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小巷从黄家再往里就是房东何先生夫妇的一栋两层楼的居所。何先生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地主,除在长沙有这四处房产外(在长沙是否还有其他房产我不得而知),在乡下还有数目不菲的田产。这从他一次大操大办他和何太太中年得子时的奢华,以及后來为他的父亲何老太爷更大排场地操办喪事可以管窥一、二。

前事前面已有描述这里不再重复。何先生夫妇一家平日生活、饮食起居、衣着也不十分讲究,但在操办这两件事关脸面(这是过去、现在中国人都十分看重的)的大事时却极尽奢华。何老太爷的丧事规格当属当时民间最高级别,何先生以借此显示何家家境的殷实,和何先生对何老太爷的一片孝心。

丧事从何老太爷去世那天开始,到出葬一共操办了七七四十九天,从时间上来说这已是佛教和道教办丧事的最高规格。丧事一开始就在何家屋前的一大块空评上用嵌有云母片可以透光的板形构件搭了一个大约有一个半篮球场大的天棚,既能避风雨又能透光。里面放有四、五十张八仙桌和数量与之相匹配的板凳,以供前来吊唁的来宾休息和就餐。伙房一天卄四小时不停顿地隨时开流水席,以便那些远道而来或因外出办事而错过开餐时间的人隨时就餐。灵堂设在何家的堂屋(即客厅)里,灵柩放在堂屋正中,灵柩前放有一个香案,正中供有框了黑边的何老太爷的遗像,遗像前放着各色供品、长明灯、香炉、烛台,两旁还分别放着木魚、铜罄。香案前的地上放有一排稻草编织的园形草垫以供来宾跪拜祭奠。请有和尚、道士共约卄多人,另请有七八个中式吹鼓手和七八个人的西洋乐队,吹(拉)各种哀乐,同对也协同配合和尚、道士的各种法事、超度活动。

中国是个十分奇怪的国家,它竟能将道、释、儒这三种不同的“宗教”如此完美、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不仅不互相排斥,反而能互相包容、互为补充。这四十九天道场中,既有儒家的礼仪、释家的唸经法事、生死轮迴超度,又有道家的各种名目繁多、内容丰富的祭拜活动,特别是悠扬婉转的道家音乐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其中以道家的祭祀活动名目最为繁多、内容最为丰富多彩如:放花灯、过奈何桥、八仙过海、唱夜歌、绕棺……等不胜枚举。引来周边许多民众、儿童的围观,晚上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此时学生已放学、大人也下班或收工,所以晚上来的人比白天多。许多重大精彩的祭祀活动都安排在夜晚进行。每晚丧家还要分几次向围观的人群抛撒糖菓、饼干。尽管这些糖菓、饼干的质量、味道远不如家里母亲为我们买的好,但我们去现场争抢那些抛撒的糖菓、饼干的兴趣却远比对家里的糖菓、饼干大。也许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竞争本能所致吧!这些通霄达旦的道场活动,整整吵闹了四周居民四十九天。要在今天肯定会有被噪音骚扰的周围居民联名去环保局控告黄家丧事制造的噪音干扰了周围居民正常的工作、休息、学习环境,要求环保局责令黄家尽快结束道场、并对黄家作出相应的处罚。但当时不仅没有环保局,居民们也没有环保意识。周围居民对黄家大操大办丧事多怀着羡慕和赞叹的心情。

道场做了四十九天之后,周围居民终于迎来了厐大的出殡队伍,黄老太爷在历经四十九天的喧闹之后,也终于落土为安了。居民们也终于得以重享往日的安宁。

我家所住的小四合院,南靠大东茅街有两间卧室,东边与主卧室相邻是一间客厅,客厅北是两间小房,一间是卧室,另一间作广大药房的仓库,四合院的北面是厨房、杂屋和厕所、西面是围墙和大门。杂屋里堆放的是煤炭、劈柴和木炭。煮饭一定要用柴火煮,不仅饭吃起来很香还可以取锅粑,做法是柴火饭一煮好之即打开锅盖把饭盛出来放在一口铁鼎锅里立即将鼎锅放在一木箱里用小棉被捂住保温,再把锅里锅粑上剩下米饭刮干净,剩下的锅粑让灶膛里的余烬将其烘干,这时锅粑便会完全脱离锅体,此时便可得到一块锅形的一面焦黄的完整锅粑,然后把这块锅粑扳成小块装在一个大饼干筒里备用。因为父亲每天早餐喜欢用滚热的鸡汤或牛肉汤泡一大碗这种烘干的锅粑,再加上两个在汤里煮到刚熟、蛋黄还是半液体状的荷包蛋,再淋上一点小磨香麻油。吃的时候不能让锅粑泡得太久而完全变软,要掌握泡的时间到刚把锅粑外面泡软里面还是脆的,这样吃起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香脆可口。不知道这是从四川人那里学来的吃法,还是老家南京人的吃法?凡是炒菜不论青菜还是荤菜都必须在柴灶上炒,柴灶火炒菜才能炒得鲜嫩好吃,只有煮、炖、煨的菜和烧开水、热水才用煤火、而冬天烤火则用的是木炭。

那时的长沙还没有自來水,饮用的是河水和沙水,前者是从湘江里挑来的水较便宜,味道较差,有时遇到涨大水的季节还显混浊,需加入明矾(硫酦钾铝的水合物)加以搅拌、静置让泥沙沉淀后方能饮用;后者是从长沙著名的“白沙井”里打來的泉水,价格较贵,但水质清澈甜美,按现在的说法应该称其为优质矿泉水。

供水的方式是有专人用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上放置有一个大型的周围像一个标准的400米跑道那样两头园中间直的大木桶用來盛水(一次大约可以盛十担水),桶前部的底下有一个园形乒乓球大小的放水孔,这孔用包上布的木塞塞住,拔开木塞可往担水桶里放水,放滿一担,再挑到用户家扳,倒到水缸里,有些刚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没有钱买板车和大木桶,就用一根扁担挑两只大水桶到湘江挑上河水或到白沙井挑上沙水就可沿街叫卖,从來没有人找他们收取任何捐税。用板车拉水的除沿街叫卖之外,大都有固定的用户,这些用户有的论担每送一担水多少钱(多为较贫苦的市民),也有包月的先根据人口多少议好每月水费的多少,由卖水人每天供应河水或沙水保证用户水缸里隨时都不缺饮用水(通常都是家境较好人口较多的家庭),包月的平均每担水价格略低于零卖的价格,但卖水人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入较稳定,所以卖水人都愿意包月,卖水人大都是进城谋生又找不到较好工作的农民,也有不少城市贫民,这是那时长沙饮用水的供应概况。

至于洗衣、洗澡和卫生用水通常都用井水。长沙城内各条街道都有两三口甚至四五口公用的水井,井口多为园形或方形,行人较多处的水井为防止行人不慎掉下井去,通常还用麻石舖一个井台、或用麻石围一个大约半米高的井圈。每个井都无偿向附近居民供应井水,有的大户人家家里有水井,通常也免费向周围邻居开放供水。有的家境较好距水井又较远的人家,通常会请一位专门靠挑井水为生的附近贫民包月供应井水,包水人要保证用户水缸隨时都不缺水。

烧煤用的黄泥也有专人从郊外挖取装在一个一个长形竹篓里放在板车上拉到城里沿街叫卖。黄泥的颜色越红(含铁量越高)越受市民欢迎。从事这个行当的也是进城谋生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从未听说过这些进城卖水卖黄泥的农民[註:1]和城市贫民要向当局交纳任何费用;也从未见过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对他们进行刁难殴打,他们也无须办理任何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甚至连临时户口也无须申报。他们有时在城里的空地搭建的棚户也没见过有人去強拆。我想现在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旧社会居然会“万恶”到这个地步吧!

大姐在重庆已高小毕业,一到长沙经人介绍便顺利考入了艺芳女中,这是一所由晚清名人曾国藩的后裔曾宝蓀女士与美国教会联合开办的一所管理严格、校风良好、师资设备优良、环境优美的女子中学。由美国教会提供资金、仪器、图书和部份师资,由曾家提供办学场所,就是曾家在局关祠的公馆。这是一所园林式的建筑,内有人工湖、假山、楼台亭阁、另外新建了校室、学生宿舍等校舍,人工湖里还有小艇供师生划游。我是跟隨每星期骑两次自行车给大姐送菜餚的广大药房员工陳文华一起去送菜,才有机会窥其全貌的。

学校学生全部寄宿。学生除每礼拜六和礼拜天可以请假外出或回家之外,平时一律不得外出。校长系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蓀女士,曾女士一生献身国民教育事业,终生未嫁(不知是独生主义者,还是一生未遇合适人选),曾校长曾在民国时代被推举为国大代表,“解放”前夕隨国民政府赴台湾继续办学,晚年移居美国,最后在美国去世。倘若曾女士“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她那官僚地主世家和“伪国大代表”的个人背景,我估计她是很难逃得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与磨难的,她恐怕很难得以善终。

艺芳各科教师均系当时长沙颇有名气的教师,此外英语等课程均由教会中立志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美国修女担任教师,他们要求学生不仅在上英语课时使用英语,而且只要在校内无论上下课时都要使用英语。大姐的英语和口语的坚实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这使大姐一生受益匪浅。

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兄弟姊妹就盼望大姐回来,因为她每星期回来都要带点大红袍(长沙人把炒熟的花生米叫作“大红袍”)、人参米(经膨化机膨化后的糯米,颗粒又大又白有点像人参那种颜色和形状,所以长沙人美其名曰“人参米”),商贩常把人参米用一种不透气的薄纸做成各种颜色的小袋,把人参米分装在小袋里,用线把袋口札住,以防止人参米回潮变软,而且也便于顾客携带、美国泡泡糖(可以吹成排球甚至兰球那么大的气泡)、炒川豆(即碗豆)、炒蚕豆……等零食供弟妹们分享。尽管母亲为我们常备的糖菓、点心、零食通常都比大姐带回來的要好一些,但我们对大姐带回的零食的兴趣总是比家里有的食品的兴趣大得多。这是因为人的好奇和喜欢新鲜的本性使然?还是姊妹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所致?我想这二者恐怕都有一点吧!

大姐有时星期天也带我去他的同学家里去玩,记得最常去的是常怀礼和谭竹君家,常小姐家在长沙中正路开了一家钱荘(即中式私人银行)。常小姐聪明伶俐、生性乐观顽皮。据大姐说她读书不十分用功,但成绩不错,当属那种天份甚高的学生。后来常小姐大学毕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工作,想必靠的也是她的天分吧!常小姐家离我家最近在马王街靠大东茅巷口不远的一条小巷里,距我家不过两百米左右。谭小姐看样子也十分聪明活泼,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成绩并不怎么好,在高中时还留了一级,到一九五二年秋,大姐、常小姐都考入大学,我也在楚怡小学毕业考入长郡中学时,有一天我在长郡校门口突然碰到谭小姐,我们都感惊喜,原来她在艺芳留了一级,就考插班进了长郡高中三年级,不过后来她还是考上了大学。常谭二位小姐均属那种天生丽质的漂亮女生。

艺芳女中属私立性质的学校,学杂费较一般公立学校要贵不少,所以该校学生多为家境比较富裕的学生,但也有部份家境清贫,但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在那里就读。因学校和教会设有奖学金之类赞助贫困学生就读的机制。记得大姐班上有一位叫杨竹筠的同学,系外县人,杨小姐家境清贫,寒暑假常因无车旅费而不能回家,每当此时大姐总是把杨小姐接到家里住一个假期,直到下学期开学才回学校。

艺芳女中除正常的中学课程之外,学生还要按教会的要求学圣经、做祷告,为向学生们宣扬福音和基督教知识,修女们用中文把圣经中许多章节、段落编成小册子散发给学生。我曾见大姐带回过诸如“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創世纪”……之类的小册子,我常以好奇的心理阅读过这些小册子,这是我最早与基督教的接触,当时除了把这些小册子当成故事书读之外,其实并未认识到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的真谛。

那时看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成为时尚,许多国内、国外(主要是美国)影星都成为家喻户暁的人物。小摊上大量出售这些影星的照片。影迷们收集明星们的照片装钉在自己的影集里,以供自己隨时欣赏和向别人炫耀。大姐也有几本这样的影集,里面收集了许多中外明星的大、小玉照,国外的影星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位叫丽泰.海华丝的美国女影星印象深刻,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大姐一起观赏她的影集时,她指着许多外国影星的照片问我“最喜欢哪一位?”我一看影集上的明星个个都艳丽无比、光彩照人,正当我拿不定主意时,影集翻到一页镶着一张较大的影星照片,照片上的影星一头飘逸的秀发、一袭白色半透明低胸束腰百折连衣裙,正从楼梯上下到地上,一只手还扶在楼梯栏干上,这位女影星五官不仅生得端正漂亮,而且轮廓分明,眼、耳、口、鼻和眉毛都恰到好处地长在她那一张略长的美丽脸蛋上,一双秀美的大眼睛好像正凝视着看她照片的每一个人,表情虽然冷竣,但却能给人一种无比冷艳的感觉,这使她显得与那些面带微笑的影星有些与众不同。于是我指着这张照片说:“我喜欢这张照片上的影星”,大姐告诉我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明星丽泰.海华丝,这是我至今仍记得的这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家喻户暁的美国电影明星。

至于那时国内的电影明星至今还记得不少诸如:蝴蝶、白杨、秦怡、欧阳莎菲、周旋、王人美、舒秀文、上官云珠,赵丹、金焰、刘琼、关宏达、韩兰根……等。

那时长沙有不少电影院像:中山路国货陈列馆旁边的“银宫”、基督教青年会旁边的“国际”、黄兴中路的“银星”、苏家巷的“国泰”、育婴街的“新舞台”、宝南街的“远东”、蔡锷中路顺星桥路口不远的“泰山”(此电影院名记不太清,可能有误)。以“银宫”、“国际”和“银星”三家设备、条件最好。“新舞台”离我家最近,是我们最常去光顾的地方。那时的影片是以美国片为主,其中以颂扬美国西部开发早期,牛仔们惩恶扬善的俠义行为的西部牛仔片,和表现“二战”战争场面的战斗片为主,也有由世界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我看过至今还记得的有:“反攻缅甸”、“珊瑚海大海战”、“出水芙蓉”、“王子复仇记”(即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人猿泰山”…等,国产片有:“夜半歌声”、“马路天使”、“国魂”、“双枪驼龙”、“血溅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等。那时电影票价也不贵,相当于现在的四、五元一张,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所以每当有新片上演电影院都场场爆滿,生意十分火爆。
我们广大药房因经常在各家影剧院打幻灯片广告,出了不少广告费给电影院,影院为拉住广告客户增加收入,各影剧院都按当时的惯例赠与广大药房一些专用的免票,就是一些没有写日期、场次、坐位排号的电影票,使用时拿着这种免票到影院的售票口交售票员填上日期、时间和座位排号便可进场免费观看电影。这种免票有一种限制,即在新片刚上演的前三天不能使用,三天之后就可隨意使用。母亲通常要求我们少看电影,特别是少看美国电影,因为母亲认为美国电影中常有袒胸露臂、拥抱接吻等“不雅镜头”有伤风化,看电影太多影响学习,所以母亲通常不会拿“免票”给我们兄弟姊妹去看电影,除非遇到母亲喜欢并认为对我们无不良影响的电影,母亲才会用“免票”带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不过母亲对电影的兴趣远不如京剧大,即使到解放后,我仍经常放学后匆匆做完作业,由母亲带着我一起去看京剧。由于母亲不支持我们去看美国电影,所以每当有新的美国片上演时,母亲又不给“免票”,更不会给钱让我们去买电影票,而我们又想先睹为快,剩下的就只有“打溜票”这一招了。我们“打溜票”通常都在“新舞台”电影院,因为那里离我家最近,而且进场验票也没有其他电影院那么严,我们惯用的手法是:先在入口前的厅内等候,到进场人流最高潮时,看准一群衣着时尚,看上去有点來头的人群走近验票口时,立即不声不响混入这一群有大人小孩的人群之中,跟着一起混进放映场,验票人员通常都会对这群西装革履的人群恭敬有加,而这群人通常都会由一个人手持所有的戏票一起交由验票人员验看,验票人员此时通常都不会认真地核点人数,而是很客气地一挥手作个请进的手势,让大家顺利进场,我们通常都会混在这一群人的持票人之前走进剧场,验票人即使想核点人数也为时已晚。有时我们也会在人多拥挤时,用手轻轻抓往一位西装革履的持票人的衣角,在十分拥挤的情况下通常不会被此人察觉,而站在旁边的验票人却看得清楚就会误以为我们是此人的小孩而顺利放行。哥哥虽然不像我这样顽皮,但对“打溜票”却有兴趣,而且大胆机智,以哥哥在父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如果向父母亲要钱去看电影,哪怕是美国电影父母亲也是不会拒绝的。有时候有好看的电影上演,我们都等不及三天后用优待卷去看,哥哥又不愿向父母亲去要钱,于是他就只好带着二姐和我去“新舞台”打溜票,我们打溜票很少失败,除了採用前述办法之外,我们的衣着、气质不显寒酸也是屡溜成功的原因之一。记得有一次较为惊险,那是“新舞台”刚刚上演美国电影“反攻缅甸”观众蜂湧而至,由于人太多,“新舞台”还专门请了几位警察來协助维持秩序和验票。

那天吃完晚饭,哥哥要我趕快把作业做完,他要带我到“新舞台”去看“反攻缅甸”上、下集连演,晚上七点多开演一直要演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散场,等我们吃完晚饭做完作业急忙赶到“新舞台”时,入场的高峰早已过去、里面已经开演,此时的大厅里只有一些因没有买到票又不死心还在那里等候退票的影迷,我看到这光景,心想今天大概是溜不进去了,便对哥哥说:“看今天这个样子是溜不进去了,不如早点回家吧!”,哥哥说:“既已来啦,就再等等看吧!”一会儿,來了几个西装革履外面还套着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士,正边走边谈,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朝入口处走來,走在前面的那位手里揑着几张戏票,哥哥立即叫我一起朝入口处走,走在这几个人前面几步的距离,刚一走到验票口两个警察拦住我们问:“票呢?”我当时心里好紧张,心里砰砰地跳,只见哥哥也不做声,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揑成拳头撓起大姆指朝后一指,不慌不忙继续往前走。两个警察和验票人员一抬头正好看见后面那五、六个西装革履谈笑风生的先生,前面那个手里还揑着几张戏票,便以为哥哥和我是他们的小孩,连忙对我们露出笑脸,躬着腰伸出右手作出一个“请进”的姿式,我和哥哥理都不理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剧场,而后面那五、六位先生专注于他们的高谈阔论,跟本没有注意到刚才在验票口发生的这一幕比反攻缅甸还要驚险的精彩演出。剧场内早已人滿为患、坐无虚席,过道里都站满了买站票的观众,我和哥哥挤來挤去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观看位置,因我个子矮,而那些买站票的又大多是大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此时哥哥发现了剧场中间还空着两个位子,哥哥估计是买了这两张票的人,大概是因故不能前來观看了,立即拉着我一齐挤过买站票的人群,又从那一排坐着的人前面一直挤到那两个空位上坐下,舒舒服服看完了这场來之不易的精彩电影。根据我们“打溜票”的经验,几乎每场电影总会有几个买了电影票到时候因故无法前來观看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溜进去了,等到开演后总能找到这种空位子坐下来舒舒服服地看电影。小时候这种“打溜票”的经历,无形中培养了我今后从容、镇定、临危不乱地应对各种危机状况的能力和心里素质。

我哥哥生性极聪慧又懂事,十分孝敬父母,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又是长子,可是从小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就是肺结核,当时又叫肺病或痨病),这在那时是十分难治的病,因此,深得父母的喜爱。每当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而父母又不在场时他必定要先留出一部份来,并向我们宣告:这是妈吃的;这是爹吃的。后来哥哥离家许多年之后母亲还时常提及这些事,同时流露出无限的思念和赞赏,这与母亲从不公开流露出对我和弟弟及两个姐姐的任何赞美与关爱的一贯做法相比是十分罕见的,足见哥哥在父母心目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由于身体不好,哥哥到长沙后读书总是读读停停,往往是考进一个学校后,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就又因病休学,然后就只能在家里一边养病一边自学,到下学期开学又跳级去考插班,读不到一学期又因病休学,然后又跳级去考插班。他在家休学养病时,不仅温习小学的课程,还买各种文艺、历史、生物和各种科技读物不断阅读以充实自己,他从书中看到了中国的贫弱、落后、社会的腐败、劳苦大众的艰难困苦,同时又深受学校一些有救国救民思想的老师的影响,在哥哥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在一九四九年春季哥哥到位于桂花井的修业小学报名考小学六年二级的插班生。由于修业小学是长沙市小学三大名校之一(其他两所分别是楚怡小学和一师附小)所以它的毕业班的插班生报考的人很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很少,非常难考取,因为那时的学校一个班级通常都只有一个班(五十人左右),只有留级或因故、因病转学、休学、退学才空出很少几个名额来招插班生。而家长们为给自己的子弟高小毕业后考初中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都希望把子女送到这三大名校来作升初中的最后冲刺,以致报考的人非常之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寥寥无几,其难考的程度可想而知。

修业小学六年二级插班生考试的结果公佈出来,哥哥以名列第一的成绩顺利考取修业小学六年二级插班。

开学那天班主任一进教室大门便问:“哪个叫陈正衡?”哥哥立即站起来说:“我叫陈正衡,”班主任让他坐下后对他,也是对全班说:“你考得很好,自然、历史、地理、算术(即现在的数学)都是一百分,语文因有一个错别字扣了一分,得了九十九分,特别是作文做得好。”那次考试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哥哥在作文中写道:他长大了要当一个政治家,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教育增进民智、改造国民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树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发交通、发展工商业以达到国富民強的目的,实现孙中山先生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理想。这些内容出自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的作文之中,令哥哥的班主任和修业小学的许多老师大为惊异,因为这些思想和理想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同龄人应有的水平。后来老师告诉哥哥,当阅卷老师(也就是哥哥后来的班主任)看到这篇作文时忍不住站起来对办公室里所有的阅卷老师大声朗读这篇作文时,立即引起老师们的一片惊叹,这篇作文不仅立意高远、志向远大而且行文流畅,短短数百字如一气呵成,当然引起老师们的一片惊叹和赞美,更何况当年的教师中也不乏立志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

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从大人们的交谈中时时传來国共内战的消息,隨着战线的不断南移,战场局势的不断变化,这种谈论越来越多。哥哥和许多目睹国民党统治区贫困落后、贪腐盛行、物价飞涨的现状(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战胜利后,以毛译东为首的中共执意要在全国夺取政权所造成或加剧的)的立志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曾寄以厚望。回家时常和我们讲他从报纸上和老师们那里看到的、听到的有关国共内战和共产党的消息,诸如:林彪、刘伯承的军队如何会打仗;他们的军队一听到枪声就立即卧倒准备战斗(那时的小学生们都认为一听到枪声就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是部队训练有素和反应机敏的表现);某某大城市又被共产党占领了,后來又听说共产党已打过长江,形势越來越紧张。。

到一九四九年春眼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要打到湖南了,长沙被“解放”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此情况之下,父亲和卢先生商量广大药房今后的打算,决定让卢先生先带着他的家属和广大药房所有的流动资产先到香港暂避,并着手准备广大药房迁往香港的前期准备工作,由父亲带着员工和带不走的药品留守长沙继续营业,以观共产党来后的情况,如果经营不下去了,父亲再结束广大药房在长沙的业务,带上我们全家和愿和我们一起去香港的广大药房员工一起赴香港与卢先生一家会合,在香港重操旧业;如果共产党来后治安稳定,环境适于经商,则卢先生携家人和流动资金返回长沙和父亲一起继续经营广大药房。这个决定不知是父亲和卢先生二人自己商量决定的,还是卢先生在共党从事地下工作并担任广大华行董事长的哥哥(卢老三──卢绪章)以广大华行董事长的名义授意卢先生如此行事的。但以共产党特别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一贯六亲不认的做法(更不用说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高级负责人)来看,卢老三的地下党员的身份是绝不会让一个当资本家的弟弟知道的,更不可能因卢先生是他的弟弟想关照他而出此主意。不过如果卢老三在共产党内经严酷的你死我活的内斗和洗脑之后,人性尚未完全泯灭,对其弟仍存关照之心,那我估计卢老三也绝不会亲自对卢先生说,而最大的可能是以广大华行的名义指示广大药房依此行事。但我现在估计这种可能性十分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一九五四年中共高层内斗发生的所谓“高(岗)饒(漱石)反党联盟”事件时,附带也把潘汉年杨帆也牵联进去了,其实饒漱石与高岗素无太多交往,之所以把饒扯到高一起是因为饒知道太多毛和中共在抗战时期与日寇和汪伪政权互相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破坏抗战的内幕,而饒受毛和共党中央指示与日寇、汪伪政权勾结,又是通过潘汉年和杨帆等具体进行的,所以这注定了饒、潘、杨“解放”后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毛和中共抗战时勾结日寇和汪伪政权出卖民族利益破坏抗战的丑事,一旦被饒、潘、杨等洩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豈不有损中共自封的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后来,当我了解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像之后,我大惑不解,那就是:像潘汉年这种聪明绝顶的人,明知他掌握了毛和中共当局都么多抗战期间与日伪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解放”后必然会被毛和中共当局灭口,为何在刚“解放”前后,他不乘乱逃离中国大陆到国外去当寓公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而是选择了留在上海当副市长?而且在“高铙反革命集团事件”之前,毛因忙于巩固政权和“抗美援朝”……这些事,尚未来得及对潘汉年、杨帆等人进行灭口时,居然在陈毅进京开党代会时,主动向陈毅交待那段奉毛的密令与日伪勾结的历史,也就是主动向毛提起这段历史(潘知道陈进京后肯定会向毛汇报这件事),难道潘是想借此提醒毛:我对你是有大功的,“解放”后你当了主席,怎么只给我一个上海市副市长?或者是借此要狭毛,你不给我更大的回报,我就要把你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全都抖出来。潘若真这么想,那表明潘虽为毛和中共当局卖命这么多年,他对毛和中共当局的本质仍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也算得上是咎由自取吧!卢老三与潘、杨同为华东地区地下党负责人,同受饒漱石的领导,在饒、潘、杨遭批斗、关押、判以重刑时,卢老三不仅未受波及株连反而晋升为外贸部付部长的要职,按中共内部斗争的惯例卢老三在当局惩处饒、潘、杨时,如不及时对饒、潘、杨进行检举揭发、无情批斗并与他们划清界限,而且表现积极是不可能不受株连波及反而晋升要职的。由此看来卢老三是决不会甘冒违反地下工作紀律的风險,直接或间接给卢先生和我父亲如何应对局势的忠告的。由此看来这一决定完全是卢先生和父亲根据当时的局势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前曾有过两家人连同广大药房员工物资一同迁往香港的方案,并因此而搞得家里人心惶惶,隨时准备去香港,大姐的学习也因此受到影响,因无心读书,使得一向成绩优异的大姐那个学期结束时居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按艺芳女中的严格规定是要留级的,后经父母与学校交涉,说明因时局不稳,家里又一度打祘南迁香港以致使大姐无法安心学习才出现一门功课不及格,学校考虑到局势的不安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不良影响确是客观事实,类似的情况其他同学也有发生,加之大姐一贯成绩优异,从前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学校终于决定给大姐一次补考的机会,补考及格即可隨班升级,否则要留一级。对大姐来说只须稍微用心一点,补考过关是绝无问题的。

一九四九年的三、四月份卢先生一家先去了香港,我们一家及广大药房的员工一起留守长沙,继续经营广大药房,以观共产党来了之后的情况,再确定是我们去香港与卢先生一家会合;还是卢先生一家从香港返回长沙继读经营广大药房。之所以没有决定一起都搬到香港去,一是那里人生地不熟贸然前往经营西药房,担心业务一时难以展开;二是在长沙经营了三年多西药业务,市场均已打开,已有了许多较大的固定客户如湘雅医院、仁术医院、市立医院和一些私人诊所、及长沙周边县市的小型西药房、私立医院等都有较为固定的业务住来。如共产党来后仍可继续正常的经营,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父亲和卢先生都是那种对政治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做好生意,让一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的商人,他们对国民党时代的贫污腐败是早已经耳闻目睹了的,可是对共产党的本质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这就是他们对共产党来了之后仍能继续正常经营广大药房抱有希望以原因。

按父亲和卢先生这类纯粹的商人观点来看,不管是国民党统治也好,还是共产党统治也好,老百姓总是需要食品、生活用品、药品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有需要就要有商品的流通,有商品流通就有生意可做,就需要有做生意的人和商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任何朝代都不会改变的事情。

从一九四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底这一段时间是国共内战最剧烈的阶段,哥哥常和我们讲他的救国救民,希望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富强的新中国、实现孙中内先生耕者有其田,和强国富民的三民主义的理想。正是这个时期哥哥已把救国救民、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种子撒进了我那幼小的心田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成长。促使我一生走向追求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道路,尽管后来这条道路充满荆棘、苦难、艰险,我和我的家庭为此对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至今我仍始终坚持不渝、无怨无悔。

住在大东茅巷时,家里还发生了两件印象深刻的事,一件是大约一九四八年春季,有天晚上父亲约了几位朋友来我家吃晚饭,父亲的朋友同事都知道母亲的菜做得好,每当父亲请同事朋友吃饭时,他们通常不愿父亲到餐厅去宴请他们,而是希望到我们家里来吃母亲做的菜,那天吃完晚饭,生意上的事已谈完,大家无事便在我家搓麻将(这是当时流行的娱乐消遣方式)。大概到半夜十二点多钟,突然被两个戴礼帽的人一脚踹开客厅的大门,用手枪指着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大叫道:“我们是侦缉队的,在外面听见里面有麻将声进来抓赌的。”同时向父亲他们亮出了长沙市公安局侦缉队的身份证件,又大声斥责道:“现在共产党叛乱,国难当头,你们竟敢公然违背蒋总裁提倡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的宗旨,聚集赌博。”并扬言要把父亲他们抓到公安局处理,桌上的赌资依法没收。父亲他们知道这二位不过是想借此捞点外快罢了,便一面好言解释,一面除了桌上的钱让他们拿去外又另外拿了一些钱给这二位侦缉队员,说是二位这么晚还为党国效劳实在辛苦,这点钱祘是我们几位请你们二位在外面吃点夜霄吧!这二位侦缉队员拿了钱便扬长而去,走前还声称:兄弟也是公务在身,不得已而为之,并告诫:以后不许再打牌。

我家四合院西面大门两边是一道大约两米来高的矮墙,这对于那两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而言一人站在另一人的肩膀上就可轻易翻越,先进去的人再把大门轻轻打开让另一人进来。此外父亲他们一面打牌一面交谈,注意力又都集中在牌上,所以头一个侦缉队员从墙上爬下来的声音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才出现了前面那二人同时踹门而入的那一幕。这二人还祘好,在拿了桌子上的钱和父亲送给他们的那点钱就走了,并未把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的钱都搜光,也没有叫嚷要父亲把家里的钱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也祘是懂得适可而止吧!当时这二人如果真的把父亲和朋友身上的钱都搜光、把家里的钱也捜光,当时父亲他们大概也不敢不从。但若如此,这二人冒的风险就太大,由于损夫太大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事后必然会去通过各种途径(即使花些钱也在所不惜)找到这二位侦缉队员的顶头上司那里,去告他们敲诈勒索或找来报社的记者将比事公诸报端,那么这二位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打麻将即使当时已禁赌也祘不上什么大罪,但一个侦缉队员借公务之便敲诈勒索市民却是一个足以让他丢掉饭碗,还要坐牢的大罪。像这样他们二位占点便宜拿钱走人,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破点小财消了灾,也不会再去追究这件事了。这是那个时代留在我印象中除城东四校胡校长和刘老师贪污美国救济物资和学生旅游经费之外另一件公职人员腐败的事例。

我家在大东茅巷的小四合院大门是双扇木门,不是十分厚实,门两边是两米多一点高的围墙,大门上方有一个小门楼,门栓是上下两个双向的推拉门栓,为安全计,大门两个门栓栓好后还要在门的中部加一根大约10厘米×10厘米见方;长约两米多的长方形保险杠,杠的两头分别插在固定在左右木门柱上的两个方形铁扣环里。大概因为每年夏天家里都要把二十几件皮袍和其他衣物拿到小院子里曝晒(这是一项皮袍、衣物防潮、防霉、防虫蛀的重要措施)。那时的长沙白天家家户户都是打开大门的,不像现在,那时没有那家白天关上大门的,除非家里没有人在家。也许是晾晒皮袍时,让过路踩点的贼匪发现,这家人光皮袍就这么多,必定非常有钱,实际上我家经八年抗战之后,早已是今不如昔了。又见这家人家常有大小不一的木箱搬进搬出,因为我家有一间房是广大药房的库房,所以常有外地发过来的装西药的大小木箱搬进库房,又因要把库房的西药运到药房的门市销售,故常有大小装西药的木箱搬出。贼匪们的眼线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金银财宝,因此打起了盗窃的主意。有天半夜窃贼们来行窃,他们从门侧缝里把手伸进来,把门轴从门臼槽里端出來,以为就可以把门卸下来,贼匪门不知道门中部还横了一根大木杠,贼匪们不知何故,门怎么也卸不下来,当贼匪们用力摇动门页时,门上的两节铁门扣被摇得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说来也巧,那天晚上母亲有点不舒服,到半夜也未能入睡,因母亲听见铁门扣响,起先以为是风吹动铁门扣发出的响声,可是看晾在院子里的衣服一点都未动,不像是有风的样子,母亲觉得有点不对头,连忙把父亲叫醒说:你听门外好象有不正常的响声,已经有一会了。父亲听说连忙拿起手电筒,轻轻打开卧室和客厅的门,突然把电灯打开,马上就听到大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大到小最后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父亲走近大门一看,两扇门页均已被端开,门框与门页的下部已露出了15厘来左右的间隙,幸亏那根横在门中部的保险大木杠牢牢地把门页顶住了,贼匪们才未能得逞。由于担心贼匪门再杀一个回马枪,父母亲把所有的电灯都打开,拿着木棍和手电筒坐在客厅里守候了一夜,直到次日天明,父亲请来木匠把大门加固,又把门页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用木板封死,这样从外面无法把手伸到门页下,把门页端开。贼匪们之所以没有翻墙进來,这得归功于前不久进来抓赌的那两位侦缉队员,他们顺利翻墙进来抓赌之后,父母亲看到院子的围墙大矮,太容易翻墙进來,于是请來了泥水匠把围墙用砖和石灰加高了一尺多,还在墙的上面舖了厚厚一层石灰,又在石灰上插滿了尖锐的碎玻璃片,这样要徒手翻越就比较困难了。我想,是贼匪们事先没有看到放在里面的保險杠,从外面只看到门页与门框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手掌可以从外面伸进来,以为轻易就能把门页端开进来行窃,所以根本就没有作翻墙的准备。如果贼匪门知道门中部有保险杠即使把门页端开,出现的间隙也不足以使他们能钻进去的话,贼匪们是会考虑以翻墙的方式入室盗窃的,贼匪们只须准备两条旧麻袋和一块旧棉絮盖在墙上的尖锐玻璃上,一人站在另一人的肩上便可翻墙进入院子,再从内部打开保險杠、打开大门让同伙进来便可行窃了,若如此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发第二天周围的邻居们听说后都跑来看,都连声说我家的“财神菩萨坐得高”,意思是幸亏有财神菩萨坐在我家高处关照,才使我家没有破财。

在大东茅巷的家里老鼠又大又多,有时大白天也跑出来觅食。老鼠多,我想与当时长沙的排水系统有关,那时很少有管道,各家都有一条砖砌的小阴沟从各家的排水口(通常排水口设在厨房)通到街中部盖着麻石(即花岗岩,长沙人称之为麻石)板的阴沟里,各街道的阴沟又与主要街道的大阴沟相联通,最后将生活废水排放到湘江(那时工业废水很少)。这些大小阴沟便是老鼠理想的棲身场所,阴沟里不仅能找到残饭剩菜裹腹,还可躲避猫、鹰、枭等天敌和人类的捕杀。

街上的阴沟并无专门的卫生或市政部门进行清淤疏浚,而是由城郊的农民或菜农来清理,沟里又臭又黑的淤泥是理想的有机肥,农民们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清理阴沟的街道,好像划分了势力范围一样。因为阴沟里的淤泥在那个没有化肥的年代,是不可多得的高效有机肥。农民们通常会挑一担取淤泥专用的箕口往上翘的竹制撮箕(可使淤泥不致从箕口流出,这种撮箕编制得十分细宻淤泥基本上都不会漏出来,一担这样的撮箕装满可盛一百四、五十斤淤泥,还要带上一把又尖又厚实的尖嘴锄用来撬开阴沟上盖着的石板。正是这些农民不辞辛苦地清理才使得长沙市的排水系统始终保持畅通。而农民又因此仅需付出劳力就免费获得了他们种田种菜非常需要的高效有机肥料。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环保又省钱的城市排污系统运行的方式,市政当局不须为此付出任何资金、人力(当然阴沟的修砌维护还是要由市政当局负责的),因为农民为了得到一条街道阴沟的清淤资格不容易,他决不会放棄这种只须付出劳力不须付出金钱,就可获得高效有机肥的机会,因为那时的农民有的是睡一觉就可恢复的劳力,缺的就是金钱。所以,不需要任何人、任何机构去督促他,他会非常主动地去把属于他的那一段街道的阴沟清理干净,使之始终保持畅通。

在被共产党丑化为“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那个时代,从未见有任何市政机构、政府部们找这些清淤取肥的农民收过任何税费,或办理任何许可证书之类的东西。

当时长沙的粪便和垃圾处理是这样的:通常每条街道或相邻的两三条街巷便有一个公共厕所,一般居民家庭都备有供方便用的马桶、便盆盛滿后就倒到附近公共厕所的粪便池里去,或是就近直接到公共厕所方便,有钱且房子较大的人家都有自己的厕所,公共厕所的粪便通常都以每月粪便数量的多少为依据,市政当局以一定的金额包给专门从事粪便交易的商人,由他们负责清理公厕的粪便和打扫公厕的卫生,市政机构用这笔收入作为公厕的修建与维修费用,粪便商派人把从公厕收集的粪便用载有大便桶的板车把粪便垃到草潮门湘江边上专门的粪码头,那里有多个大型的贮存粪便的大池子,这里是长沙粪便的集散地,各地要购买粪便的农户用小船从这里把从粪便商那里购得的粪便运回家作肥料使用,一般都以担计价,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人粪便是十分宝贵的高效有机肥料。至于私人家里的厕所通常都有城郊固定的农户定时来把粪便挑走,他们很珍惜这种机会,总是在他们负责清理的私人厕所粪便池装满之前,早早就把其中的粪便清理干净了。至于垃圾的处理是由市政部门雇用的专人每天定时拉着上有大垃圾桶的板车在街道上收集,收垃圾的人每到一处把手中的铜铃一摇,周围的住户就会把家里聚集的垃圾拿出来倒进车上的垃圾桶,那时垃圾的数量很少,废纸、空牙膏袋、旧衣破布、破铜烂铁、碎玻璃…等凡是能有一点用途的东西都不会当作垃圾扔掉,而是收集起来卖给收荒货(长沙人把收废品称之为收荒货)的小贩,被扔掉的只有媒灰、烂菜叶、陶瓷碎片及少量的残饭剩菜,这些垃圾在清除掉陶瓷碎片之类无机物之后农民都可以用來沤制肥料,所以那个时代从来没有听说过垃圾成为城市的问题,以现在的观点看,那时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符合垃圾分类回收、物资循环再生利用、垃圾零排放的现代环保观念的。

由于老鼠太多经常咬穿衣柜、衣箱、衣物和日常用具,我家用了许多办法灭鼠如:用老鼠药拌上食物毒杀、用老鼠夾子夾,也能消灭一些老鼠,但都无法根本改变老鼠危害的状态。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在一起想出了一个集娱乐和灭鼠为一体的灭鼠妙招,就是拿一块较厚、较重、边长约60-70厘米的木包装箱上的盖板,把平的一面朝下,把盖板放在地面,一端用一把带手柄的、手柄末端钻有一个小孔的鞋刷支撑起來(手柄一端朝下,刷子一端朝上),在刷子手柄的小孔上拴上一根长长的细麻繩,在支起来的箱盖下面放上一些老鼠爱吃的肉皮、肉屑之类的东西,我们拉着细麻繩的另一端悄悄地躲在相邻房间的门后面,从门缝里注视着箱盖下面的情况,一见老鼠进到箱盖下面觅食立即把细麻繩猛一拉箱盖立即压下,压在觅食的老鼠身上,我们立即从隐藏的房间里跑到箱盖上,一面欢呼一面跳跃,直到把箱盖下面的老鼠压扁,才搬开箱盖,用火钳把压扁的老鼠夾到垃圾桶里,然后把木箱盖拿到火上烘烤一阵以除掉箱盖上老鼠的气味,否则其他老鼠若闻到木箱盖上有老鼠的气味是不会再来上当的。此外还要另換一间房再如法炮制(如在原地老鼠也不会再來上当,除非要等好多天之后,死老鼠的气味已经消散殆尽,才会再有老鼠来上当)。

用这种方法有时一天也能捕到四、五只老鼠,也有过一次同时压到两、三个老鼠的记录。这种简易办法之所以能屡试不爽,主要是因为那时长沙的老鼠太多,大多数家庭都因连年战乱而陷入贫困状态,很少有丢弃的食物供老鼠作食物來源,饥不择食的老鼠警惕性大为降低,很难抵禦食物的诱惑而跑到箱盖板下面去觅食,以致招来灭顶之灾。另外,市内四通八达的阴沟形成的老鼠迁徙通道网络,使得即使即在我家得到了木板之下的食物不可吃的经验的老鼠,不再來上当,仍会有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经验的老鼠通过地下四通八达的老鼠通道跑到我家来继续上当。此法灭鼠不仅十分简便、成本低廉,而且还给我们带來极大的欢乐,这是我们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这种亲手捕获消灭老鼠给我们心灵上带來的欢快和成功的喜悦,一直伴隨着我度过了在大东茅巷的那段童年时光。

母亲有时也陪客人们打打麻将,她由于生性聪慧、判断精明,总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和母亲打牌的太太们中很少有人是她的对手。母亲不仅做得一手好菜,也喜欢做菜,到长沙后家境又逐渐好起来了,即使家里请了两三个佣人,也只要她们打扫卫生、洗衣、烧火、煮饭、摘菜、洗菜和每天按母亲交待的菜单去菜场买菜,而每道菜的烹制都是由母亲自己动手操作。除了出于爱好之外,父母亲吃不惯佣人们做的又咸、又辣、油又多的湖南菜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在那个妇女很少有施展才智机会的时代,母亲作为一个聪明能干的家庭主妇,烹制出让人赞不绝口的美味佳餚,便是她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方式之一,这大概也是母亲喜欢做菜的原因吧!
母亲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看京剧,自己也会唱。家里有一架留声机(手摇式的),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等四大名旦和言慧珠、谭鑫培、金少山、马连良、余叔岩、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肖长华、谭富英、姜妙香、叶盛兰……等京剧名角的唱片,家里应有尽有。

母亲在家无事时就放她收集的京剧唱片,一边欣赏有时也一边跟着唱,而且腔调、拍节、韵味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广大药房的几位喜爱京剧的员工陈理君先生、荆鹤皋先生、朱先生等都说母亲可以去当票友(业余京剧爱好者水平高的,有时偶尔客串参加专业的京剧班的演出的被称之为票友)。

据母亲说她年轻时和父亲在上海经常去看四大名旦、金少山、马连良、麒麟童、言慧蛛、姜妙香、盖叫天、叶盛兰…等名角的演出。那时长沙也有两家京剧院,一家是在灯笼街的长沙大戏院;另一家是在织机街的黄金大戏院,常有外地的京剧戏班轮翻到这两家戏院演出。每当有新的有点名气的京戏班到长沙这两家戏院演出,剧院便会组织西洋乐队到街上打广告、进行宣传并散犮介绍新来剧团主要演员、剧目和演员的剧照的传单以招徕观众。这两家戏院售票厅里的墙上还会用镜框挂出主要演员的剧照和便照,这些照片以挂头牌的演员的最多。当然像四大名旦、马连良、言菊朋、余叔岩、麒麟童、盖叫天…等全国一流京剧演员是很少到长沙这样的“小码头”來演出的。

当时的广大药房除了父亲和卢先生之外,还有荆鹤皋(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束从德(即前文中的束先生)、朱先生(一位卅來岁文质彬彬学者模样的人)、何文元(宁波人,从事西药行业多年的资深员工)、陳理君(上海人,从事西药行业多年的资深员工),此外还有几位一般员工和学徒:一位叫周敬之(长沙附近人,为人忠厚老实,解放后不久便被召进铁路部门工作)、一位叫余子印(长沙附近人,此人比较滑头,母亲对他印象不好,母亲具有那种一眼便可洞穿人的本质的天生的能力)、一个叫陈文华(上海人,年轻、热情、能干,每星期两次送菜给在艺芳寄宿的大姐这件事通常都是由他來办的,他有时也把我带在自行车上和他一起到艺芳去给大姐送菜。他后來参加抗美援朝多处负重伤致残,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在荣军疗养院了却残生)、此外还有一位姓唐的四十來岁的员工负责拉包车和货物药品的搬运。那时的长沙私人小轿车很少,有钱的人家、大一点的商店和公司都自备包车,这种包车式样与街上拉客的黄包车相近,但制作精美得多,车蓬、坐位、靠背、扶手都蒙有皮革,车身油漆光亮、车轮类似自行车轮,是可以充气的,扶手两旁还挂有金属结构的玻璃车灯,以供夜间行走时照明之用,车灯以电池作电源,车灯及车拉手上的金属部份都镀了铬。包车主要作为拉载父亲、卢先生和高级职员外出办事的交通工具,老唐还负责货物药品的搬运,所以经常到我家來搬运药品货物。老唐为长沙附近乡下人,原是一手艺精湛的木匠,广大药房开办时,经人介绍來为广大药房制作柜台、宝笼、货架……等,父亲和卢先生见他为人忠厚、勤快、办事可靠便把他留下來在广大药房当员工,收入当然比他作木匠要稳定、要好许多,也没有做木匠那样辛苦,老唐欣然同意留在广大药房工作。当时广大药房之所以要聘用荆先生等文化素质很高的员工(那时一个初中生就已经祘是文化很高了,大学毕业生简直就是十分罕见的高端人才),主要是当时的西药绝大部份都是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口的,药品的包装盒上的名称、使用说明书均是以外文(主要是英文)书写的,不懂外文是无法正常经营西药房的,所以各大西药房为聘到懂外文、懂西药并具备一定西医常识的高级职员即使花高薪也在所不惜。

在广大药房的几位高级职员里荆、束、朱、陈等四位先生也是京剧爱好者,我和母亲一起去看京剧时也常碰到他们几位。通常有新的京剧团到长沙演出,或是遇到有母亲喜爱的剧目上演,母亲便会早早地叫佣人去买好头两排的戏票去看京剧,一般每星期大约1-2次,每当此时,我下午放学回家知道母亲晚上要去看京戏,便早早把作业匆匆做完,吃完晚饭便和母亲一起去看京戏。那时候有大人带着的小孩看戏是不用买票的。母亲比较喜欢带我去看戏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大姐读寄宿通常都不在家,哥哥身体不好晚上不能耽误睡眠,二姐因已读高小作业较多,通常不能在去看戏前把作业做完,弟弟年纪太小,看戏时无法一个人去厕所方便,还要大人陪着去才行,因为年纪小瞌睡比较大,往往看戏看到一半便睡着了,又担心他着凉,这些都影响母亲看戏,所以母亲较少带他去看京戏,只有我年纪不大不小,作业又少,一般在晚饭前都能匆匆做完,上厕所、到戏院门口买瓜籽、花生米等事均可胜任,无须母亲操心,看戏也不打瞌睡,于是我就成了陪母亲去看京戏的首选对象。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长沙各大西药房老板大多为江浙人,只有“华美”、“屈臣氏”两家是湖南人所开,太太们都以看京戏为时髦,江浙人都认为湖南的花鼓戏、湘戏太土。西药房的太太们不仅喜欢看京戏,而且都喜欢把自己的儿女穿载打扮得漂漂亮亮带着一起去看京戏,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其他太太们面前显示自己儿女的聪明、伶俐、票亮,以引來其他太太们的誇赞与羡慕,从而滿足自己的虛荣心。母亲把我带在身边无论是聪明伶俐,还是五官相貌上我都不会输给那些太太们的子女。从小母亲对子女们的严格(有时甚至达到严历的程度)教养使我们无论言谈举止还是吃零食时都显得文质彬彬,见到认识的先生、太太们便会主动叫X伯伯、X妈妈。这些方面令那些被长辈娇生惯养坏了的孩子们相形见拙,这使得这些先生、太太们忍不住在母亲面前对我大加赞赏一番,并引得许多先生太太们对母亲投来羡慕的眼光。这大概是母亲最惬意的时候吧!我在这样的京戏氛围中长大,京剧已进入我心灵深处,养成我一生对京剧的喜爱,京剧它那时而幽扬婉转、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沉忧怨、时而高吭嘹亮百听不恹的唱腔和伴奏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回味无穷,往往头一天看完一场京剧,到次日它的唱腔和伴奏音乐的旋律仍在我心中迴蕩,实有一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韵味。

小时候我喜欢看的剧目是“大闹天宫”、“群英会”、“挑滑车”、“三叉口”、“獅子楼”、“三英战吕布”……等武打和场面宏大的剧目,而母亲喜爱的是那些讲究唱功和做功的剧目,诸如:“四郎探母”、“玉堂春”、“六月雪”、“游龙戏凤”、“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红娘”、“锁麟囊”、“打渔杀家”、“桑园会”、“甘露寺”、“追韩信”“荒山淚”……等剧目。隨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京剧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我喜欢的剧目也与母亲喜欢的渐趋一致了。

母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管教是十分严格的,平时很少隨意打骂我们,而每隔两三个月和我们祘一次总账,把这两三个月來我们在家里、在学校所犯的错误、不文明礼貌的行为举止、言谈集中在一起进行一次严历的惩罚,,通常是用客厅的一根小门栓(一根3厘米见方,长约1.2-1.3米的小木棍)一顿猛揍,直打得我们呼天叫地、痛不欲生。不过棍子从来不打头部和上身专拣大腿、小腿肚、屁股这些肉厚的非要害部位猛打,有时也打到手臂上,那是因为我们本能地试图用手去阻拦飞向我们身上的棍棒所致,祘是“误伤”吧!这样的打法既能打痛到令我们刻骨铭心的地步,又不致伤及筋骨要害,通常被打过的地方会肿起一条条的棒痕,要三四天肿才会消失。在我的记忆中大姐和哥哥几乎没有挨过母亲的打,二姐也挨得少,我挨得最多,弟弟次之,这恐怕是因为我生性顽皮、不愿墨守陈规、好奇心又特強喜欢做出一些别人不曾做或不敢做的事的本性所致吧!隨着年龄的增长挨打的次数越来越少,到读初中后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挨过打了。

[註:1]后来才知道:当年在长沙卖水、卖黄泥、在码头、车站搞搬运、装卸出卖苦力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份是为了躲避中共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叛乱给当地造成的灾难,而逃亡到长沙等大中城市谋生的湘赣边界地区的农民,这些劫后余生的农民,为生存被迫离乡背井或孤身一人;或扶老携幼逃往城市,他们早已被中共引发的战乱搞得除了一身别人很难剝夺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体力之外,已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们到了城里当然只能从事诸如卖水、卖黄泥、搞装卸搬运之类除了体力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资源的工作以养家糊口(他们顶多只需自备一担水桶、一担箢箕、一条扁担)。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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