的世界，走路时常会被旁边人高声的话语或笑声吓一跳，待要反应，才发觉自己并非对象。以前人们随时都在阅读书报，现在低头族随处都是，连过红绿灯斑马线时，眼睛不是盯着手中宝贝，就是拿着它在讲电话，教养全无，还危害公共安全。
疫情泛滥显出东西方民族性的差异
进入秋季，新冠病毒第二波反扑，来势凶猛，欧美依然是重灾区，美国那无赖无能的川普总统只会说，现在检测数量增多，因此确诊人数也多，美国每日感染人数将近9万，总统都能无耻地无作为，只一心想继续霸著权力，不过他的日子也到头了，美国人民会用选票将他赶下台的。欧洲许多国家再度进入紧急状态，闭市封城的措施，似乎又要实施了，然而这又会让经济滑坡加速，民生凋敝，失业飙增，真是情势堪忧。德国的局面虽然不乐观，据说抗疫疫苗明春就能问世，从医疗系统和经济层面上看，似乎还能安然应对这次危机。但欧盟一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周边国家如今纷纷告急，9月间欧盟轮值主席德国梅克尔夫人领衔主持的联席会议中，提出了救援计划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设计的，现今的危机并未计算在内。冬季以后的情况将如何，谁都说不准。
以前常听说中国人的民族性不团结，是一盘散沙。现在看来，时代变了，人也改变了。武汉病毒爆发，中共政权铁腕手段，雷厉风行，将1100万武汉人禁闭家中，于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控制住疫情，并在全国进行严厉管控，病毒就如“异议份子”一般，硬是被老共压制下去。中国老百姓倒也服服贴贴，没有人反抗政府的强制手段和措施，极力配合。习近平政府打出大外宣，宣扬中国抗疫的傲人战功，对自己作为病毒原发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祸害，没有一点歉意和表示补赎的态度。不论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服贴是真的团结表现，还是为了保命的妥协，都还是能看出，专制独裁采用的洗脑宣传和强制手段，能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命运跟统治者（中共）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甚至在某些认知上模糊了界线，失去了个人的意志。
民主社会包容，极端份子和小众唯恐天下不乱
反观西方民主国家，传统以来的个人主义远比东方文化中占有更高的比重，加之法律上明确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限制国家的公权力，一般人很清楚，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是国家、更不是政府能越权控制或侵犯的。当疫情泛滥，各国政府开始下禁足令时，人民反抗之声时有所闻。各国都有大规模的抗议“抗疫”示威游行。据调查，虽然80%的德国人同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但是少数的小众很会闹事，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以常理跟他们无法沟通。德国的这些“抗疫份子”竟然不知羞耻，自称是“横向思维者”（Querdenker），在全国都有组织，时不时跳出来跟警察对峙，痛责政府。在当下疫情反扑，朝野上下伤透脑筋地在布局应对之时，10月25日的周末，柏林还是有数千人在不同的地点群聚，反对政府的各种限令。这些人的逆向行为，对东方社会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也许新冠疫病不够厉害，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类似感冒的小事一桩，政府何必用大炮打蚊子，闹得社会鸡犬不宁。如果新冠如中世纪的鼠疫或黑死病那么厉害，想来就不会有人反对防疫措施了。总之，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尊重个人的意志和权利，即便在生死关头，政府也不能越权越界，运用强制的禁令手段。当然，目下如果有人在封闭式的公共场合或人群密集的室外不戴口罩，是会被罚款的。但是在有成百上千人的街头抗议行动中，这些参加者故意不戴口罩，不保持一米五或两米距离，警察管不过来，有时发生肢体冲突。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许多极端的极左或极右组织混进人群，打出自己组织的旗帜，利用空隙，制造暴力行为，而警察百般忍耐，只采取防御策略，尽量不让暴力的场景出现在公共视野。
新冠病疫横扫全球，亚洲国家处理应对得比欧美国家好，究其原因，似乎亚洲人的行为模式跟西方人有别。在东方文化里，人们交往时的肢体接触少很多，握手、拥抱或亲吻都十分有限，而且一般人更耐得住寂寞，自我隔离和减少社交活动，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太困难。在西方人的习惯里，这些禁忌都是很难忍受的。这也并不限于年轻人，人们惯于群聚，往往病毒就在私人的庆生聚会、宴请、婚礼等场合扩散开来。虽则当局一再警告，但是违规的例子不断出现。由于长期的孤立隔绝，许多人在精神上都承受不了，心理医生一再警告，病毒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不可小觑，而心理又波及到生理，衍生出许多平日不会出现的病例。这种现象在亚洲似乎并不频繁，也许亚洲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比较紧密，甚至两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孤独的老年人比西方少得多。
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即将来到，为喜爱低温的病毒创造了良好的繁衍条件，疫苗问世之前的几个月将如何渡过，各国政府还有什么保护（限制）民众的措施出台，一切都是未知数。本来以为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代人已经跟战争、瘟疫这两个催命符无缘了，谁知它们就近在眼前。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诚哉斯言……。
台湾《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